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罪侦查理论暨经济犯罪数据学论文

一般侦查方法及策略。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对抗性更强，采取正确的方法和策略才能确保克敌制胜。有论者对经济犯罪侦查谋略的概念及主要特征、必须遵循的原则等进行了初步研究。有论者认为，办理经济犯罪案件应重视立案前的审查工作。抓住对书证或商品的鉴定，判明性质，扩大线索来源；抓住财务审计，核查被侵害标的的流向，查明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和活动范围；抓住有关通讯、交通工具等线索特征查明犯罪嫌疑人行踪；抓住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环节，查证犯罪事实已目前，对于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策略、方法的研究才刚刚萌芽，上述探讨对于活跃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各类案件的侦查方法。当前，各类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各种经侦教科书，更是对各类案件的侦查方法详加阐述。但若认真推敲，所论及的各类案件的侦查方法未免有雷同之感。这反映出当前经侦理论研究尚不成熟，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实践经验的支持。笔者认为，侦查学是一门经验科学，理论研究唯有来源于侦查实践，才能最终对侦查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经侦作为侦查学的新兴子学科，更应深深地扎根于侦查实践。 各类案件的侦查方法，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在侦查方法的研究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性质的界定。准确界定案件性质，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是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正确开展的前提，调查取证要围绕犯罪构成进行。所以案件的定性不仅是刑法学研究的问题，侦查方法的研究也须以此为基础。 2．犯罪手段和类型。对犯罪手段和类型进行剖析，是研究侦查方法的重要前提。经济犯罪的智能性特点较为突出，其犯罪手段较为复杂而且与经济业务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犯罪手段值得认真研究。就某一类案件而言，由于犯罪发生的环节和犯罪手段不同，此类案件也可分为几种不同类型。唯有对犯罪手段和类型有较深入了解，才能提出针对性强的侦查方法。 3．调查取证的重点及难点。调查取证是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主要内容。因此，侦查方法的研究也应以此为重点。由于各类案件各具特点，取证的重点及难点也各不相同，在研究中，应予以重点解决。 4．案例剖析。除了针对案件特点提出应对之策外，侦查方法的研究应更多地借助于对案例的剖析。这种剖析不限于成功经验的总结，也可从反面汲取失败的教训，供侦查工作借鉴。

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犯罪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犯罪形式。但是，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也有其不同的特点。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刚刚开始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经济犯罪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经济体制设计存在缺陷，短期内结构性经济问题难以避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一方面，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发育之中，制度变迁过程中，两种体制之间的碰撞与矛盾，转型中特有的经济成份的复杂性，带来了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并在客观上为经济犯罪提供了土壤…… 23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曲折起伏。80年代初的“reforming out of the established system or incrmmental reform”体制外先行或增量改革战略，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活力被激发出来，并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90年代的中国中央又先后明确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并宣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还明确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我国实行的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多元化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即辅之以按资分配利润、按股分红，并承认风险收入和其他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但我们对于市场经济既缺乏实际的经验又缺乏理论的深入研究。于是政策的短视带来的负面效应问题就突出出来。比如： 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单纯的扩权让利，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发挥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但产权关系模糊，政企职能没有同时分开也为企业领导进行化公为私的经济犯罪提供了理由和方便。 在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的目的是让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先富起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配套改革的相对滞后，导致实际上与分配制度改革配套的调节分配制度缺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而各种原因带来的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急剧加大，导致人们心理失恒，攀比心强，急功近利的非规范经济行为盛行，并引发各种传统的经济犯罪形式兴旺。 在就业制度改革过程中，众所周知，由于20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严重的就业人口持续增长，而结构性失业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于是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村则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阶层性的贫富悬殊和社会失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为了生存从事经济犯罪活动。抢劫银行巨额现金的张军犯罪团伙，其成员就多是一些贫困的青年农民。 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的各个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法规的具体执行办法缺少，导致在市场准入制度上存在人为壁垒，而信息披露的监督和事后检查，违规、违法行为的量化标准 ，市场兼并的效率准则和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漏洞，导致近年来各种形式的金融犯罪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如去年的股票市场中猖狂的内部交易、虚假陈述、恶炒个股，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所谓“基金黑幕”问题，就是全社会关注的经济犯罪典型。 （二）法制建设和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为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相继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是，应当看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旧的经济运行机制仍在起作用，而新的市场机制远没有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还远没有完成，许多法律制度还有待于不断的完善。这就在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所积淀的种种弊端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习惯于凌驾于法律之上，直接干预和插手经济事务，以个人的好恶决定行政机关政策或决策的制定；而政府行政管理机关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特别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等问题的普遍存在，更是助长了经济犯罪的发展事态。在新旧体制交替并存时期，自然导致某些素质不高的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作为寻租的工具，各种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层出不穷。各种权利寻租手段公开盛行，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德心和政府形象。如最近查办的交通部多起副部级干部经济犯罪便是明证。 （三）对市场经济的失灵效应认识不足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理想化地认为市场经济自然就是公平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就是规范经济，就是损益经济。因此，强调减少计划指导，尊重市场机制的多，对市场存在的失灵或局限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从宏观的角度看，我们没有认识到市场本身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市场在分配问题上有界限。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公平分配，因为它不能阻止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产生的纯租金。例如股票市场的暴涨或通胀使一些人一夜暴富，再比如技术领先导致的垄断条件下产生的纯租金。 市场的社会化界限。企业和个人关心的往往是短期的经济发展，因此对长期的社会效益兴趣不大。并常常会为短期利益破坏社会长期利益。如国内严重的违反生态原则的环境污染案件。 市场的伦理界限。市场经济没有伦理的自发机制。社会伦理要求取消某些市场，而市场经济会引发各种违法道德的市场的兴旺，如近年来国内发现的地下精子市场、卵子市场等。 市场自发的消极和破坏因素。市场会自发地产生如垄断的倾向、无效益竞争、投机、舞弊、操纵等经济犯罪。市场经济的效益最大化预设客观上引导了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巨大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盛行。 市场经济中物质和金钱的巨大诱惑，使有些人经不住为满足私欲挺而走险，以身试法，大肆进行经济犯罪。有些人缺乏真正的竞争能力，为在市场经济中站住脚跟，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惜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其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 而在现阶段，由于缺乏对市场经济失灵的足够认识，导致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对由市场失灵引起的经济犯罪的敏感性不强，对一般的经济犯罪的处罚阻力较大，威慑力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