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考古学的论文

《原井》，《青海师专学报》1988年4期。《试论我国史前时代的猎头习俗》，《考古与文物》1994年4期。《日本·中国古代の王权の诞生について》，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青陵》第85号，1994年3月。《斧钺の历史的意义について》，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研究纪要《考古学论考》第19册，1995年。《简论中国古代“城”的起源问题》，《新疆文物》1995年3期。《关于环壕聚落的几个问题》，《青年考古学家》8期，1996年。《略论史前时代的环壕聚落》，《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12月。《郑州西山仰韶晚期城址试析》，载刘舜康等主编：《跨世纪科学论坛》，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有角青铜斧钺と有角石斧について》，《古文化论丛——伊达先生古稀纪念论集》，1997年4月。《关于环壕聚落的几个问题》，《文物》1997年8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特点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8年1期。《试论城的起源及其初步发展》，《文物季刊》1998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98年10期全文转载。《关于半坡遗址的环壕与哨所》，《考古》1998年2期。《关于半坡聚落及其形态演变的考察》，《考古》1999年6期。《关于西山城址的特点和历史地位》，《文物》1999年7期。《史前城址在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文博》1999年6期。《略论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农业考古》2000年1期。《半坡聚落与黄河流域夯筑城址的发生》，《文博》2000年2期。《尧舜禅让故事与中原社会政治的演进》，《中州学刊》2000年3期。《尧舜禅让的时代契机与历史真实》，《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5期；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2001年1期全文转载。《史前武器及其军事学意义考察》，《文博》2000年6期。《中原地区龙山城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1期。《史前城址的自然环境因素分析》，《江汉考古》2001年1期。24．《中国原史时代论纲》，《文博》2002年2期。《试论史前城址的社会历史意义》，《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2期。《史前城址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思考》，《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28日第7版。《尧舜禅让故事的考古学研究》，《中原文物》2002年4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2年11期全文转载。28．《日本学者关于环壕聚落的研究》，《考古与文物》2002年4期。《史前聚落的自然环境因素分析》，《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版）2002年4期。30．《中国史前防御设施的社会意义考察》，《华夏考古》2003年3期。《略论史前聚落的萌芽与发生》，《中原文物》2003年5期32．《关于龙山时代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庆祝石兴邦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12月。33．《窑洞式建筑的发生及其环境考古学意义》，《文物》2004年3期。34．《资源开发与史前居住方式及建筑技术进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3期。35．《略论磨制石器的起源及其基本类型》，《考古》，2004年12期第66～75页。《CHINESE ARCHAEOLOGY》VOLUME 5 2005，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36．《略谈考古学文化与社会历史研究》，《中原文物》2005年3期第9～13、32页。37．《资源·技术与史前居住方式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7～169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38．《旧、新石器时代的演变与居住革命论》，《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感生故事与早期政治权力的更迭》，《中原文物》2006年3期第32～38、57页。《关于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分析》，《西部考古》第1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略论磨沟齐家文化墓地的多人多次合葬》，《文物》2009年第10期。《枣树沟脑遗址F14及其相关问题分析》，《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2期。《关于喇家聚落的灾难遗迹与广场建筑》，《考古》2007年第5期。《丝绸之路形成的东方因素分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7月第4期。《甘肃临潭县磨沟齐家文化墓地》，《考古》2009年第7期（谢焱，钱耀鹏，毛瑞林，周静，朱芸芸）。教学论文：《关于考古学专业的田野考古发掘实习问题》，《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增刊（第一作者）。

未发现文物在建设中的补救（目前各地建设部门与考古部门缺少沟通）城市化建设日益扩大，在开发建设中，施工单位缺乏考古常识，因此，有很多未发现遗迹极可能被永久破坏。如何补救成为焦点。供参考。

