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论文800字

〈旧民生主义不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9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太平天国时期的湖南团练〉,12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思想再评价〉, 8千字，《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8期。〈旧民生主义与民粹主义之比较〉,10千字，《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论清末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派〉,12千字,《江汉论坛》,1987年第9期。〈清末预备立宪动因新探〉,13千字，《求索》,1987年第6期。〈重评《钦定宪法大纲》〉, 8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13千字，《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一八四七年湘桂边境瑶民起义述论〉，《吉首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探索〉，18千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文化保守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18千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梁漱溟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15千字，《求索》,1989年第4期。〈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论析〉，《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梁漱溟与阳明学〉，15千字，《孔子研究》,1990年第2期。〈自卑与自大：两种不健全的文化心态〉，12千字，《中州学刊》,1991年第1期。〈论胡适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18千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 期。〈“古今之别”与“中外之异”——五四东西文化论争反思之一〉，13千字，《江汉论坛》 ,1992年1期。〈梁漱溟与五四时期反科学主义思潮〉，18千字，《东方文化》,1992年第1期。〈“评判的态度”与“同情的理解”——论胡适与梁漱溟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 12千字，1〈3千字，《中州学刊》,1992年2期。〈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18千字，《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论五四时期梁漱溟与胡适的中西文化之争〉，15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1年第4期。〈“五四”是全盘性的反传统运动吗? 〉,15千字，《求索》,1992年第4期。〈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研究〉,18千字，《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50千字，《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15千字，《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年。〈论“东方文化派”〉 ，18千字，《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中国向何处去——30年代张君励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出路的选择〉，15千字，《新儒家评论》第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995年。〈现代新儒学的历史考察〉，25千字《二十世纪中华学案·哲学卷导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1840—1914年中国启蒙思潮的历史考察〉，15千字，《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不应被忽视的思想家——包世臣思想简论〉，15千字，《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论坛》200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论纲〉，26千字，（韩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中国思想界〉，48千字，（韩国）《东北亚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20千字，《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论民国西学传播的特点〉，11千字，《中州学刊》，2002年第4期。〈张君劢与西化思潮〉，11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13千字，《求索》，2003年第2期。〈张君劢与1949年中华民国宪法〉，14千字，《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再评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15千字，《湖南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张君劢与现代新儒学〉，11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12千字，《史学月刊》，2003第4期。〈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略〉，5千字，《新哲学》，2003年第1期。〈包世臣与道咸年间的经世思潮〉，450千字，（韩国）《东北亚文化研究》，2003第5期。〈张君劢论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10千字，《孔子研究》，2004年第1期。〈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历程〉，10千字，《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梁漱溟与西化思潮〉，9千字，《求索》，2004年第3期。,1930年代的“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12千字，《湖南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论张君劢对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10千字，《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6千字，《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国家社会与个人——张君劢政治思想的演变〉，12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一战与战后（1918—1927）中国文化思潮的变动〉，15千字，《淮阴师范学院》，2004年第4期。〈国民党训政制度对孙中山训政理论的继承与背离〉，12千字，《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辩证看待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5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月8日“历史学”。；〈如何深化近代湖湘文化研究〉，5千字，《光明日报》，2004年3月9日“史学版”。〈“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斗争——以泰戈尔访华为中心〉，5千字，《光明日报》，2004年6月8日“史学版”。〈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三个误区〉，5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0月21日“历史学”。〈论国民党的训政制度与孙中山训政理论的关系〉，15千字，《第七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国立国父纪念馆，2004年9月版。〈重评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15千字，《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5千字，《吉首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论民国时期的东学西传〉，15千字，《吉首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张君劢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20千字，《绥化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13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西化思潮的历史考察〉，16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15千字，《求索》，2005年第1期。〈论包世臣在嘉道经世思潮中的历史地位〉，40千字《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会，2005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15千字，《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梁启超晚年的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及其疏离〉，13千字，《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论张君劢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30千字，（韩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5期。〈泰戈尔访华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斗争〉，15千字，《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论晚清思想家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15千字，《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50千字，《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2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论晚清爱国主义的三个特点〉，5千字，《光明日报》，2005年11月25日“史学版”。〈关于民国乡村建设的几个问题〉，15千字，《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九一八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动——以“新年的梦想”为中心的考察〉，13千字，《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抗战时期钱穆复兴中国文化的思想及评价〉，13千字，《齐鲁学刊》，2006年第2期。