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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虹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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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兔籽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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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对过去30多年外交实践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80年代以后,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判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  3、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第二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三步,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经过这三大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  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80年代,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也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1984年5月,在中国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获得了会议的通过。这表明,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大国策。  “一国两制”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在此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突破了单一制和复合制的传统国家结构,是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中,允许一些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的主要意义有三点: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③“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国际上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使中国外交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  三、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80年代以前,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敌人。这种敌我界线分明的立场,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之中,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观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化外交”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形成了多边外交极为活跃的时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中国坚持发联合国的作用,坚持大小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中国外交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中国不再脱离国际社会,而是融人到国际社会之中,为实现一个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而努力。  (二)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称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尽力避免战事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80年代以来,中国在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  (三)重视经济外交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朗,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强调发展问题,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  (四)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外交定位偏高。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超出了自身国力的范围。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赂。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既表明了它的一贯性,也表明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特点将会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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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YolandaXYZ

做好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提高驾驭全局、统筹谋划、操作实施能力,全面推进周边外交。要着力维护周边和平稳定大局。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维护周边和平稳定是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   要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资源,利用好比较优势,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要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空间,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要不断深化区域金融合作,积极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完善区域金融安全网络。要加快沿边地区开放,深化沿边省区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   要着力推进区域安全合作。我国同周边国家毗邻而居,开展安全合作是共同需要。要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关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   要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要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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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177586丫头

新的世纪即将到来,在祈祷和平的新千年钟声敲响之前,冷静地观察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审慎地预期周边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在未来一个时段内维护地区和平,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态。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发展核武器;美国在亚洲地区继续推行军事同盟政策,而且试图建立可能破坏地区军事力量平衡的TMD系统;亚洲国家出现了军备竞赛的苗头;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对一些国家正在构成严重挑战;等等。在意识到这些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观察周边国际力量关系的分布情况,观察各国对国家利益的确认与实现方式是否发生变化,以此对下一世纪的周边环境作出判断。 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之一是,在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种多极的力量结构。这不是世界性的多极化趋势的产物,它只是一种地区性的结构。日本由于经济陷于停滞与低速发展,它与亚洲其他力量的差距在缩小。在此同时,日本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意愿更强烈了。俄罗斯的经济经过严重的衰退后已经稳定下来,加上普金的当选,它的综合力量进入了恢复期。东盟的一体化进程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东盟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合作仍在加强与扩大。