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献学研究的内容和意义

研究范围包括历史哲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现代史学思潮、现当代史学研究、史学名著研读、学术大师研究、方志学、历史研究法、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西方史学史等。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具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层次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专门人才。最终成为掌握本学科基本理论、方法和最新学术动态，具有独立从事学术研究能力，毕业后能够胜任历史学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并能够在本学科做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探索和研究成果的高级人才。可在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国家机关、新闻出版等文化机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博物馆等单位任职。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院校：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天津师范大学等。 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脱胎于传统的舆地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的研究领域，主要有四大块：（1）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确定、地理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2）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地貌、水文、气候、动植物、自然灾害、海陆变迁等。（3）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政区、疆域、经济、城市、人口、交通、军事、社会、文化等。（4）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传世文献、佚失和出土文献等。历史地理专业主要培养掌握历史地理的基础理论与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能力，并能够在本学科与相关学科做出有理论及实践意义的成果。历史地理学专业毕业后，能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及其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也能胜任区域规划、环境保护、新闻出版、方志地名、水利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以及为政府决策部门作专题研究等。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院校：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 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汉文与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研究领域主要有四个方面：（1）历史文献学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确定、学科体系之建设及文献学方法等。（2）历史文献学史：包括文献学产生、发展、繁荣、变化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的成就、特色等。（3）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包括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各个阶段特别是清代的成就、特色等。（4）文献整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文献数据化等。历史文献学专业培养掌握历史文献的基础理论与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历史文献研究工作的能力，并能够在本学科与相关学科做出具有理论及实践意义的成果。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毕业后，能够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及其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科研，以及专门的文献整理工作，也能胜任出版社、新闻单位，以及一般行政部门的工作，具有较广阔的需求前景。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院校：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安徽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 研究方向主要有中国边疆民族史、中国边疆民族理论、中国法律史、中国文化史等。研究内容包括：（1）中国自古即为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的民族关系，各民族都为当代中国的疆域版图、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在今日仍然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本学科侧重研究历史上的族源族属、疆域版图、族际关系、文化接触与融合、人口流动、民族社会变迁、边疆民族学术文化、民族理论诸问题，倡导多学科、多视角交叉的研究范式。（2）中国历代积累了极其丰厚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为世界文化宝库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又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本学科方向着重研究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分支领域的重大成就、内在奥秘、原创机制以及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互动状况，通过全面而系统、深入而准确的理解、诠释，总结和继承古代中国优秀思想文化，为提升民族素养，锻铸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为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思想文化的交流，为增强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提供精神资源，储备专门人才。该专业的边疆民族史方向培养专业知识扎实，既熟悉中国边疆民族历史与现实状况，又具有良好理论及学术素养的专门人才；中国文化史方向培养学生具有较高的中国文化底蕴和人文素养、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有正确的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化轨迹和重要贡献有较深的认识，对本学科领域在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前沿和动态有清醒的把握。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院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 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有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元史、明清史等。中国古代史以中国古代的历史为研究对象，近代以前的中国史都属于研究范围。中国古代史一般以朝代为段落，如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辽宋金元史和明清史等。同时，也可以进行专题研究，如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社会史等。中国古代史专业培养掌握历史学的基础理论与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工作的能力，并能够在本学科与相关学科做出有理论及实践意义成果的高级人才。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毕业后，能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及其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也能胜任新闻出版、方志编修等方面的工作。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院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 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有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从历时性方面讲，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1840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从共时性方面讲，则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中外关系等方面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培养的是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的历史学高级专门人才。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具有比较宽广的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历史和研究现状，并对其中的某一段或某一方面的历史做过专题研究，初步具有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毕业后能够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化事业及党政军等有关部门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院校：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 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有世界上古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本专业旨在通过对世界各国、各地区从古至今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及其相互联系与交流诸历史现象进行多层次、广角度地深入探讨，科学地揭示各国、各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需要掌握本学科基本理论、方法和最新学术动态，具有独立从事学术研究能力。世界史专业毕业后能够胜任世界史等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能够在本学科做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探索和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院校：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 研究范围包括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北方民族历史与考古，人类学和环境考古等。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具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层次的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门人才。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需要掌握本学科基本理论、方法和最新学术动态，具有独立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博物馆陈列设计、保护与管理能力，毕业后能够胜任中国考古学、博物馆学及文物学等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 并能够在本学科做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探索和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开设本专业的院校：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大学、郑州大学等。

