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编辑史上著名的编辑家有哪些

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有唐至明十七种类书之大成的〈渊鉴类函〉最浩博的〈佩文韵府〉填空：1世界上最早的书目要推古希腊目录学家、诗人卡里马科斯编的《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一览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书目的国家之一。班固编的《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有文献中记载最早的群书目录。官修书目中最出色的代表要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宋代产生的三部重要私家书目是晁公武的《群斋读书志》、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它开创了我国类书的编撰体例，被誉为“千古类书的权舆”。宋初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平广记〉〈文苑英华〉。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我国现存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概念：工具书：是根据一定的查阅需要，系统汇集有关知识材料，并按易于检索的方法排检，以便迅速提供知识信息的图书。文摘：则是摘录有关的报刊论文或图书的主要内容。字典：主要是解释字的形、音、义及其用法。词典：主要说明词语的概念、意义和用法。类书：是辑录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丽词骈语等资料。功能：1）查找词藻典故和诗词文句出处。2）查考史实和事物掌故。3）辑佚和校勘古籍。政书：是专门记载历代或某一朝代的典章制度资料。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总汇各个学科或某一学科的知识，提供人类有关知识领域的基本事实、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年鉴：是系统汇集一年内有关事物或学科的进展情况、重要文献及统计资料的连续性出版物。手册：是汇集某方面经常需要查考的基本知识和资料。名录：是汇集机构名、人名、地名等专名的基本情况和资料。统计资料：是系统汇集有关身会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统计数字和资料。数据集和数学用表；则是系统汇集有关科学和生产方面的数据、公式等资料。年表：是汇集历史年代和历史大事资料。历表：是汇集不同历法的年月日资料。书目：也称目录，是著录一批相关文献并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而成的揭示与报道文献信息的工具。索引：是著录书刊中的题名、语词、主题、人名、地名、事件及其它事物名称，按照一定的方式编排，并指明出处的一种检索工具。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辑汇有关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重要的丛书有〈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诸子集成〉。总集：汇集多人作品为一书，称为总集。重要的总集有<诗经>《楚辞》《先秦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词》《全上古三代秦汉三过六朝文》《昭明文选》《文苑英华》《全唐文》《全宋文》〈全明文〉〈清文汇〉等。１８汇编：通常称作资料汇编，是一种围绕某一学科、专题汇辑各种文献资料的著作。重要的汇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古典文学资料汇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技术成果大全〉〈实用科技信息汇编〉等。简答；工具书的功能用途：指示读书门径、解释疑难问题、指引资料线索、提供参考资料、辅助辑佚校勘、传播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用途。工具书的排检方法：一字顺排检法（部首法、笔画，笔顺法、四角号码法、汉语拼音字母排列法）。二分类排检法。（学科体系排列法、事物性质排列法）三时、地排检法（时序法、地序法）部首法的优缺点：优点：它把结构形态复杂而又极不规则的庞大数量的汉字分别归纳在一、二百个部首里，基本上符合汉字的结构特点和人们查字的习惯。不认识的字，不能用音序检字时，可以用部首法查出来。缺点：主要是部首位置不固定，或在做或在右，或在上或在下，有的还在中间，难以判定。以“年”字为例，有的字词典将其放在“/”部，有的放入“厂”部，有的放在“干”部。西汉刘歆编撰的《七略》将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个类目。书目的功能：检索功能、报道功能、导读功能。古今重要的书目有哪些？《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目录》《书目答问》《贩书偶记》《群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丛书总录》《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全国总书目》《中国国家书目》等。索引可分为哪几类？按照索引标引对象可分为篇目索引，内容索引又可分为语词索引、主题索引、关键词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分子式索引、引文索引等。索引的作用：是揭示和检索文献的工具，它是以文献中的某一具体事项和内容作为和检索单元，主要为读者指引其所在位置，起指南、指向、示址的作用，能够提高文献检索的深度和检索效率，因而，为人们所重视。重要的索引有哪些？《十三经索引》《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二十五史索引》《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全国报刊索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题索引》《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中国古代史论文索引》《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中国现代史论文著作目录索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索引》《古今人物别名索引》《室名别号索引》《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我国古代的字典词典大体上可分为哪几类？