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献学家黄永

黄永年先生学识广博，视野开阔，其深厚的文献功力，当世学界罕有其匹。他几十年潜心精研，著作等身，在历史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古文献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精深造诣，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北朝隋唐史及唐代文学、古典诗词小说的著名研究专家，更在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古籍整理等领域内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古文献学学科的一代宗师。黄永年先生先后师从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童书业先生，受业名门，学有渊源。他早在大学学习期间发表的论文就引起学界关注，受到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的嘉许。近六十年的生涯里，他笔耕不辍，即使在错划右派期间，仍未放弃学术追求，其间撰写有关唐代经济和碑刻书法的文章，直到“文革”以后才陆续发表。 二十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黄永年先生主要从事唐史研究，兼及古典诗词和小说。研究玄武门之变、武周政权及其影响、宦官与禁军、肃代朝政局、泾师之变、二王八司马政局、元和后期党争。弄清楚这些无非是权力之争，而并非如通常所说庶族士族之争。黄永年先生在90年代中后期又上溯北齐、北周和杨隋，探讨这一时期的史事。弄清楚北周实较北齐落后而被视为夷狄，周之灭齐惟恃府兵之强实为落后吞灭先进，但府兵缘隋开皇时“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而失去战斗力，文武合一之关陇集团在隋至唐初亦不复存在。其中仍多有与陈寅恪先生旧说之异同之处。至于古典文学方面，则写过《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长恨歌新解》等文字，并发现了仅存的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点校了《西游证道书》并考知《西游记》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考知《西洋记》金碧峰的本来面目。黄永年先生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指导学术研究，抵制所谓“古为今用”之类的庸俗方法，并注重解决历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诸多研究成果以史料扎实、考证细密、见解精卓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瞩目和推重，他的学术论文多收在已结集出版的《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树新义室笔谈》、《学苑零拾》、《学苑与书林》等著作中。尤其是凝聚他数十年心血研究中古史的力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以历史上北朝至中晚唐一系列影响巨大的事件和制度为重点，进行了系统考察，他以敏锐的历史洞察能力，全面深厚的文献功底，缜密娴熟的考据方法，不仅厘清了诸多千古疑案，大大扩展了对这一时期某些重大史实的深入认识，填补了北朝及隋唐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以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提出若干独具创见的新观点，代表着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最高水平，充分展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风范。黄永年先生参与了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创立和建设，撰写了《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四讲》、《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和《唐史史料学》等多部著作，享有很高声誉，被中国国内多所著名大学选作教材，为文献学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先生还积极从事古籍整理事业的实践，精心标点校勘《类编长安志》、《雍录》、《西游证道书》等多种古代典籍，均以质量精良而被视作权威性的版本。 黄永年先生对古代文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十分尽力，主持完成国家教委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二十四史全译》中的《旧唐书全译》与《新唐书全译》；并为《祖国丛书》撰写《旧唐书与新唐书》、《唐太宗李世民》；还承担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内《旧唐书》等六种选译，成为该类读物具有典范性的佳作。 黄永年先生堪称教书育人的楷模。他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的创建人，自1979年起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生，1982年起又奉部命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得其亲传的及门弟子已近百人。黄永年先生先后开设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隋唐史专题（政治部分）、隋唐史专题（经济文化部分）等课程。黄永年印这些课程和学问都不是当年哪位老师直接传授的，而是凭黄永年先生多年自学而自行建立体系的。其中撰成教材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有《唐史史料学》、《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以及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的《古文献学四讲》。 黄永年先生授课内容丰富，贯通古今，挥洒纵横，深入浅出，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他所培养的学生，多人已成为学界翘楚，国家栋梁，他所传授的各门学问业已后继有人，他倡导谨严治学的优良传统和朴实学风。

回顾黄永砯的成长史，“造反”的端倪从大学就开始了，毕业创作他就直接拿着工业喷枪和喷漆而不是画笔来搞创作。他后来回顾大学生涯，说是4年学的东西，用了10年的时间才呕吐干净。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厦门一所中学做老师，在1980年代中期发起了“厦门达达”艺术团体，这是1980年代美术最极端最叛逆的美术运动群体，最著名的行动是在一次展览之后把所有的作品一把火烧掉了，黄永砯在焚烧的现场，用石灰在地上写上口号：“不消灭艺术生活不得安宁”——当然，黄本人不是这话的彻底实践者。这一切似乎事出偶然，对黄来说却难说不是精心筹划。多年之后谈往事，黄永砯提到，当别的艺术家想要在地上画个太极图案的时候，他当时并不赞同，认为这样会改变行动的意义。对艺术体制的反抗曾经让美术馆成为黄永砯直接“攻击”的对象，他和几位其他艺术家曾经被批准在福建省美术馆展出一个作品，但到展览前却突然改变展览计划，他率领参展艺术家把博物馆外的各种材料和废弃物放进展览空间，因此展览刚开始一个半小时即被封闭。因此，当1989年黄永砯去巴黎参加“大地魔术师”的展览，并选择留下的时候，也许令福建的一些美术界人士感到喜悦——一个让人头疼的“捣乱分子”终于离开了。黄永砯认为法国给了他一个新的语境，尽管开始语言不通，到今天语言可能依然是个障碍，但“一切障碍都不影响交流”。法国生活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官方身份，他不再是中学里的“黄老师”，而是作为艺术家和一些西方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在一起工作。他制作作品的空间也陡然增大，在制作一个有关“山火”的装置时，他把整座山都作为作品使用的场地。黄永砯的很多作品继续挑战美术馆，1992年在美国卡内基双年展上，黄永砯选择了把美术馆图书馆的两排书架全部放上用艺术杂志和艺术书籍洗成的纸浆，把洗的纸浆每一格用有机玻璃密封起来，但是不到一个礼拜，它的臭味就出来了，作品只好被撤。同年在意大利，他把400公斤的大米煮成饭放在美术馆大厅里，这些饭煮了一个星期，后面的还在冒热气，前面的已经慢慢霉掉、臭掉，他认为这个东西象征着美术馆作为一个消化系统，是并没有能力去消化艺术的。这个展览被命名为《不可消化之物》。黄永砯一再强调美术馆是坟墓，美术馆展出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僵尸，不可能在美术馆里学到艺术。美术评论家、策展人费大为曾经问他，“你为什么不把你焚烧作品的照片、录像和文字全烧掉呢？”黄永砯给出了一个不是太有说服力的回答，“如果连照片都没有了，谁会来相信你呢？”费大为认为，黄永砯的这种矛盾也可以用禅宗来进行比较，两者说的就是一个道理——语言是不能被传达的，语言是没有用的。但是禅宗，光是《五灯会元》就有20卷，啰哩啰嗦讲的就是一句话“千万不要相信文字”。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讲座上，费大为对大家说，理解黄永砯的要点就是：“千万不要相信黄永砯。”黄永砯知道了这话，表现得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