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金陵血泪》 （主编），南京出版社，1997年7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副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金陵血证》 （独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1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副主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丛书——南京浩劫的见证》（合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主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千年之交的较量》（编著），新华出版社，2000年11月。《“东史郎日记”案图集》（主编），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不屈的城墙——祭奠南京大屠杀30多万遇难同胞》（合编诗集），沈阳出版社，2001年1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南京大屠杀与国际大救援图集》（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的发掘、考证、鉴定与保护》（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为300000冤魂呐喊——朱成山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文集》（独著），新华出版社，2001年12月。《东史郎谢罪》（连环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2月。《南京大屠杀历史证人脚印“铜板路”图集》（主编），南京出版社，2003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主编）南京出版社，2004年5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2月。《南京大屠杀图录》（中英、日文）（主编），五洲出版社，2005年7月。《成长之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馆20周年馆志》（主编），南京出版社，2005年8月。《世界和平学概况》（独著），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南京稀见文献系列》（副主编），南京出版社，2006年12月。《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独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1月。《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第1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8月。《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第2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8月。《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第3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8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第4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8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第5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8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第6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8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第7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8月。《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12月。《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12月。《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3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12月。《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4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12月。《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5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12月。《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6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12月。《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12月。《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8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12月。《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9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12月。《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册）（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12月。《危难真情——汶川地震大救援故事》（编著），南京出版社，2008年8月。《铸史育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陈展图集》（合著），长城出版社，2008年10月。《鼎力铸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纪念馆陈列设计艺术》（独著），南京出版社，2008年10月。《为未来讴歌——朱成山和平学研究文集》，新华出版社，2009年8月。《文化无域——朱成山散文集》，新华出版社，2010年1月。