傅斯年创办《新潮》时所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对文献学研究来说，他有关认真“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以及所提出的“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的学术原则，也有积极的意义。傅斯年《故书新评》中透露出的务求其“真”的科学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对于二十世纪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澄湛的来源之一。一、“真精神”与“真学者”1918年秋，傅斯年创立北京大学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任主任编辑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问世。其文化作用，确如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所预言，“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一时果然掀起了新文化的洪波。《新潮》第一卷第五号刊出鲁迅的来信。其中就傅斯年对于《狂人日记》的赞美，自谦地说，“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并且不无含蓄地申说其著说之用意，“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到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傅斯年在复信中针对“破破中国的寂寞”一语，也有一番议论。他说：“先生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实在是我们《新潮》创立的目的了。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再要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第一册第945页至第946页。）新文化运动主力们的呐喊或者叫嚷，是要唤醒中国文化的光明，中国社会的光明。但是他们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新潮》健将们的文化理想，据傅斯年所说，“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他们又宣称：“同人等深渐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所谓一则“真精神”，二则“真学者”，其实二者之间相互关连。甚至如果没有“真学者”的存在与努力，则“新精神”的焕发与鼓舞亦无从谈起。傅斯年说，“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他认为，“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作为对于这一认识的说明，傅斯年又写道：“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味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务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于是傅斯年表示：“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于是学术建设方面的努力，被看作《新潮》的主要责任之一。《新潮发刊旨趣书》中特别指出，《新潮》将“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商榷读书之谊”，并且注明：“此两栏中就书籍本身之价值批评者甚少，借以讨论读书之方法者甚多。”（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至第3页。）其中《故书新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了署名“孟真”的（一）《清梁玉绳之〈史记志疑〉》，（二）《宋郭茂倩之〈乐府诗集〉》，（三）《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此后，1919年2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二号目录后有一“附告”，宣示读者：“本号因稿件过多，《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暂缺。”然而，随后1919年3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三号这两栏依然“暂缺”。1919年4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四号则有《故书新评》一栏，发表了署名“傅斯年”的两篇文章：《宋朱熹的〈诗经集传〉》，《清代学问的门径书数种》。《出版界评》依然阙如。1919年5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五号以后不再出现《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而1919年10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一号开始开辟的《书报评论》栏目，可能即原《出版界评》的替代。自1920年9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五号起，《书报评论》亦不再出现。不过，1922年3月出刊的第三卷第二号为“一九二○年世界名著介绍专号”，说明《出版界评》和《书报评论》的内容仍然受到重视，但是《故书新评》则永远消逝了。《故书新评》前后只有两期面世，共发表了傅斯年的五篇文章。事实上，这一主题，至少在《新潮》这一新思想的园地中，似乎并没有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傅斯年独树一帜，孤力支撑。《故书新评》的命运，或许也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所说的“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以及“我往英国去”（注：《新潮》第二卷第一号，第二册第203页。）等情形有关。而更重要的因素，可能也在于主持者本人倾重的方向。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故书新评》栏下有这样的解释：“我们杂志的第一号里，曾有过这《故书新评》一栏。一般读者对这一栏的意见很不同：有的人很欢迎；有的人以为《新潮》里不必有他。为这缘故，我有两层意思要说明：——(1)我以为中国人读故书实在是件不急的事：因为披沙拣金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照真正囗理说起来，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只可惜这件事很不容易办到。一般的人对于故书，总有非常的爱情，总不肯稍须放后些。所以不得不‘因利乘便’，就读故书的方法讨论一番了。(2)我做这《故书新评》并不得就一部旧书的本身批评，只是取一部旧书来，借题发挥，讨论读故书的方法。简捷说来，不是做‘提要’，是做‘读书入门’。倘若照着一部旧书的本身仔细考察起来，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第一册第691页。）事实上，傅斯年要说明的，是策划和主持《故书新评》的动机，与提倡保存国粹的学者有所不同，是要讲究“读故书的方法”，“求学问的方法”。在当时，傅斯年和他的同志们的文化态度，是“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于是，对于《故书新评》的主旨，其意识的深层，其实仍然不能不顾忌所谓“《新潮》里不必有他”以及所谓“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的意见。这一现象，可以作为分析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基本文化倾向的重要轨迹。另一方面，傅斯年所谓“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其向往自致于“真学者”之列以及发愿为“真学者”作前驱的心志，在《故书新评》中也有集中的反映。《故书新评》五种中，四篇以中国“故书”作为评论对象，是我们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献学研究时应当注意的。（注：《故书新评》记者前言说：“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故本所评故书，不限此土。”《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39页。然而本文所关注的范围限于中国文献研究，因而对于傅斯年《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一文不作讨论。）二、“因其疑可见其真”《故书新评》五种中首列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题注：“《史学丛书》本最易得。”傅斯年开篇就写道：“世之非难此书者，恒以为疑所不当疑。自我观之，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在“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句下，特别标有着重号，用意是明显的。傅斯年又指出：“中国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当信，此书独能疑所不当疑。无论所疑诸端，条理毕张，即此敢于疑古之精神，已可以作范后昆矣。”对于这一观点，又有较为详切的论说。傅斯年说：“读者以吾言为过乎，则请详其说。中国学术，壅塞无过唐代。唐代所以独敝者，实缘拘泥成说，信守师法，《五经正义》之伦，‘例不破注’，直类清朝‘高兴讲章’耳。赵啖《春秋》之妄，韩李《论语》之陋，虽不可以为是，而自信之风，以启其端。宋代学术再兴，则以此精神为之本也。《老学庵笔记》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及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嗟乎，陆游、王应麟以此致憾，不解宋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所以非前人所及者，正赖不难疑经之精神，树其本也！”对于宋儒“不难疑经之精神”，傅斯年又评论说：“论《诗》至王安石，可谓斯文扫地矣。‘视尔如翘，贻我握椒’之解，难为他说得出来。然安石不云乎，‘原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想变秀才为学究。’王氏五经说之作，正教人敢于自用，虽逾轨物无伤也。”对于宋代学术总的评价，傅斯年说：“宋儒所蔽，在于观察不肯精密，不能为客观的研究。若其疑古之处，正其所以超越汉唐处。”有清以来的疑古之风，傅斯年也有所总结。他说：“再就清代学术而论，顾炎武、阎若醵（璩），皆善于疑古者。毛奇龄辟草莱，斩荆棘，阮元推之，谅矣。降及乾嘉而有古文之学，及于嘉道而有今文之派。凡此所以造诣独深者，皆以变古为其内心所有发明，乃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之效也。于是可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若《史记志疑》者，原非创造之才，独此过疑之精神诚哉不可没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书，不伪者亦伪之；然较之伪者亦不伪之，度量相越，不可以道里计其短长也。”傅斯年所说“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方可以有

4车是第4节车厢，14f是车厢内座位号，14是第十四排，f找下这一排对应的位置坐下就好，都有标注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