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选题背景怎么写

提起司马迁，人们首先会想到有关他的两件事，一是他撰有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一是他受过宫刑。可以这么说，由于司马迁的名气，在宫刑的人物史上，司马迁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也就与宫刑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他生前把宫刑当作奇耻大辱。司马迁与宫刑的关系，也是历代史家和学者研究司马迁时避不开的一个话题　　。究竟宫刑给司马迁和《史记》带来怎样的影响，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较普遍的观点是，司马迁因李陵之祸惨遭宫刑是他个人生活的悲剧，却是《史记》增色的新起点。天汉三年（前98），正当司马迁埋头著述《史记》的工作进入高潮，“草创未就”之时，突然飞来横祸，受李陵案的株连被下狱受腐刑。司马迁身受腐刑，人处逆境，体味三重，对封建专制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与权势浮沉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从“以求亲媚于主上”的立场转而“发奋著书”，对国事世事从此冷漠不再关心。他因“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抒愤寄托，强烈地表达他的是非观点和爱恨感情，从而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就是这种“较普遍观点”的推理逻辑，它的潜在话语是宫刑成就了司马迁，司马迁因宫刑而使《史记》的思想性与文学性更上一层楼。这种逻辑的极端发展是，明代的部分史家甚至认为要成功先自宫。　　很明显这种逻辑是基于司马迁一定能战胜宫刑带来的奇耻大辱和痛苦使人深刻这两种前提的。其实面对宫刑所带来的奇耻大辱，在生与死的选择上，司马迁徘徊了多时。虽然他最终为了那无声的立言事业选择了生，但“刑余之人”的痛苦一直煎熬着他的后半生。所以我们不能仅从司马迁最终战胜困难的结果，从而把过程想得太轻松，高估宫刑的积极意义。　　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所以司马迁视腐刑为奇耻大辱，不仅“重为乡党戮笑”，而“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司马迁出狱后，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此职本由宦官担任，是皇帝身边机要秘书长官，侍从左右，出纳奏章，位卑权重，被朝臣目为“尊崇任职”。司马迁不以为荣，反以为辱，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报任安书》中他满怀凄怆地诉说他的痛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菙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一气排列了十种耻辱，都是人世间的极大不幸，而“最下腐刑极矣”。一个“最”字，还要加一个“极”字，可以说把辱写到了极点，司马迁也痛苦到极点，“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经历如此痛苦，司马迁多次想自杀。“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平民奴婢面对羞辱尚且去死，何况我一个堂堂士大夫呢？司马迁一遍遍地拷问着自己。但若是这样轻易死去，不能留功名与后世，“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况且又怎能对得其父亲的临终嘱托？这种痛不欲生的心境，这种矛盾交织的状态，严重影响了司马迁的创作思考和写作进程，以至于到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史记》仍未最后定稿。父子两代人就《史记》写了几十年仍未完成，一方面说明他对史家职责的认真，但也不能不说明司马迁因宫刑在创作上受到了巨大干扰。由此看来，宫刑实际上对司马迁进行《史记》的创作起到了反面的作用，而不像那些论者仅从结果来看显得那么积极。

创作背景：汉帝国继承五帝的遗风，接续三代中断的大业。因周朝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焚毁《诗》、《书》，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而这时汉朝兴起，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马迁之父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与世长辞。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取材：《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 《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史学影响：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被列入小学生语文实验教科书第18课《将相和》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生长在西汉武帝时代，曾任太史令，因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而触犯武帝忌讳，遭受腐刑。被刑后，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和憎恨的心情，坚持完成了五十万言的历史巨著——《史记》。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展示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武帝时代的三千年的历史画卷。《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研究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可是对于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这个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 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定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郭沫 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 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之死桓宽盐铁论周秦篇文学读书人 所言：一日下蚕室创未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 悯盐铁会议召开于西汉昭帝始元六年离司马迁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汉书载司马迁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有关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三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西汉学者褚少孙曾说过“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距武帝驾崩仅四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专访，必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总之，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是为“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目前尚无明文信史作据，有待于今后新史料的发现和人们的进一步研究

纂修动机一、秉承先父遗志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见其秉先父之意。二、继承《春秋》精神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三、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出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司马迁的生平和著作司马迁(前145—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为了供职的方便，他移家长安。在此以前，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古文”(如《说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卷三十六·陈杞世家第六卷三十七·卫康叔世家第七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卷四十·楚世家第十卷四十一·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卷四十二·郑世家第十二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卷四十四·魏世家第十四卷四十五·韩世家第十五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十八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第十九卷五十·楚元王世家第二十卷五十一·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卷五十二·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卷五十九·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卷六十·三王世家第三十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第四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九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卷七十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卷七十二·穰侯列传第十二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五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第十七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第十八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卷八十·乐毅列传第二十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卷八十二·田单列传第二十二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卷八十九·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卷九十一·黥布列传第三十一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卷九十四·田儋列传第三十四卷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卷一百四·田叔列传第四十四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卷一百八·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第五十四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第五十五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卷一百一十九·循吏列传第五十九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第六十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第六十五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第六十六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第六十七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第六十八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