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献研究的前沿期刊

1 《红楼梦兼包并容的文化思想》，《红楼梦学刊》88年2期2 《五台山佛教东传及传播者慈藏》，《五台山研究》89年1期3 《梁启超人生哲学初探》，《郑州大学学报》89年3期4 《谭嗣同经世佛学的逻辑结构》，《中州学刊》89年4期5 《杨仁山诸宗同归三教一体的净土思想》，《河南教育学院学报》89年2期6 《杨度学佛的思想考察及其新佛教论的特征》，《天津社会科学》90年5期7 《梁启超佛学思想概述》，《学术研究》90年5期8 《龚自珍佛教文化研究特征》，《晋阳学刊》91年2期9 《熊十力的本心本体论》，《西北大学学报》91年3期10 《清末民初佛教文化勃兴的原因》，《哲学与文化》（台湾）91年10期11 《近代思想家的宗教向度》，《天津社会科学》91年3期12 《读书札记五则》，《西北大学学报》91年2期13 《龚自珍学佛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郑州大学学报》91年4期14 《近代佛教哲学研究》，《河北学刊》92年1期15 《丘处机二入关中及全真道的发展》，《人文杂志》92年4期16 《汤用彤比较宗教学研究》，《西北大学学报》92年2期17 《章太炎的法相唯识哲学》，《哲学与文化》（台湾）92年6期18 《儒家文化的变异与转向》，《孔子研究》92年4期19 《汤用彤文化观念的形成及对其学术思想的导引》，《哲学杂志》93年1期20 《吴宓的新人文主义》，《郑州大学学报》93年2 期21 《中体西用与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化》，《天津社会科学》93年3期22 《梁启超的佛教史研究》，《学术研究》93年2 期23 《近代经学的思想特征》，《传统文化与近代化》93年4期24 《任是无情也动人——红楼梦人生哲学》，《海南大学学报》93年4 期25 《胡适、铃木大拙、印顺禅宗史研究中之具体问题之比较》，《佛学研究》94年3期26 《中西文化论争的文化哲学》，《湖南师大学报》94年6期27 《近代经学的形式和内容》，《孔子研究》94年4 期28 《汤用彤学术思想概说》，《甘肃社会科学》95年1期29 《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学术研究》95年1期30 《汤用彤先生的汉唐佛教史研究》，《中西哲学与文化》第二辑31 《挑战与回应的百年学术》，《天津社会科学》95年3期32 《佛教与二十一世纪》，《佛学研究》95年2期33 《清代学者对鬼谷子研究的贡献》，《文献》96年3期34 《理学与禅学》，《湖南师大学报96年3期35 《永明延寿与宋代禅宗的综合》，《世界宗教研究》96年4期36 《传统学术的递嬗与近代湖湘文化的崛起》，《益阳师专学报》97年3期37 《胡适、铃木大拙、印顺禅宗研究方法之比较》，《求索》97年6期38 《禅考及禅的现代诠释》，载《六祖慧能思想研究》39 《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乞食效贫儿——中国现代化困境中的非文化因素》《中国改革报》98年7月1日40 《云门改属的道统之争》，载《石头希迁与曹洞禅》

敦煌学辑刊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主办，现任主编齐陈骏教授，副主编陆庆夫教授、郑炳林教授，有冯培红、屈直敏、魏迎春、刘永明4名编辑。 敦煌学辑刊设有：敦煌文献、佛教艺术、吐鲁番研究、敦煌语言文学、敦煌学史、河西史地等栏目。

你发《前沿》或者 社科纵横》杂志 比较好，我们可以dai写 发表。

魏道儒研究员主编的《世界佛教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以十四卷、800多万字的规模，对佛教自古印度创始到20世纪在全世界传播而形成的长时段传播历史，以协同创新的科研模式，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科际整合的方法论角度，以历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导方法，整合宗教学（包括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比较学宗教、宗教伦理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化传播学等方法，对佛教的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礼俗等等，作出了贯通性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在这佛教研究的世界性学术范围内，都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大的学术成果。就笔者的了解，这样全面和大部头的世界佛教的通史研究，在国际上这恐怕也是第一部，在汉语学术圈来说，更是由中国大陆学者通力完成的一个创新性的、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作品。就类似的成果而言，对于人类历史的整体性描述，中国学术界有过像《世界通史》（崔连仲，人民出版社）这样的作品，但是，对专门史作“世界通史”性的研究，除了《世界佛教通史》，其他专门史的世界通史，好像较少见到。