《金陵画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放两周年纪念特刊》（策划），金陵瞭望杂志社，2009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09年年鉴》（主编），南京出版社，2010年6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馆史（1985-2010）》（主编），南京出版社，2010年8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文）（主编），伦敦出版公司，2010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英文）（主编），伦敦出版公司，2010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10年年鉴》（主编），南京出版社，2011年6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本报刊影印集》（上）（主编），南京出版社，2011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本报刊影印集》（下）（主编），南京出版社，2011年12月。

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南京大屠杀指1931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数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之一。南京大屠杀期间，《纽约时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中外媒体，均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大量的揭露。日军早在攻入南京之前就开始对南京周边地区的狂轰滥炸。1937年9月19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令对南京等实行“无差别级”轰炸。

今天，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或许在世界的许多其他地方，有哪个孩子未曾看到过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哪个孩子未曾读过年轻的安妮·弗兰克在集中营里的经历的、难以忘怀的悲惨故事片断？的确，在美国大多数孩子们都曾在学校里学习到关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所产生的毁灭性后果吧。但是，如果去问大多数美国人——儿童和成年人，包括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你就会获知，大多数人对于60年前南京发生过的事，是一无所知的。1937年12月12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报道向井敏明、野田毅在紫金山麓继续进行“杀人比赛”。一位杰出的政府的历史学家曾向我坦白承认，她在研究院期间，多年来这个问题从未被提起过。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律师曾羞愧地告诉我，她甚至连中国与日本曾经发生过战争的事都不知道。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争的知识仅限于珍珠港和广岛。美国人的这种无知甚至扩展到美国的亚裔美国人中间。他们中间有一个妇女问我，“南京是什么？一个朝代？”可见她的地理、历史知识少得多么可怜。60年前一个发表在美国报纸头版的重大事件，现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好莱坞从未制作过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主流电影——虽然这个故事中包含着类似于《辛德勒的名单》中的那些戏剧性成份。直到最近，大多数美国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都无意写有关这一事件的作品。面对这样的现状，我深感恐惧，30万中国人民被屠杀的历史可能会消失，如同当年人们在日本占领下消失那样。有一天世界可能真的会相信日本政客们所强调的硬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一个凭空捏造的谎言，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通过我撰写这部书，迫使我自己不仅深入探究历史，而且还研究历史的编写——检验历史的力量和编写历史的过程。究竟是什么使某些事件留存在历史之中，并让其他的事件被遗忘？准确地说，像南京暴行这样的事件怎么竟然会从日本人的（甚至从全世界的）集体记忆中消失！有关南京暴行的信息之所以未能广泛传播，其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德国和日本对待他们战时罪行的做法不同。或许与历史上的任何国家不同，战后德国人一致认同，不仅是纳粹分子，连德国政府，对二战期间的罪行都应当认罪。反之，日本政府则从未迫使自己或日本社会像德国那样行事。结果，虽然有些人勇敢地奋起，意欲迫使日本社会正视那段残酷的史实，但很多日本人依然继续将战争罪行视为个别士兵的孤立的行为，或者干脆认为那些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学术界掩盖屠杀罪行日本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采取的是回避态度。有人认为，该事件发生时间还不算长，不值得对其进行历史研究，或者说还是让历史学家去评判日本所犯的错误吧。有些人甚至对批判日本战争罪行表示愤慨。有人慷慨激昂地说什么“我们为过去所犯的错误究竟要道歉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另外一些学者甚至与保守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携手共同降低南京大屠杀的影响及遇难者人数。东京大学教育学教授藤冈信胜就是一个著名的历史篡改者。他为了歪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中的其他内容，发起了一场狂热的“圣战”。他在一份煽动性声明中断言，南京大屠杀中死亡人数远远低于中国人所声称的人数，南京大多数死者是游击队员，而不是平民百姓；日军的亚洲性奴隶，或称为“慰安妇”，都是些普通的妓女；藤冈把那些妇女得到的经济补偿竟比做“摸彩票中了奖”，还要求日本政府不仅要收回对她们的道歉，还要把有关内容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删除。在日本，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的严肃研究基本是由那些传统学术界之外的人进行的，例如自由撰稿人和新闻记者等。工厂工人小野宪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88年，他开始采访附近一些曾在若松师团服役的农民。小野是个单身汉，没有家累，并且工厂每周有长达36小时的轮休时间，所以他可以把时间全部投入这项研究。6年中他走访了大约600个家庭，采访了200人，从30多本日记中影印了20本，还把他和7个人的谈话录了像。他的一些发现发表在《金曜日周刊》上，被誉为第一个完全利用日本国内资源进行的研究成果。