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论文范文

自任教以来，先后讲授《政治学原理》、《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行政学》等专业课程。专业研究的侧重点是“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和选举政治” 、“世界民主问题的比较研究” ，先后主持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20世纪世界不同类型民主发展的比较与反思》（01JK041）、《农村社会转型与党内选举党代会常任制实证研究》（05JK004），参与《中国近现代民本文化与民主文化的冲突与融合》（03JK039）等项目研究。在《内蒙古大学学报》、《理论探讨》、《人大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济南大学学报》、《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2omy , IPE） 作为在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产生的， 与传统国际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 、政治经济学理论、国际经济学理论有着复杂渊源关系的新型交叉学科， 自20 世纪60 —70 年代在同属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欧洲与美国产生以来， 虽然研究范式日益规范， 研究议题日益明晰， 研究文献日益丰富， 但距离成为一门成熟而完善的学科还有相当的距离， 主要表现在以下3 个方面：　　第一， 学科属性模糊。学术界就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属性还没有取得广泛共识， 有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也可以说是现代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1] 也有学者认为， 国际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学乃至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2] 还有学者认为，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是经济学理论范式不断发展与演变的逻辑结果。[3] 学科定位的模糊直接影响到学科发展方向和研究范式构建及完善。　　第二， 学科研究对象模糊。国际政治经济学科的开拓者罗伯特·吉尔平（ Gilpin） 把“追求财富与追求权力之间相互的动态关系”[ 4] 作为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 有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学问。[5] 无论是财富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还是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都是一个较为模糊的说法， 因为该叙述没有进一步明确互动关系发生的主体， 也没有对互动关系和相关关系进行明确区分， 更没有对互动关系的内在机制、衡量指标和影响效应给出说明， 学科研究对象的模糊性直接导致学科研究议题的泛化和广化， 造成学科边界模糊， 难于与其他学科特别是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作出明确的区分。　　第三， 学科研究方法不规范， 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人文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思想意识为主要研究内容， 如果脱离了对人类个体和群体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与思想意识的观察和解释， 则难于对各种人文社会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大多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叙事宏大、议题宽泛， 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与逻辑的严密性。　　大多数学者认为，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70 年代，[6] [7] 在20 世纪80 —90 年代获得了初步发展， 21 世纪以来中英文文献日益增多， 但仍然处于形成与发展过程之中， 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系统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体系。已有学者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述评。[8] [ 9] 现有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文献的特点表现在多个方面，但政治权力（国家） 与经济利益（市场） 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的内在机制与效应始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内容。无论是以吉尔平为代表的第一代IPE 学者， 还是以基欧汉（ Keohane） 为代表的第二代IPE 学者， 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研究的重要议题。[10]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支众多、体系庞杂[11] ,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与相互一致的研究范式， 既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缺陷， 也是该学科不成熟的主要表现， 更是研究内容拓展与研究范式建构的理论起点。　　作为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基础的相互依赖理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 拓展与丰富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视野与内容， 但仍然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需要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 其一， 主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体系为研究对象， 以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互动为主要研究内容， 忽略了对当代世界体系中的重要国际行为主体———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其二，以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要国际行为主体的政治与经济互动行为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 以企业、家庭和个人为国际行为主体的政治与经济互动行为的研究文献则相对较少， 理论分析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与严密的内在逻辑结构。其三， 偏重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长期、宏观与总量研究， 忽略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短期、微观与个量问题研究。其四， 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得到广泛认可的分析工具， 各种理论体系和流派间的交流、比较与综合仍嫌不足。其五， 对国家行为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之间的区别与不一致性有所忽略， 建立在个人行为理性假设基础上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并不能简单套用到国家行为模式分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