专就词典而言，又可分为哪几类？我国古代的字典词典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以义为系的字、词典。二是以形体结构为系的字书。三是以韵为系的韵书。词典又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语文性词典（词表）。第二类是百科性词典。第三类是专科性或专门性词典、词表。重要的语文性字、词典有哪些？以收录古代汉语词（字）为主的古汉语字书、词典。如《经籍篆诘》《辞源》（修订本）等；以收录现代汉语词（字）为主的现代汉语词典、词表等，如《现代汉语词典》《方言调查词汇》等，以及兼收古今词（字）的混合型词典，如《汉语大词典》等。查人名、地名重要的词典有哪些？《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词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等。年鉴的分类，各类中重要的年鉴有哪些？：按收录的知识范围分，有综合性年鉴（如〈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年鉴〉〈世界知识年鉴〉及〈申报年鉴〉）和专门性年鉴（如〈中国哲学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教育年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自然科学年鉴〉〈中国农业年鉴〉等）；按收录的地区范围分，有国际性年鉴（〈世界哲学年鉴〉）、国家性年鉴和地方性年鉴（如〈广东年鉴〉〈上海文化年鉴〉〈北京文艺年鉴〉〈广州经济年鉴〉等）；按编撰特点分，有百科全书性年鉴和统计性年鉴等（如〈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等）。重要的年表、历表有哪些？年表部分，万过鼎〈中国历史纪年表〉，荣孟源〈中国历史纪年〉、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念表〉、汤有恩的〈公元干支推算表〉、剪伯赞〈中外历史年表〉、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中央宣传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等。历表部分，陈垣〈中西回史日历〉、薛仲三〈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方诗铭〈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等。查古书要利用哪些目录？查索古书，可利用史志目录，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等；也可利用官、私目录，如〈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还可以利用丛书目录，如〈中国丛书总录〉〈中国丛书广录〉等。查现代图书要利用哪些目录？查索现代书，可利用〈民国时期总目录〉〈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全国总书目〉〈中国国家书目〉等。查语言文学方面的论文资料，需要利用哪些索引？查语言学论文资料，利用〈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语文教学篇目索引〉等。查文学论文资料，利用在〈全国报刊文学论文索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中国现代当代文学论文索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索引〉等。查冷僻字要利用哪些字典？利用收字较多的字典，如〈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中华大字典〉（收字48000个）〈汉语大字典〉（收字54678个）〈中华字海〉（收字85568个）等。查语文性词汇的词典有哪些？利用〈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辞源〉〈词诠〉〈古书虚字集释〉〈汉语成语大词典〉等。查诗文句出处要利用那些词典和索引？利用〈诗词名句辞典〉〈历代诗词名句辞典〉〈历代名句赏析辞典〉〈十三经索引〉〈全唐诗索引〉〈万首唐人绝句索引〉〈唐宋明诗索引〉〈唐宋明诗索引〉〈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查古典要利用哪些辞典和类书？利用〈古书典故辞典〉〈中国历史典故辞典〉〈中外典故辞典〉〈全唐诗典故辞典〉〈全宋词典故辞典〉等；也可利用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古书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一般词典、成语词典也可以查典故。查古人名号利用哪些工具书?利用在，<中国人名大辞典><室名别号索引><古今人物别名索引><历代人物谥号封爵索引><古代名人字号辞典><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中国现代作家笔名录>等查古人传记资料应利用哪些工具书?可利用人名辞典,如<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中国音乐舞蹈戏曲人名辞典>等;可利用传记索引,如<二十四史记传人名索引><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宋代传记资料索引><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三十三种清代传记引得>等;可利用年谱,如<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综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等查近现代人物资料应利用哪些工具书?可利用人物传,如<民国人物传><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等;可利用人名辞典,如<当代国际人物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中国革命史人物辞典><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中国当代画家辞典><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中国电影演员辞典>等;可利用人名索引和传记资料索引,如<民国以来人名别号索引><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中近现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等查古代法规制度应利用哪些类型的工具书?