小野最终可能会就南京大屠杀写出一部重要著作，但同时他却生活在可能会遭到报复的阴影下。由于害怕成为右翼狂热分子袭击的牺牲品，他甚至拒绝为他拍照。在日本，审查制度篡改教科书的行为不仅由政府进行，媒体为保护自己也进行自我审查。私人机构的自我审查微妙诡谲，使人难以察觉。日本的电影发行商对电影《末代皇帝》中有关南京大屠杀镜头所做的手脚，暴露出日本确有自我审查的存在。1988年日本富士电影发行公司从伯纳多·贝托鲁奇那部关于溥仪生平的影片中剪掉三十二秒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镜头。贝托鲁奇发现此事后，当然异常愤慨，他说，“在未经我的授权、违背我的意愿、并且甚至都不告知我的情况下，日本电影发行商就删掉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全部镜头。他们竟然对新闻界说，我本人和制片人杰里米·托马斯早就建议删减这部分内容。”贝托鲁奇声明，“这种行径是完全错误的，令人厌恶的！”贝托鲁奇的强烈抗议迫使发行商们马上恢复被删剪的内容。发行商为自己行为寻找了种种借口。富士电影发行公司的经理人保谷为所造成的“混乱和误解”道歉，并且解释说，他的公司只是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场面在日本放映太过于刺激。他说，“删掉这部影片的部分内容纯属我们的自愿决定，我们当时不认为这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该公司另一位发言人斋藤光宏告诉记者，“删去这些镜头是出于对日本观众的尊重。”日本电影评论家中根猛彦分析说，删去南京大屠杀镜头的决定是由于发行商的胆小怕事，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暴力威胁。这位影评家对记者说，“我认为，这部电影的发行商和剧场老板害怕这些右翼组织会在剧场外制造事端。”他还说，“有些右翼分子仍然认为，日本在中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乃是日本发动的‘圣战’的一部分。”大屠杀的辩论仍在进行有勇气撰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作的人，常常面临冷酷无情的攻击。现在以洞富雄和本多胜一为例，早稻田大学日本史教授洞富雄1966年访问中国，调查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他后来写了几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朝日新闻》获奖记者本多则打破了日本新闻界对讨论南京大屠杀的禁忌，分别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访问中国大陆，并采访幸存者。他的调查结果首先在《朝日新闻》和其他杂志上连载，后来汇编成册。洞富雄和本多胜一两人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在1937年到1938年间，日军士兵在南京杀害了大约30万人。他们两人在日本同样都遭到猛烈而恶毒的攻击，对洞富雄和本多最张狂的攻击者是铃木明，他是一名极端保守的作家。在一篇题为《南京大屠杀的假象》的论文中，铃木明大肆攻击洞富雄和本多的调查结果。他攻击说，“洞富雄和本多的故事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没有足够的原始资料来证实大屠杀的存在。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假象’”。根据铃木明的文章编篡出来的书，获得了《文艺春秋》的非小说类的文学作品奖；文学批评家称赞这本书是“令人敬佩的”、“勇气可嘉的”。当洞富雄和本多发表一系列文章进行反驳时，日本几个著名作家立即群起为铃木明进行辩护。另一位批评者是自称松井石根门徒的田中正明。1984年他出版了一本反驳洞富雄的书，名为：《“南京大屠杀”的编造》。该书利用了松井石根的战时日记，指责洞富雄散布“敌人的宣传”。田中说，与欧洲和中国不同，“在日本的整个历史中，找不到一次有预谋、有系统的屠杀的例子。”他写道，这是因为日本人有着与西方人和中国人“不同的价值观”。篡改历史者也聚集在田中麾下，参加到对洞富雄和本多的攻击中。右翼作家渡边省一为田中的书做序，对本多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指责本多“不仅往当时的日本军官和士兵身上，而且也往所有日本人身上，甚至包括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强加罪行’。”两个阵营很快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一边是洞富雄、本多及其支持者们组成的开明的“屠杀存在派”，另一边是由铃木和田中领头的“屠杀假象派”。开明派在《朝日新闻》和其他杂志上发表他们的调查结果，而保守派则在右翼出版物如《文艺春秋》、《诸君》月刊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开明派要求日本政府为其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道歉，而保守派则认为道歉是对日本老兵的侮辱，是外国对日本国内事务的干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篡改历史派本身为寻求攻击“屠杀存在派”的弹药而亲自研究这一问题时，结果却事与愿违。例如，在八十年代，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的一个联谊会“偕行社”，要求其8万名成员用目击材料证明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令“屠杀假象派”沮丧的是，许多“偕行社”成员确认了南京大屠杀的细节，并描述了令死硬的保守分子也感到恐怖的暴行。过去是松井手下军官的一名“偕行社”成员估计，在一名参谋军官的命令下，大约有12万名战俘被杀。后来，无疑是在压力之下，这位军官把这个数字修改为“不少于几万人”。这样，他的证词对于这次调查无异于釜底抽薪。甚至“偕行社”杂志的一位编辑也被感动了，他在系列文章结束部分写道：“对于这种大规模非法杀戮是没有任何借口可找的。我作为与旧日本军队有某种关系的人，必须向中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但是，最让保守派尴尬的事还在后面。1985年，日本一家著名的历史杂志《历史与人物》发现，新出版的松井石根战时日记竟有900多处错误。其中大多数是蓄意篡改原始文献。这一丑闻的暴露令日本各地历史学家感到愤慨。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篡改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宣称自己最坚定反对篡改历史的批评家田中正明。恐吓知情人东史郎是日本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罪行的日本老兵。他的遭遇是在最坏情况下日本恐吓体系的最佳例证。1987年，当东史郎作为日本老兵为其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公开向中国人民道歉时，他成为日本轰动一时的人物。在离开日本去南京参加大屠杀5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东史郎在京都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接受了报纸和电视记者的采访。