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曦若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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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食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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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家是跨文化传播学的开拓者。从20世纪初期开始,以英国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为先导,对人类不同文化的差异及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学术努力日益深入。在“二战”进入后期阶段之后,美国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确保美军能在新近占领的岛屿上与土著居民沟通与合作?由于美军对这些土著居民的语言和文化一无所知,美国政府就邀请了一些优秀的文化人类学家,专门研究这些地区的文化。在这一时期,研究者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性产生了全新的理解,同时也积累了这样的认识:作为一门学科的跨文化传播学,应致力于考察那些对不同文化成员之间的人际传播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因素。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书,就是美国政府在1944年委托研究的成果之一。当时,美国政府需要两个问题的答案: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第二,如果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严重的事态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获致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皇宫?从日本俘虏身上,我们可以期望得到什么?在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本土进行宣传时,我们将宣传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那种抵抗到最后一个人的意志?这些问题在日本通中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对立。如果和平降临,为了维持秩序,日本人需要永远进行军事管制吗?我军是否要准备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与那些疯狂的抵抗到底分子进行战斗?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次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谁将领导这次革命?或者,日本民族只有灭亡?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报告推断: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与德国的诸多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随后的发展确如本尼迪克特所料,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决策也与她的意见大抵一致。“二战”之后,美国在世界许多地区建立了海外基地,与此同时,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性机构也在纷纷建立。美国政府急需了解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交法令》(Foreign Service Act),决定在美国国务院下设驻外事务处(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为美国援外技术人员和外交官提供语言和人类学意义的文化培训。一些学者认为,此举意味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正式开始。 1958 年,美国南亚问题专家伯迪克(Eugene Burdick)等出版了《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直指50 年代美国驻东南亚的外交官和经援人员漠视当地文化的令人反感的形象。美国国务院向驻外人员明确提出,应以该书为镜子来对照各自的行为。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是美国驻外事务处任职的专家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选拔和训练到国外工作的美国人。霍尔发现,美国人与他国人民相处时的许多困难是由于美国人“以我们自己的标准与他人交往”引起的,美国形象的不堪也与培训不足以及缺乏对其他文化了解的外交人员和出国人员有关。在发表一系列有关跨文化训练的论文后,霍尔在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具体勾勒了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的若干原则:跨文化传播训练的参与和体验;从单一文化社会层面的研究转向跨文化人际交往的研究;重视非语言传播;强调文化无意识(unconsciousness);坚持非评判性的族群相对主义(non-judgemental ethnorelativism);关注传播与文化的关系,兼之《无声的语言》首次使用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词,许多研究认为,此书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传播学的诞生。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起创立的“和平队”(Peace Corps) ,让美国各个学术领域对不同文化之间的有效传播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在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少数族群争取民权的斗争和不断深入的文化多样性争论,更使美国政府认识到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传播的重要性。以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为标志,美国政府开始正视少数族群文化的合法权利,同时,以文化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为主力,社会科学不同领域都加强了文化与传播的综合性研究。在这一时期,跨文化传播研究逐步从人类学中分离出来,开始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旨是对造成文化差异的文化、语言、非语言要素进行探讨,尤其是聚焦于理解人际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以及增进有效传播的相关技巧。自1961年到1969年,霍尔的《无声的语言》一书的发行量高达50多万册,并被译为6 种语言畅销海外。霍尔还出版了他的另一力作《隐蔽的空间》(The Hidden Dimension),分析了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类型、学习特点、接受和反应方式,得到了世界各地学界乃至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1966年,史密斯(Alfred Smith)主编了论文集《传播与文化》(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反映了知识界将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结合起来研究跨文化传播现象的集体努力。20世纪70年代,交通和通信技术迅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往来日渐密切,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对跨文化传播现象的关注和理论汇聚,跨文化传播学逐渐发展成为传播研究领域的一门独立学科。这一时期,全美传播协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与国际传播协会均成立了跨文化传播分会。1972年,第一届跨文化传播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1974年,《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年刊》(Th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创刊;1977年,《跨文化关系国际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创刊。