像这类作品也是时代的产物，中国大陆从诸方面来说，现在有条件、有实力完成类似的大型学术工作。此著体现了诸多特色，笔者概括为如下诸点：多元竖通、无漏横遍、疏密如实、资华兼外、新编再纂、开拓补白。这些特点的概括虽然并不都是学术性的术语，但确实能反映其特色。多元竖通汉传佛教在描述圆觉的特点时，用了两个概念，一是竖通，二是横遍。竖通三世，横遍十方。借用这两个概念来看《世界佛教通史》，其第一个特色就是“竖通”。这就是贯通性，从古至今的历史性贯通。这虽然看起来是通史类作品的通例，但作为佛教史来说，这是多元性的贯通。这种“通”，从源头而至20世纪。如果用大树来形容的话，作为树干，自然是根植于印度社会与文化的印度佛教，由此而形成的竖通，是“印度佛教通史”，这一部分，作者用两卷（第一、第二卷）的篇幅，描述了其兴衰和复兴史。这根主干生长下去的一支，曾经粗壮，但后来细弱了，甚至有了枯枝，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接出新枝，但已不是世界佛教的主流了。这印度佛教的树干上又长出两根大树枝，就是南传和北传佛教，南传之竖通，构成“斯里兰卡与东南亚佛教”的通史（第十三卷)，作为主要的佛教国家，其竖通的佛教史，被分析为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五国，以及其他海岛国家。南传佛教之传入中国的部分，则被编入了第八卷《中国南传佛教》，这可以称之为“南传佛教通史”。而北传的部分，实际上有两根大树枝，一根是汉传，另一根是藏传，这两者，绝大部分的内容，其实都是中国佛教史的竖通，第三至六卷，是中国汉传佛教的通史，第七卷（上下）是中国藏佛教的通史。在汉传佛教这根树枝上，又生长出东亚佛教和越南佛教，于是有第九卷的日本佛教的竖通、第十卷韩国佛教的竖通和第十一卷越南佛教的竖通。在这些树枝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不同根源的亚洲之外的佛教史的竖通，包括欧州佛教通史、美国佛教通史，以及其他地区的佛教通史。这些通史，都是竖通，但起点不同，粗细不同，枝叶繁茂程度不同，体现了多元性。正是这种多元性，才构成了一棵树干粗壮、树枝丰富的“树”，世界佛教发展之树。无漏横遍“世界”佛教的通史，多元竖通是描写其“世”的时间性特色，而空间性的“界”，则体现出普遍性的特色，只要是有佛教发展的区域，此书都涉及到了，没有遗漏，这可以称之为“无漏横遍”，这一特色实际上也和多元横遍的“多元性”相联系，没有这种多元，也就体现不出横遍，而要做到“无漏”的横遍，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作为专业人员来说，人们也许更多地了解本国或少量其他主要佛教国家的佛教史，但这套书，却可以给读者提供全部的佛教在各国发展的图景，因此，这套书，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有如下的通史构成的：印度佛教通史、中国佛教通史、斯里兰卡佛教通史、缅甸佛教通史、泰国佛教通史、柬埔寨佛教通史、老挝佛教通史、韩国佛教通史、日本佛教通史、越南佛教通史、欧洲佛教通史、美国佛教通史、南美佛教通史、非洲佛教通史，等等。当然，每一部分的通史，内容厚薄不同。这种横遍性，一种写法是，分别由各国学者撰写各国的佛教通史，但这种学术的组织工作有难度，还涉及到成果汉译的工作，另一种则是此书的方式，主要由中国学者撰写，即使是外国作者（越南），也是用汉语撰写，这就构成汉语的世界佛教通史写作。要重申的是，做到这种程度的横遍性，以这一类型的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模式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可以说是开创性的，也是填补空白的。疏密如实拿起这一套书，呈现的事实是，对有的国家的佛教史，写得非常密实，因为内容太多，资料丰富，对有的地区的佛教史，则叙述的篇幅相对较少，似乎稀疏，或较疏，这也和佛教在该国发展的历史状况、资料的丰富程度相关。但，不论是写得“密实”，或较密，写得疏，或较疏，都是如实的，如同历史和资料呈现的真实。全书共十三卷正文，印度佛教史有两卷，第二卷的内容稍少于第一卷，这虽然是有两个作者分别撰写，可能在内容叙述的详略上会有差异，但这实际上也是反映印度佛教的历史状况的，从起源到七世纪的发展，是产生、生长时期，七世纪之后，则是衰落、寂灭和复兴时期。此书的重点内容之一实际上是接下来的中国佛教，包括了汉传、藏传和南传，汉传的部分则有四卷的篇幅，分别为汉至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至清中期、清中期到民国。藏传的部分虽编为一卷，实际上分为上下，也是两卷的篇幅，南传的部分则为一卷。统计字数，则有4123千字，占了全书的一半篇幅。其余韩国、日本、越南的佛教史各为一卷，南传佛教史、亚洲之外的佛教史各为一卷。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如实的，即如同佛教史呈现的历史真实。由此说明，佛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而非某单一民族的宗教，在历史上，印度佛教是南北传佛教之源，最为重要，但南北传之后，发展起来的两传佛教，上座部和北传汉语系、藏语系成为佛教的主流，尤其是中国佛教，更是如是。