结果是遭受了雪崩般的批评和死亡威胁。为了保护自己，东史郎被迫从公司退休，和妻子一起搬到京都以外的一个小村庄居住。他还在家里准备了大量自卫武器，如警棍、球棒、胡椒喷射器、锁链和指关节保护器（指套在四个手指上的铜套，握拳时铜套向外，用作打人武器。——译注）等。日本长崎市市长本岛均的麻烦始于一次提问。1988年12月7日，正是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47周年的纪念日。市议会中一位共产党议员询问他对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行有何看法。当时正值日本天皇裕仁刚刚因患癌症去世，日本全国停止节假日活动以哀悼昭和时代的结束。本岛回答说，根据他对国外关于战争的报导，以及当过兵的经历，他认为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他的讲话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被激怒的市立法委员们和自由民主党地方党部要求市长收回他的讲话；但遭到本岛拒绝，他宣称，“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为了迫使本岛均屈膝投降，他的对手们发起了一场狂暴的骚扰和恐吓运动。自民党不仅解除了他在该组织中的法律顾问资格，而且还成功地说服了县知事拒绝在政治上与他合作。右翼组织甚至声称要处死本岛均。1988年12月9日，24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开着30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卡车，在长崎市游行。叫嚣要把本岛均的死作为对他的“神圣惩罚”。两天后，在长崎游行示威的团体增加到62个。装有高音喇叭的卡车增加到82辆。众多保守组织的代表，包括靖国神社的代表，都呼吁弹劾本岛均。裕仁天皇死后不到两星期，1989年1月7日，一个右翼狂热分子从背后向本岛均开了一枪，但这位市长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刺杀本岛均的行动令全日本的极端分子异常激动，他们当中许多人声称，这一行动不过是对本岛均的“神圣惩罚”而已。

城市观察者：闹市一博核心提示：我们说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不仅是国际社会对此也早有定论，其中，日军将领留下了进攻南京的纪实、日记,以及后来出于良心上的反省,日军中的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写出的南京大屠杀的回忆录,叙述了日军屠杀、奸淫等暴行,成了南京大屠杀不可多得的证据…… 20日，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会见南京代表团时，以自己的父亲战时体验的传言为依据，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此君在此之前也曾有类似的否认之言，笔者以为，河村之辈不只荒唐可笑，而是豺狼本性的再现。毋庸置疑，二战期间，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沥沥在目，南京大屠更是惨绝人寰，挑战了人类生存权的底线，古今中外罕见。该事件铁证如山，国际社会对此也早有定论，还有当时进入南京的日本军人记录为铁证。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制造的一起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历史事件。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了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城，在长达6个星期的时间里对南京无辜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进行了残酷的血腥大屠杀，死难者达30万人以上。其中被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分散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日军在杀戮的同时，还大肆奸淫妇女。导致无数妇女被奸淫，无数住宅、商店、工厂机关学校、仓库被抢劫、焚烧、破坏，全市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化为灰烬。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日本鬼子的大肆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日本人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这是对中华文化的野蛮劫取。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在日本当局策划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第6师师长谷寿夫等战犯直接指挥下制造的。抗战胜利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南京大屠杀铁的事实，举世公认；日军日记中的南京大屠杀也惨绝人寰。对于该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作了判决：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这个判决本身是比较保守的判决，而日本学者则众说纷纭，还有部分人却试图抹杀事实。实事上，对于南京大屠杀，除了受害者出面作证外、还有国际友人的照片、记录等资料，更有说服力的是：参与或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记者、邮政工作者等人日记为证。当年参加攻占南京的外贺关次是隶属佐佐木支队的一个卫生队担架兵，自从1937年8月接到应征入伍命令，到1939年7月止，天天记日记，叙事详细，证实屠杀事实随处可见(下面[]号中的年月日为洞富雄先生所加，以下均同。用的昭和纪元。引者注)。摘录如下：[ 12年12月13日]，33联队的1个大队转入进攻，一边逼近举白旗的敌人，一边继续进行射击……途中遇到2到30名残兵败卒，便枪杀或刺杀了他们。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等，为数甚多……在南京南门车站，工兵队的胆大妄为者刺杀或绑成十字架地刺杀了中国兵70人左右。城外，尚有许多人躺在敌人的尸体堆里，发现痛苦的呻吟声，最后通过我们的手，送他们上西者，不计其数。[12月15日]途中，在市内过不去，就绕着城外，通过和平门岔道，来到太平门入城。在太平门城门口，堆有中国军人的尸体五百具左右，好象全是被杀害的。尸体的附近，许多敌人用过的武器等东西零乱地丢着，惨不忍睹。由于敌人杀了我们许多朋友，杀死他们理所当然，但竟杀死这么多人，我不胜惊讶。[12月17日]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距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就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13年1月12日]下关确实是个美丽的港口。