跨文化传播专业出版社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其中包括影响至今不衰的Intercultural Press、Sage Publications等。大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和教学著作陆续问世,最有影响的是拉里·萨默瓦等主编的《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1972 年首版后每隔3 年就重新修订,成为长期通行的专业教材。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高等院校广泛设立跨文化传播相关课程,1977 年,全美有450 所教育机构开设了这门课,部分院校开始授予跨文化传播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传播学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学科在学术研究和应用领域的重要性得到了西方学界的普遍认可。1989年,阿森特(Molefi Asante)与古迪孔斯特主编的《国际与跨文化传播手册》(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就集中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鉴于跨文化传播学无可辩驳的实用性,其研究成果进一步被应用到外交、国际贸易和经济管理等机构,特别是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纷纷成立进行跨文化传播训练的专门机构。此外,由于跨文化传播学自身的发展,跨文化话语分析学、跨文化语用学、跨文化心理学等分支科学也应运而生,研究领域日益宽广,服务领域也在不断拓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各个文化之间的交融和冲突日益频繁,呈现着不同层次的摩擦、矛盾和冲突,跨文化传播愈加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关注的对象。正像萨默瓦指明的,“生产的流动性、不断增多的文化交流、全球化市场以及具有多元文化的组织和劳动力的出现——这些都要求我们掌握适应多元文化社会和全球村生活的技能”。 学界更为深刻地认识到,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掌握可以帮助人们与不同文化进行比较,改善人们的自我认识,促使人们重新审度自己的文化。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议题也变得更为多样,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分析、文化多元与文化霸权已成为探讨的焦点之一,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等问题正在被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还借助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女性主义、知识话语权力理论等,对跨文化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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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抖小姨

《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编:《海外传媒在中国》(中国文联出版社);合著:《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合著:《全球传播大视野》(社科文献出版社)。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外社会科学》、《新闻大学》、《文艺理论与批评》、《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新闻年鉴》等学术杂志发表论文多篇。在《光明日报》等媒体发表学术论文、专栏文章、新闻作品多篇。部分课题研究 参与并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A类,“21世纪世界传媒战略格局研究”; 参与国家社科规划办重大课题,“新型媒体的引导和管理”; 参与国家社科规划办重大课题,“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 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B类,“跨文化传播视点研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媒介话语:语言与意识的博弈》。部分论文 “民族意识的复苏还了美国原来的国家特性——评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的哀叹”,《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美国的传播霸权及其激发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保护”,《对外大传播》2005年第4期。 “欧洲的文化保护意识及策略”,《对外大传播》2005年第10期。 “东方学的变迁与美国当代东方学”,《光明日报》2004年11月30日理论版。 “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1期。 “后殖民时代的话语陷阱”,《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数字时代的文化倾销”,《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3期。 “2003年传播学研究综述”,《中国新闻年鉴》2004年卷。(合作) “2004年传播学研究综述”,《中国新闻年鉴》2005年卷。(合作) “后殖民视野中的‘第四世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西方媒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期。 “全球化与新殖民文化”,《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3期。(合作) “后殖民理论探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5期。 “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皖南事变’中的《新中华报》”,《新闻大学》2000年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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鵼鵼小舞

时间事件1914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WebsterGroves1918-1932年在新墨西哥长大1933-1937年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1936年获丹佛大学人类学学士学位1938年获亚利桑那州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194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42-1945年二战其间,被派往欧洲和菲律宾服役194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并在美国军队机关府特鲁克岛管理处从事研究1946-1948年任丹佛大学人类学系主席并从事丹佛的种族关系研究1948-1950年与EricFromm一起在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教书1950-1955年华盛顿特区外派人员培训学院第四课程体系主任1952-1956年在华盛顿特区精神病治疗学校任教1955年在《美洲科学》杂志中发表了发表《礼节人类学》一文1959年《无声的语言》一书发表1960-1963年又在华盛顿特区精神病治疗学校任教1963-1967年成为伊利诺斯州理工学院(芝加哥)人类学教授;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资助进行空间关系学和不同种族交往的研究1966年《隐藏的维度》一书发表1967-1977年成为西北大学人类学教授,直到退休1976年出席在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主办的跨文化传播会议。1976年《超越文化》一书发表1977年在柏林国际传播协议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1977至今退休后居住在新墨西哥的圣达菲;偶尔在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协会(SIETAR)的会议中及暑期跨文化传播学院讲学;在新墨西哥大学任教1983年《生活的舞蹈——时间的另一个维度》一书发表1983年《隐性差异:国际传播研究》一书发表1987年《隐性差异:与日本人做生意》一书发表1990年《理解文化差异: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一书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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