并不是说，这套书是中国学者写的，就突出了中国佛教，不论是何国学者写这套书，都必须考虑到这种历史的真实，不然，就谈不上“如实”，当然，有的地区的叙述显得较“轻”，也有资料较少等诸多原因，但无论如何，其内涵的丰富性，都不会超过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这一“如实”的写作风格，也如实地描述了印度佛教的创新，中国佛教的本土化和新发展、世界其他各国佛教的传播和在地化，以及各国佛教的不同程度的现代化。资华兼外这一特色是想说明，此套著作在原典资料的选择和学界成果的关注层面，第一，既重视、资借中华汉译、藏译和撰述的文献，也兼重其他文字的原典资料，第二，既注重中国学者的成果，也关注外国学者的成果。关于第一点，笔者特别想此著从对印度佛教和韩国佛教的研究来说明。印度人自己以及西方人研究印度佛教，除了中印佛教交通史上的法显、玄奘等人的作品之外，很少关注到汉文藏经的中的资料，因而也不能深入地发现其中的价值，这也和他们较少掌握汉语有关。老前辈汤锡予（1893～1964）先生曾经有一篇遗稿，题为《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收入《汤用彤全集》第三卷，依着这一思路，自然可以推进至“汉文佛经中的印度佛教史料”的思考，其实，本套著作的印度佛教部分，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这可以称为“资华”，即资借中国佛教中的文献资料。所以，我们在这两卷印度佛教研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引用佛经的汉文译典和撰述来说明，特别是第一卷。第一卷的卷后主要参考书目中，第一部分就是《大正藏》中的经、律、论及疏释，第二卷也有部分引用《大正藏》中的汉文佛资料，虽然文后的参考书目中没有列入。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汉传佛教的重要性。这也说明，对于中国人之外的学者研究佛教而言，掌握中文应当是一种必备的学术工夫。这一部分的研究，作者也引用了藏传佛教研究的作品，当然，如果是由更了解藏文经典的作者来写这一部分，必定会引用相当多的藏文经典中的资料来描写，这就使得这一主题的更为丰满。这更说明了中国佛教中的藏经资料对于研究印度佛教的重要性。因此，作者们证明了这一点：研究印度佛教，除了梵文、巴利文资料之外，汉文和藏文记录的佛教资料也是不可少的。对于韩国佛教的研究，作者也资借了一些汉文佛典文献，包括了《三国遗事》、《海东高僧传》，以及一些灯录和高僧传，这也说明了中国的汉文佛教典籍对于研究韩国佛教的作用。这是资华的部分，当然，对于相关的研究，作者们也很注重中国之外的资料，这就是所谓“兼外”，这当然更是必要的。关注第二点，主要想说明，作者们的研究，非常关注中国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相关议题的研究，对于研究的动态和前沿，有着深度的关注，同时，也关注到国外学者的相关成果，这自然也是研究的基本伦理。新编再纂此书的诸多内容，属于新纂，新编再纂，此种“新”，以综合创新为主，更突出的是系统性和完整性。无论是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的汉传和藏传部分，还是日韩佛教，都是如此，但是，作为整体结构的需要，这一部分必须要加以撰写，这种撰写，有两种思路，一是邀请原有成果的作者加盟，二是共同体成员新撰。前一种方式也不太好操作，此著采取了后一种模式，这种再撰，在汲取已出作品的优长的基础上，加以重新、创新性撰写，这就是新编之“新”。这一部分的内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当初郭朋写汉传佛教史，汉魏两晋南北朝的部分（《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卷），他就觉得不好写，因为担心难以超越汤用彤先生。就印度佛教通史的部分来看，作者周贵华研究员在关注已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通过对于原始文献的研读和思考，完成对于这于这一部分内容的学术性写作，虽然是再纂，也多有新见。第二卷的作者周广荣，更是关注更多的外文成果，将印度佛教的历史竖通至20世纪，其中的诸多内容，对于汉语学术界来说，更具有“新”的特色。中国佛教通史的部分，挑战更大，因为汉传佛教史的部分，成果较多，藏佛教史的部分也有相应的研究，此著的最大特色，是三大语系佛教通史的合集，构成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佛教通史》，这是其再纂之中最突出的“新”。而之前呈现的有些中国佛教思想史，虽然标为“中国”，但实际上是谈汉传，严格地说，应该是汉传佛教通史。或者，即使有所关注，篇幅也相对很少，同时，没有将其单独列出，而是随着编年史的写法，杂于“历史”之中，这自然也是一种写法，但笔者觉得，本套著作的三大语系分别列出的通史写法，更为清晰。当然，这种形式的写法，在季羡林、汤一介任总主编的山西教育出版社版的《中华佛教史》中，也是这样分别撰写的。就日本佛教通史而言，对于年轻的作者王颂来说，同样也是很有挑战性的，日本学者自己就对于日本佛教史有了相当多的研究，中国学者之中，前辈杨曾文研究员也是此一领域的专家，王颂基于自己的学术判断，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清晰的中国学者的“新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