利用辞典,如＜中国古代法学辞典＞＜中国政治制度辞典＞＜中国历代官制辞典><二十六史大辞典>(典章制度卷)等;利用职官表,如<历代职官表><清代职官表><历代管制\兵制\科学制度表释>等;利用法律汇编,如<九朝律考><历代刑法考><唐明律合编><大清律辑注>等;利用政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查现代法规条约利用哪些工具书?利用<中华人民政府法令汇编><中华民国法规汇编><中华民国法规辑要><外交法规汇编><教育法令汇编><财政法规汇编><国际条约集><中外旧约章汇编>等新中国法规条约的查找利用哪些工具书?;利用<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规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条约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多边条约集>等地名辞典的查找:利用地名辞典,如<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中国市县大辞典><中国名山大川辞典><世界地名辞典><世界历史地名辞典>等;利用<中国历史地图集><历代地理沿革表>以及各种地方志等论述：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例，谈谈类书是按什么分类的？清代编的《古今图书集成》按分类排检法中的事物性质排列法分类的。它分为6汇编（即历象汇编、方舆汇编、明伦汇编、博物汇编、理学汇编、经济汇编），下分32典（如经济汇编中分选举典、诠衡典、食货典、礼仪典、乐律典、戎政典、祥刑典、考工典），再下分为6109部。同一部中，大体上就是同一性质的资料。修订本《词源》与《词海》比较，二者在收词范围和用途上有何不同？主要收录古汉语词汇和有关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等知识性条目，，收词一般止于鸦片战争。收单字12890个。所收字按214部首排列。每字下首先用汉语拼音、注音字母注音，并加注《广韵》的反切、声调、韵部、声纽，《广韵》不收的字，采用《集韵》或其他的韵书、字书的反切。字下按笔画多少依次排列复词，共收词84134条。字、词的解释，用浅近的文言，并尽可能地征引最早的书证。引例注明书名、篇目或卷次，便于读者复案。书前有《部首目录》、《难检字表》，书末有四角号码《索引》。《辞海》收词有十万多条，包括单音词和复音词。全书按部首排列，略同《词源》。首字下注音反切、直音及韵部，复词不注音。释文先解意义，再引古书例句，都较《词源》有所改进。如《词源》引书不注篇名，常为论者所病，此书即加注篇名。另如增加新式标点，增收不少新词，这些都有益于读者。唐宋明清四代各产生了那些重要类书？唐代以〈艺文类聚〉（欧阳询等奉编）〈文思博要〉（高士廉奉明编）〈三教珠英〉（张宗昌等编）〈初学记〉（徐坚等编）等较著名宋代类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但出现了宋初的四大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而且出现了各种仿唐、续唐的类书，如祝穆的《事文类聚》、潘自牧的〈〈记纂渊海〉〉、刘应李的〈翰墨大全〉孙传的〈后六贴〉等各种具有专门用途的类书，如有为科举应试而编的〈玉海〉、（王应麟）〈文选双字类要〉（苏易简）、也有供乡塾诵习之用的〈两汉蒙求〉（刘班）和供民间充当顾问的〈事林广记〉（陈元倩）记载古农艺资料的〈全芳备祖〉（陈景沂），专门收录史令史实典故的〈岁时广记〉，专门供查考事物起源的〈事物纪原〉（高承），又有用书目分隶故实的〈小学绀珠〉（王应麟）。明代类书又有性的发展。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仿唐宋的〈类隽〉（郑若庸）、〈经济类编〉（冯琦、冯理）、〈群书备数〉（张九韶）集唐宋的〈唐类函〉（俞安期），〈文选锦字〉，专门纪录图谱资料的〈三才图会〉〈图书编〉，专门辑考事物称谓的〈艺林汇考〉和〈事物异名录〉。清代有我国现存及姐妹篇〈骈字类编〉等。〈中国大百科全书〉收词多少条？按学科分了哪些卷？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百科全书。全书约7万多条目，2亿字共74卷，1993年出齐。该书包括66个学科，分卷有：《天文学》《外国文学Ⅰ、Ⅱ》《体育》《戏曲艺术》《纺织》《环境文学》《法学》《教育》《矿治》《力学》《交通》《考古》《大气科学 海洋科学 水文科学》《民族》《电子与计算机Ⅰ、Ⅱ》《哲学》《航空 航天》《土木工程》《数学》《宗教》《中国文学Ⅰ、Ⅱ》《固体地球物理 测绘学 空间科学》《语言文学》《机械工程Ⅰ、Ⅱ》《化工》《音乐 舞蹈》《军事》《戏剧》《中国历史Ⅰ、Ⅱ、Ⅲ》《外国历史》《农业》《地理学》《新闻 出版》《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电影》《美术》《心理学》《生物学》《轻工》等和总索引。四角号码查字方法：取角法。例 以

吴怀尧此次首度发布的“编剧作家富豪榜”以过去5年的作品为统计周期，从前15位的排名来看，男编剧抢下大半壁江山，女编剧仅有5人。榜单靠前的全是高产的电视剧编剧，只有刘震云、刘恒、李樯等三位电影编剧进入前十五名。此外，上榜编剧的作品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现实题材、古装、战争等商业影视剧占了很重的名额。[1]

最近看个新闻，说有个叫汪林海的吸毒被抓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汪林海啊？本来忘了，一看名字觉得眼熟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一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著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二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三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多做好事，少说空话，先做后讲，做了不讲；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自己好事，做了就忘。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