尹达与中国史前考古学 王世民尹达同志是老一辈考古学家中，对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的学者。1931~1937年，他活跃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安阳殷墟等项重要发掘。1954~1963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对于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数十年来，尹达同志特别是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奠定基础方面，有其可贵的业绩。一 中国考古学开始走上科学轨道的年代，首要任务是正确判别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尹达正是这个时刻，在李济和梁思永的领导下，坚持多年的田野发掘，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193l~1934年，他参加梁思永主持进行和自行负责的后冈遗址发掘工作。这项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相对年代，使我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提高—步。这里无疑包含着尹达的辛勤劳动。后来，他在濬县大赍店遗址的发掘和安阳同乐寨遗址的调查中，也曾发现龙山文化叠压仰韶文化的地层关系，进一步证实中原地区两种原始文化的年代序列。这些在今天，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普通常识，当时却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头等大事，是中国史前考古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1936年夏，尹达又在梁思永的领导下，与祁延霈一道，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大大地丰富对龙山文化文化内涵的认识。当时，这里曾发掘50多座墓葬，有的随葬品特别丰富。尹达参加革命前,已经将两城镇的发掘资料整理完毕，并且写好了报告的主体部分，由于没有来得及撰写结语便搁置起来。50年代中期，他曾根据自己手头的部分资料，准备继续进行两城镇遗址的整理研究，由于其他工作较忙未能写成专文。这项发掘的原始资料和报告初稿,现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可望进一步整理后正式发表。 尹达对殷墟发掘也有重要贡献。他曾与石璋如、祁延霈等人鼓动梁思永，领导大家寻找殷代的王陵。于是确认侯家庄西北冈墓地，并于1934年春，对该墓地进行中国考古学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从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三个季度，共计发掘10座殷代王陵，以及上千座残杀“人牲”的祭祀坑，为殷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尹达早年的突出成就，还包括根据一些遗址的系统发掘资料，第一次详细地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上世纪20年代前半期，瑞典学者安特生来我国进行史前时期的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仰韶村等著名遗址，由于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资料存在问题，所作错误论断在学术界造成了混乱。尹达从亲自参加后冈等遗址发掘所明确的仰韶、龙山两种文化年代序列出发，通过分析当时了解较多的龙山文化和仅有初步了解的仰韶文化两类陶器特征，较早地认识到“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1937年春，当安特生来史语所参观访问时，尹达曾当面向他提出质疑，但安特生固执己见，并不认输。于是尹达在当年7月，撰写《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文，详细阐述自己的见解(因抗日战争爆发搁置，迟至1947年3月发表)。该文又提出，安特生由于未能辨认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主要根据陶器的着色与否推测时间早晚，既然河南的龙山式陶器晚于仰韶式，那么所出陶器全是单色(某些特点和龙山文化遗存相似)的齐家坪遗址，“是否早于仰韶期，其问题正多，不能遽为定论”。这样，尹达对安特生当时划分并曾产生相当影响的甘肃远古文化六期，也已提出大胆的质疑。后来，夏鼐于1945年，通过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找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层位关系；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地区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发掘过许多典型的遗址和墓地,使当地远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得到更为圆满的解决。 尹达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以后，于1939~1940年撰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年在延安出版)。该书的主要两个部分，分别从考古学上和古代传说上考察中国原始社会。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有益尝试。该书第一编，第一次在细致分析考古发掘所获可信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的发展进程。现在看来，尽管书中的某些论断不甚妥贴，主要是对殷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了过低的估计，认为当时处于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西周才是中国出现阶级社会的开始。但尹达以其一腔革命热情，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摸索了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结合、服务于理论斗争的一条新路，有其不可埋没的开创之功。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尹达于1954~1963年担任考古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长和所长，先后十年之久。他与夏鼐一道，把握考古研究的发展方向，指导全面工作。当时，尹达的主要精力虽然用于历史研究方面的组织工作，但对考古研究的动向仍时刻关注。他经常向我们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考古研究，使考古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954年底和1955年初，尹达刚刚回到考古战线的时候，先后发表《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两篇文章。他从分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和进一步批判安特生在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两个方面，阐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当前的迫切任务，以及原始社会研究在理论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早日建立起我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判明“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的文化系统”等课题，较早地引导大家关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和文化谱系问题。 1958年和1959年，面对社会上“拔白旗，插红旗”的情况，尹达在考古学界及时提出“立中有破，边立边破”这一反潮流的发展方针，以及“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奋斗目标，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把我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同时，他又从领导的角度，明确表示对类型学方法的态度，批评一提“瓦罐排队”就全然否定的倾向。这样，便使全国的考古工作避免和减少错误思想的干扰，更加健康的发展。 编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的时候，尹达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原始社会的问题，于1962~1963年初，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所作综合为基础，逐一分析重要的具体资料，写了五万余言的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该文以高屋见瓴之势，更加概括地总结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指出尚待深入钻研的问题，展望进一步前进的道路。尹达反复强调，考古工作者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以理论斗争的责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资料所反映的复杂社会现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必须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田野工作，根据层位关系解决好不同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本身分期问题。尹达颇为独到地指出，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1)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2)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3)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越过考古学的认真的综合研究，即进入氏族制度的社会历史的探索，就有可能制造一些学术上的混乱。”尹达还曾特别指出，必须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透过一系列的科学探索，“把长时期内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弄清楚”。强调这种文化发展系统(亦即文化谱系)的探讨，是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环节，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损失”。为此，他针对当时仍然轻视类型学研究的情况，进一步阐述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作用，提出对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陶片作目的性明确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当年，尹达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期盼，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园地，通过“园丁们的选种，培育，灌溉，锄草这一系列的大量劳动”，“出现杂草不生，百花盛开的、更为宜人的景象”。四十多年后的现在,这种更为宜人的百花盛开景象已经出现。在诸多考古学者的齐心努力下，各地陆续发掘一系列典型遗址和墓地，迅速出版许多大型考古报告，考古遗存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的研究更加深入，农业起源、生态环境、聚落形态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中国史前考古学发展的历史，重温尹达同志的业绩，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