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社历任社长总编辑

郑梦熊，1933年6月生，浙江江山人，1948—1951年在浙江江山中学高中部学习，当选第一任学生会主席、团支书，江山县人民代表，衢州专区学生联合会副主席。毕业不久被任命为浙江省衢州团地委宣传部干事，1957年任共青团建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58年奉调《浙江青年报》报社，开始走上新闻工作岗位，后历任《浙江日报》总编辑、高级编辑，《人民日报》副社长、机关党委书记，《人民论坛》杂志社副社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并被选为十五大代表。

1930年，赵扬学徒于上海怡春钱庄，日点钞银，夜作诗词。3年徒期未满，已为沪上诗坛誉为“浙东才子”。满徒后应聘为均昌钱庄、光中银行职员。　　1931年惊闻“九·一八”事变爆发，赵扬疾书：“忍看烽烟遍吉黑，拼将血泪染江山。男儿殉国寻常事，不捣黄龙誓不还”。时年仅17，殉身报国之志，溢于言表。1937年“七七”事变后，赵扬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外围组织——钱庄业业余联谊会，以笔作刀枪，更加自觉地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钱庄业第一名秘密党员。党组织分配他兼任《银钱庄报》副刊、《新文丛》编辑。在《银钱庄报自由谈》专栏上，每期几乎都有他撰写的杂文，评说当局救亡得失，抨击日寇侵华暴行。同时，经常为进步刊物《奔流》、《草原》、《职工生活》撰写诗词、杂文。1942年，《自由谈》被迫停刊，涉嫌赵扬，引起日伪特务机关盯视。11月，党组织将他安全转移到新四军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弃文从戎。当时，他在《从戎》诗中写道：“南望金陵笑群丑，健儿杀敌气如虹。”表达了杀敌救国，一心为民的壮怀。　　1945年抗战胜利之初，赵扬先后出任华中解放区《新华日报》、山东解放区《大众日报》、山东解放区《新潍坊报》秘书主任、副社长。1945年5月，随军南下杭州，接管伪《东南日报》，参与改创《浙江日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后改任浙江省工业厅副厅长。　　1954年4月，赵扬随全国各地大批经济人才，远赴黑龙江，支援建设苏联援建的22项重点工程，被任为哈尔滨三大动力之一的哈尔滨汽轮机厂副厂长，主管工程建设，成为该厂创建者之一。　　195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拟调赵扬到国家机械工业部供职。在商调过程中，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得知他曾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几经协商，留任为黑龙江日报社副总编辑。1965年3月任总编辑。同年被选为黑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1960年初，协助前任总编辑白汝瑗，发动和组织全体编采人员，探索办报规律和省报风格。经编委会总结归纳为“新、全、高、快、短、活”六字办报要诀，得到全国文教群英会的肯定和各地报业的赞同。在以后的办报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六字要诀”的内涵。他强调‘以高挂帅、抓新要快’，就是要在学习领会党的指示上下功夫，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上下功夫；在提高政治敏锐性，提高新闻嗅觉，既能及时发现问题，又能辨别真伪是非上下功夫。运用“从短入手，既全又活”，则要在提高运用唯物辩证法思考问题、观察问题上下功夫，在增加知识、丰富文采上下功夫，在写材料简短精练上下工夫，务期创出独具黑龙江特色的新风格。　　赵扬不仅精研新闻理论，尤重新闻实践。经常下乡下厂，亲率记者一道挖掘重大典型，帮助立意修改，并自撰社论、杂文，以阐发典型报道的意义，扩大宣传效果。每一篇社论、杂文，都是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反复推敲，精心修订的力作。也要求记者，及时发现新事物，亲到现场采风，而“不要只端饭碗，向上要现成饭吃”。他常说，在家是总编辑，外出采访就是普通记者。自己写的稿子，要按规定审稿程序审改，不能搞特殊化。在社内则把主要精力，集中于一张报纸上。　　在把握方向，原则上，赵扬严谨务实。他审定稿件从内容到形式，从文字到标题，一丝不苟。一个字，一个标点，一个事实、一则引文、一个数据，发现失误或疑点，必找当事人查问明白。深夜值班，也不例外。对事要求严，待人则有长者之风，深受群众拥戴。编采人员很少有人称他官衔，而直呼其名。　　赵扬重视培养新闻队伍。认为要办好一张有独特风格的省报，必以人才为本，并提出培养人才的目标方向。