〈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对话〉，11千字，（《光明日报》，2006年3月28日“史学版”。〈“九一八”后的民主宪政运动〉，12千字，《求索》，2006年第3期。〈“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15千字，《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6千字，《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梁漱溟与现代中国学术〉，15千字，《孔子研究》，2006年第3期。〈民国思想史的几个特点〉，9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18千字，《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包世臣与嘉道年间的学风转变〉，15千字，《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5千字，《光明日报》，2006年9月18日“史学版”。〈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20千字，《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晚清思想家“振兴中华”使命感的历史考察〉，13千字，《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1期。〈西学传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6千字，《河北学刊》，2006年第6期。〈马一浮新儒学思想研探〉，2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20千字，《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包世臣与嘉道时期的禁烟和抗英斗争〉，13千字，《安徽史学》，2007年第2期。〈30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18千字，《求索》，2007年第3期。〈民国乡村建设之“公共卫生”研究〉，9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盘点中国近代思想史·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9千字，《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盘点中国近代思想史·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10千字，《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论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的影响〉，18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07夏之卷。〈论“东方文化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30千字，（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7辑，2007年4月。〈论东方文化派〉，30千字，《近代文化研究》第一辑，2007年6月。〈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转型〉，45千字，《中国近代思想研究集刊》第3集，2007年6月。〈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之我见〉，5千字，《光明日报》，2007年8月26日“史学版”。〈要加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5千字，《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5期。〈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30千字，《中国近代思想研究集刊》第4集，2007年9月。〈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思想的近代转型〉，16千字，《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张君劢与1923年的人生观论战〉，12千字，《传记文学》，2007年第11期。〈辩证审视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12千字，《光明日报》，2007年11月30日“史学版”。〈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16千字，《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张治中与抗战初期的湖南教育〉，10千字，《教育史研究》，2008年第1期。〈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特点〉，24千字，《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演变〉，20千字，《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12千字，《光明日报》，2008年5月10日“史学版”。〈30年代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25千字，《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盘点中国近代思想史——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9千字，《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之互动〉，18千字，《学术研究》，2008年第7期。〈包世臣的文论诗论和文学成就〉，15千字，《安徽史学》，2008年第4期。〈《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之比较〉，14千字，《晋阳学刊》，2008年第6期。〈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初探〉，15千字，《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6期。〈中国知识界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不同反应——以胡适罗隆基和胡愈之为例的考察〉，25千字，《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从徐继畲看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10千字，《晋阳学刊》，2009年第2期。。〈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影响〉，25千字，《世界历史》，2009年第2期。〈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12千字，《光明日报》，2009年4月28日“史学版”。〈论包世臣的吏治思想〉，15千字，《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论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苏俄热〉，45千字，（韩国）《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论“民生主义”的内容及其当代意义>，13千字，《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历史分期>，5千字，《光明日报》，2009年8月18日“史学版”。〈改造与五四社会主义之传入>，18千字，《求是学刊》，2009年第3期。<理性民族主义——九一八事变后的〈大公报〉>，20千字，《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15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九一八事变后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的系统传入与影响>，30千字，《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张君劢对西学传播的贡献>，15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夏之卷。<论清代嘉道时期的湖湘经世派>，5千字，《光明日报》2010年7月27日“史学版”。<新路：批判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第一刊>，25千字，《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新世纪以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5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秋之卷。<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18千字，《华东师大学报》，2010年第5期。<关于近代史上激进与保守的对话>，10千字，《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27日。<中国近代社会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15千字，《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1期。<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几个特点>，5千字，《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4日“史学版”。<报刊与民国思想史研究>，18千字，《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中西与新旧之间：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15千字，《学术研究》，2011年第1期。<论国民观在清末的兴起>，15千字，《学术界》，2011年第6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15千字，《浙江学刊》，2011年第4期。<论九一八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15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15千字，《晋阳学刊》，2011年第5期。<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15千字，《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0期。<论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15千字，《高校理论战线》，2011年第10期。<论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18千字，《吉大学报》，2011年第6期。<欧战后中国知识界对建立国际联盟的思考---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的考察>，18千字，《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理论构建>,18千字，《近代史研究》（英文版），2012年第2期。<论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潮>,5千字，《光明日报》2012年12月28日“史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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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69，及格率只有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