一走出南京城，就发现有数千人死在马路两边。微风吹来，臭气扑鼻，给行军带来很大困难。外贺关次是日军中的士兵，不含任何政治偏见，所以记得朴实、详细。成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朝日新闻》1984年6月23日发表了一条消息，报道一个叫中山重夫所见南京大屠杀实情。他原是陆军坦克部队的上等兵，谈到目睹情景时说道：我在沿途看到的累累尸体中，夹杂着许多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战斗人员的妇女和老人的尸体……我忘不了在雨花台见到的情景。日军士兵让打着白旗来到这里的中国人站在壕沟边，然后逐个用刺刀刺死。对于一刀未致死而痛苦挣扎的人，则用军靴踢到壕沟内用土埋上，这场不分老幼的杀戮持续了四个小时。关于12月13日在下关屠杀了大量的市民问题，据第6师团所属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在记录中描述：在汀线，尸体象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着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差不多象是来自南京的难民，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尸体的情况活生生地说明，从南京逃出来的老百姓，无论是成人或儿童，他们一律遭到机枪、步枪的扫射，遭到杀戮。一路上枕籍着的尸体，连他们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士兵，是男是女也无法辩认。因为这些尸体遭到射击后倒在地上重叠在一起，并浇上重油点火焚烧。在焚烧过的尸体中，无疑也有许多想来是儿童的尸体。总之，几乎都是老百姓。我从未见过如此悲惨的。大量屠杀的痕迹展现在眼前，我觉得日本军犯下了严重罪行。第六师团第13联队二等兵赤星义雄在他所著的书中写到：12月14日，我们穿过南京城，向扬子江边进发，正好是中华门的对侧，重炮阵地狮子山。……我们下了狮子山，向扬子江岸边走去，一路上我们看到躺在地上的中国兵的尸体，有的没有头，有的只有上半身，说明了攻击相当猛烈。扬子江边的码头与普通码头一样，是船只启航和停泊的地方。站在码头上观看扬子江的流水，这时，一幅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展现在眼前。两千米，不，也许还要更宽一些，在这宽阔的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楚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中心也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曾在日军入城后的第三天，即12月15日离开南京，他也亲眼看到偏东的南门——光华门到中山东路朝北的马路上所发生的悲惨的情景，并在《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中描述：在通往光华门的马路两边，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的战壕，里面填满了无数烧焦并已腐烂的尸体;铺放在马路上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胳膊和腿露在外面;其情景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我看到坦克发出转动声，无情地压在上面飞驰而过。尸体的臭气和硝烟迷漫的臭气一起散发出来，犹如置身于焦热的地狱、血池的地狱，以致有了一种感觉，好象已经站到“狱卒”的立场上了。铃木二郎还说：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悲惨的大屠杀。俘虏在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一个个被用刺刀刺落在城外。在城墙上，许多日本兵举起刺刀，使劲地吆喝着，直向俘虏的胸膛或腰部刺去，只见鲜血飞溅，阴森森的气氛使人毛骨悚然。《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对日本军在城里屠杀中国士兵的情景证实：藏在战壕内横洞里的一小群士兵被抓获，他们在防空壕的入口处，不是被枪杀，就是被戮死。然后，他们的尸体被抛进并填埋在战壕内横洞里。也有用坦克的炮口对准被捆绑起来的士兵们进行轰击的。当然，一般处死的方法是用手枪射击的。12月16日，东京朝日新闻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横田曾就俘虏中国官兵的“战绩”发出一篇新闻电讯稿，其中说：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从城南溃退下来的敌兵。总之，那是前所未闻的大批俘虏，因而抓获的部队似乎吃惊发愣，以致于我方由于人少是无法相比，应付不过来……这么多的俘虏日本军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横田记者曾在电讯稿中提到给这些俘虏吃饭就是大问题，但未报道处理结果。日第13师团第65联队的随军记者秦贤助后来在回忆录中对处理这批俘虏作了回答：屠杀事件从15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顶点。如何处理俘虏，日本派遣军司令部也左右为难，向参谋本部请求了三次，最后得到的命令是“由司令部负责处理!”军司令部认为中央的态度暖昧。为迎接朝香宫中将而举行的入城式迫在眉睫，军司令部十分焦急。“杀掉吧”，军司令部就轻而易举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城内，日本军已经屠杀了俘虏，并扫荡残敌，直到看不到一个中国士兵。而且，日本军认为在缺乏粮食的情况下，必须杀掉2万俘虏。事实上，日军违反国际公约随意枪杀中国战俘绝非南京一地，无论哪一个日军部队在大陆战线上连战连胜后，都骄傲非凡，得意忘形的。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劫，奸淫妇女，无所不用其极！比如：设立在哈尔滨的日军731部队，将1万以上的中国人、朝鲜人、联军战俘进行人体试验，用于制造生化武器而被害。日本投降前夕，匆忙撤退，为毁灭罪证将工厂炸毁，大批带菌动物逃出，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以上是日本人自己的日记，包括参与或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记者、邮政工作者等人。从侧面佐证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南京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因此，南京大屠杀这一灭绝人性的历史事件是不容任何人抹杀的。像河村这类日本右翼分子，只有正视历史，不要这么健忘才是明智之举。也许日本人可以忘记，但中国人千万不要忘记！面对日本人的挑衅，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官员更要硬气！

1972年10月27日，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向日本无偿赠送了1对大熊猫“康康（雄性，当时2岁）”和“兰兰（雌性，当时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