他要求记者立志当又红又专的名记者，专业编采人员要力求成为社会该行业的权威。在他身体力行、耳提面命下，一批老编采人员更趋成熟，一批青年成为新秀。　　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盛行时，他敢于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从主观上决不见风行事。常常堵住一些失实或过头的新闻见报。1958年11月24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一炮轰下三十万吨矿石》的夸大新闻。他上白班读报（每人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读报，秘书长以上干部要看十份读者来信）后，即找有关人员追问：“三十万吨矿石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这些矿石散落得到处都是，怎么收捡的？”“这些矿石能运出来吗？”来人无言以对，只好如实答说，这稿是奉命采编发稿的。他强调说，不管是谁的指示，记者都要从实际出发，按实际情况采写。并皱着眉头，连说：“被动！被动！”1963年元旦社论给省委送审定稿小样中，有“迎接生产新高潮”的提法。他提出：“当前是不是新高潮？”“这个新高潮得迎出多远呢？”经重新请示，改正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口号。对省委提出的正确批评意见，每次都认真组织编辑部讨论，吸收经验教训，以防再犯，并引咎自责，从不诿过于人。1965年春，在开始回升的全省工业生产中，又出现片面追求增产，忽视节约倾向。当记者发回人物新闻《节约标兵王文梅》时，他亲自安排突出版面发表，引起有关部门重视，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为了总结反倾向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多次指令有关部门，为编委会起草了《黑龙江日报四年工作总结》（1957—1960）、《关于保证新闻报道真实准确的几项规定》、《关于改进记者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既检查了存在的问题，如政策理论上的片面性，宣传作风上的浮夸，宣传策略上的急功近利，也提出了从实际出发和加强调查研究的改进方向和措施。　　赵扬昼夜操办报纸之余，常从事诗词创作，见于报刊的，就有40余篇。赵扬诗词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早年诗词，具唐宋之风。后期诗词，歌咏社会主义新生活，有创新，有探索。他的诗词，凝炼、畅达、韵味纯而又足。如抗日战争初时的《感时诗》：“江南三月正春游，关外有人作楚囚；壮士头颅义士血，为谁断送为谁流！”　　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到哈尔滨，演出古装话剧《钗头凤》。观后写词一首《钗头凤》：“春如醉，人憔悴，伤心最是沈园会。发难结，情难绝，毕生遗恨，新词一阙。劫，劫，劫！居失蕙，朝有桧，满腔悲愤千行泪。胡未灭，人长别，秋风铁马，断云残月。缺，缺，缺！”这首词，真是字字感人，情溢纸表。　　赵扬不仅在诗词的创作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且在诗词（包括整个文学艺术）理论上也颇有见地。他在为《问轩诗话》所作序中，就提出了不少精粹的见解。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乍起时，因“三家村”文字冤案株连，被省委勒令“停职反省”。在劳动之余，时常填词作诗。屡遭“造反派”训斥，他却泰然处之。　　1971年11月恢复工作后，倾全力整顿报社，肃清“左”的流毒。当工作秩序稍入正轨，“四人帮”又煽起“批林批孔”的邪风。赵扬不怕引火烧身，扣发或删削了一批新闻稿中过激辞章。　　由于文革中遭受折磨，工作任务繁重，赵扬积劳成疾。1974年12月28日，因心脏猝落抢救无效逝世。年仅60岁。　　遗作有《晓望集》，邹问轩《诗话》序言，还有在黑龙江日报社内部刊物《练笔》、《业务研究》、新协《新闻尖兵》上发表的若干新论述，对新闻定义、办报方向方法、培养新闻队伍，读书、练笔、作风、为人等，有诸多方面的独到阐述。

郑梦熊，1933年6月生，浙江江山人，1948—1951年在浙江江山中学高中部学习，当选第一任学生会主席、团支书，江山县人民代表，衢州专区学生联合会副主席。毕业不久被任命为浙江省衢州团地委宣传部干事，1957年任共青团建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58年奉调《浙江青年报》报社，开始走上新闻工作岗位，后历任《浙江日报》总编辑、高级编辑，《人民日报》副社长、机关党委书记，《人民论坛》杂志社副社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并被选为十五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