印度的经济状况因新经济的出现而得到改进,拥有核武器使它的军事威慑力在继续增加,印度在亚洲扮演大国角色的愿望已明显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继续增加,它在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所加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地位支撑了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但美国是一个非亚洲国家,而且力量分散于全球,它在亚洲的力量分布受到这两个因素限制。 由中国、日本、美国、俄国、东盟及印度这六种力量构成的多级结构将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结构。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任何一极,在这一地区都不可能单独取得优势。在多极均势结构中,结盟关系的变化及向两极化的发展是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日同盟关系仍会保持稳定,但是其作用一是会受到中俄战略关系的制约,二是不会得到东盟和印度的无条件支持,没有什么利益会促使印度和东盟放弃他们长期遵循的独立与中立的对外政策,卷入美国同中俄的对抗中去。中国是本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与和平的对外政策,中国将会对这一结构的稳定作出贡献。 这一多极结构的稳定性还在于即使是超级大国的美国也不能改变它。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分布可以维持这一相对稳定的结构,但它要改变这一结构的话,如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其代价之大将是它无法承受的,而且还将远远超过其所得的收获。美国在亚洲地区将继续谋求“领导”地位,但如果它要建立单极霸权的话,它必然会受到其他力量联合的或各自的抵抗。 应当指出,中国周边的多极均势的稳定性会受到次区域力量和力量关系的影响。例如,南、北朝鲜是东北亚次区域平衡的重要力量;巴基斯坦和泰国是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力量;印尼和越南在东南亚地区可能发挥重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和阿富汗可能在中亚地区发挥重要影响。这些力量不仅在次地区的平衡中有重要作用,并且对中国等大国构成复杂的牵制,从而影响亚洲多极结构的稳定。这些情况表明,均势本身并不能防止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发生。 际环境的另一新变化是,国际多边体制将成为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途径。多极结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周边环境会平安无事。霸权主义国家谋求单方面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行为,各极之间无序竞争都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造成严重损害。此外,构成其他无序因素的可能有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军备竞赛,可能有非国家行为者的跨边境的恐怖主义与分裂主义活动,也可能是一些国家因贫困或其他原因产生的大量难民。这些无序竞争如不能被阻止和及时控制,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是难以维持的。 亚洲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正在不断加深,东亚国家的对外贸易有三分之二是在区域内完成的。这种共有的利益是推动它们在下一世纪进行合作的基本动力。信息与交通领域的技术革命正在消除亚洲各国间地理上的隔阂,为它们的相互沟通和加强信行提供了手段。亚洲各国还有着反对外来干涉、维护独立自主的历史传统,它们珍视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这种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倾向是它们相互谅解和相互妥协的基础。因此,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周边各国将更努力地谋求合作,利用国际体制(即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来共同地维持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环境。 除了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外,在中国和周边国家有着以下一些较重要的国际多边体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后部长级会议、东盟加中日韩会议、朝鲜问题四方会谈、“上海五国”机制、欧亚首脑会议,等等。这些国际多边体制包含不同的成员,在不同的领域中发挥功能,有不同的优先处理的问题,其产生的决定或共识有不同的约束力,但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推动着相关国家认识他们共有的利益,并通过合作互谅互让来共同获益。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方面,这些机制已经在起非常积极的作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在推动贸易自由化,这一进程使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得到了显著加强。今年5月初,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东盟与中、日、韩财政部长会议上,各方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亚洲货币保护机制,以避免再次发生造成严重冲击的金融危机。这表明亚洲国家已将它们的合作从贸易领域扩大到了金融与货币领域。 在安全方面,由于亚洲各国的共同努力,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取得了显著成功。同时,一些国际多边体制已经在加强相互信任措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今年4月,“上海五国”的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部长们决定要采取集体行动,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好战的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五国边境地区的威胁。进入新世纪后,只要各国都能将和平共处作为合作的基本原则,放弃冷战思维,国际多边体制就能够在解决领土争端、控制军备竞赛、建立区域性集体安全机制、防止武器扩散等方面起重要作用。在新世纪的初期,东盟地区论坛可能发展成为东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体制。在中亚地区,“上海五国”机制经过扩展,也可能发挥类似功能。但一个能涵盖东亚、南亚和中亚所有国家的多边体制暂时还没有可能性。 在中国周边存在着一些地区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克什米尔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阿富汗内战问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着国际因素卷入的背景。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好就可能酿成重大冲突,对中国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但是,如何发挥国际多边体制作用,寻求最终解决或者缓解其紧张程度,现在还没有得到有关国家的充分重视。例如印度一直拒绝国际组织调解克什米尔冲突,这不仅长期拖延了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已经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在印巴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以后,冲突的延续将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中国和其他国家应当向印巴两国进一步施加影响,促使他们通过调解来求得双方可接受的解决,并意识到任何强加于人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这也应成为下一世纪亚太地区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一条基本规范。 可以预计,通过国际体制进行国际合作将是下一世纪国际关系的重要表现方式,但是还存在如何主导国际体制的问题。中国是亚洲地区的主要大国,中国可以,而且也应当在国际体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只要是坚持尊重主权、国家平等、互利互惠、不干涉内政等国际体制的基本原则,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制活动不仅会受到多数周边国家的积极评价,而且还会产生良性的互动作用。这将成为中国主动影响周边国际环境的重要手段。 国际体制的意义是重要的,但是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其有效性也不会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因此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确保周边地区的多极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将是维护我国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基本手段。不断加强综合国力,积极参与国际体制,中国在下一世纪的全面复兴与强盛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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