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土文献有多少种字体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上古时：仓颉——甲骨文西周时：伯益——大篆[大篆亦有金文（或称“钟鼎文”）、籀文之别]秦之后：李斯——小篆 程邈——隶书[“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 民间演变——草书[分为早期草书、章草和今草]汉魏后：隶书演变——楷书 蔡邕——八分[楷隶，指东汉中期出现的新体隶书] 刘德升——行书大篆是相对小篆而言的，现在一般把小篆以前所有的古文字统称为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时期除秦国之外的六国文字。小篆是秦统一中国之后通行的文字，它是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参照其他诸侯国文字，为便于书写而删繁就简、规范统一的，这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初的规范化书体。隶书是继小篆之后出现的又一代表性书体，它是在小篆的基础上产生的。隶书的产生是汉字的一次大革命，其意义不仅在于汉字从此走向了符号化，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汉字的书写方式和审美趋向，从而为楷书书法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并进而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开辟广阔的天地。

按照形式可分为篆 草 隶 行 楷 其中篆又分为大篆小篆 草又分为今草 狂草和章草 楷又详分为 欧 颜 柳 赵

古代的文字有楔形文字、甲骨文、金文、隶书、楷书等。1、楔形文字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是楔形文字。楔形文字是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创造的，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这种文字最初刻在石头或木板上，笔画呈楔状，因而被称为楔形文字。这种文字是在图画文字基础上形成的，从借助图形表达某种观念到形成真正的文字经过了大约1000年的演变。苏美尔人用黏土制作半干的泥版作为书写材料，用木棍、兽骨作笔，写好后烘干，成为记录文字的媒介。近代发掘出来的楔形文字文献都是抄写在泥版上的。2、甲骨文甲骨是古代占卜遗物。在商代，先民们遇到疑难之事往往求神问卜，烧灼龟甲或兽骨，观察其裂痕，借此以定吉凶。贞人把占卜过程的记录契刻于龟甲或兽骨之上，其内容角称为卜辞，其文字称为甲骨文。虽然甲骨文并不是最早的汉字，不过毫无疑问，应该是现存最早的系统文字，具备了传统所谓的“六书”要素，形成了完备的系统，在笔法、结体和章法方面都已经较为完善。3、金文在我国考古学上，青铜器主要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用铜锡合金铸成的器物。当时，许多青铜器上都有铭文，最初人们把它叫做钟鼎文，后来觉得这个名称不能概括钟鼎文以外的其他器物上的铭文，于是又改称金文，表示刻铸在所有金属上的文字。因此，金文可谓是甲骨文的继承和发展。其产生于殷商时期，兴盛于西周，主要内容包括祭祀典礼、赏赐锡命、训诰臣下和颂扬先祖等方面，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等各个领域，为后人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引起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同时，金文所表现出来的特定的点画和结构形态，往往同它的物质载体一起，产生一种震慑人心的历史韵味和气量，不仅填补了商周时代书法历史的空白，成为书法理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而且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临摹和取法的对象。 4、隶书隶书发端于周末，1980年在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战国秦墓中出土有木牍两件，上有墨书，字体与大篆有很大不同。具有简省盘曲、笔道改圆为方的显著特点。且字形不像篆书那样长方形，而呈扁方形。用笔也不似篆书的粗细均匀，而是轻重顿挫，已经略有“蚕头燕尾”之势。隶书之名的由来，有种种说法。《汉书·艺文志》：“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这是说，因为施用于徒隶，所以称为“隶书”。另一说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幽系云阳，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所以称其书体为隶书。至于程邈造隶之说，自古颇为流行。但隶书的形成是个渐变的过程，上文已经说到，战国时一些文字就有了隶书的笔态，隶者篆之捷，趋捷趋简是文字书写的大趋势，应该说，是广大汉字使用者造就了隶书这一书休，程邈可能是曾经对它加以整理规范，而不是独自创造了隶书。存世的秦时隶书，以《云梦睡虎地泰简》为代表。其字化篆书的纵势为横势，字形不是长方形而趋于正方或扁方形；它已经摆脱了篆书用笔均匀圆转的特点，变成了横直的笔势。这种由篆向隶过渡的字体．书法家称之为“古隶”。到了汉代，隶书代替篆书而成为标准书体。字形扁平、波笔捺脚成为隶书的显著特点。从隶书始，形体从线条转为笔画，标志着汉字由“古文字”阶段跨入了“今文字”阶段。5、隶书对篆书来讲，是极大的进步，是汉字发展史上的—大飞跃，是今文字阶段的开山书体。其书写比盘曲诘诎的篆书简便得多，但其形要求“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写起来仍然不很快捷。许慎《说文·叙》中所说“汉兴有草书”，就是将隶书又加以简化而成的一种字体，因其草率而就，故称为“草书”。草书虽书写快捷，但书写草率，辨识不易，且无统一标准，漫漶无纪。为纠其偏，楷书应运而生。所谓“楷书”，意思就是可以作为典范楷模的书体。楷书萌芽于东汉末期，《晋书·卫恒传》：“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可惜其字今已不可得见，其“楷法”也就无从察考了。明显痕迹。至隋唐，楷书完全脱离隶法，发展成熟为一种新的书体。楷书形体方正，行笔平直，减省了隶书笔画的波磔，书写更加快捷方便。这种横平竖直的方块形结构，一直保持至今，成为正体汉字的典型特征。

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 　　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4种，有1、楔形文字2、甲骨文3、金文4、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