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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海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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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汀200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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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约前53—23),字子骏,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因避帝讳曾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刘歆是西汉学者刘向的第三子,也是刘向诸子中最有学问的人。他出身皇族,世代显贵,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少时以精通《诗》、《书》善写文章闻名,后为汉成帝召见,任黄门郎。河平三年(前26年),年约二十七岁的刘歆与刘向一起“领教秘书”,协助其父校勘整理国家藏书,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方技、无所不究。他后来先后担任河南、五原、涿郡太守等官,王莽篡位后,敬为国师。地皇五年(23年)南阳兵起,刘歆害怕大祸将至,与王涉、董忠一起密谋诛杀王莽,事泄自杀,年约七十六岁。 刘歆对于文献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目录、版本、校勘以及古文经学的传播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 一、《七略》 研究汉代目录学,必然要论及刘氏父子。刘歆在文献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七略》。 《七略》原书七卷,唐末已经失传。清代洪颐煊、马国翰、姚振宗、严可均等均有辑本。另从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尚可窥见原书大略。刘歆受诏与父亲刘向领校秘书时,“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隋书·经籍志》)。可见刘歆所撰《七略》是在汇集其父亲半生校书成果的《别录》基础上,和他本人在对天禄阁藏书进行整理校雠、分类编目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 《七略》著录图书六略,三十八种,六百三十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其分类体系基本上是按照学科内容进行分类的,计有:六艺略,下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收书一百家两千九百七十五篇;诸子略,下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种,收书一百九十家四千三百四十九篇;诗赋略,下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种,收书一百零五家一百三十篇;兵书略,下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收书六十三家一千二百一十一篇,图四十三卷;数术略,下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收书一百零九家两千五百二十八卷;方技略,下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收书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六略之前有辑略,为全书之叙录,诸书之总要。 可以看出,《七略》是一部系统严密的图书分类目录。它产生于一千九百多年前,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没有的,比西方目录学之父,德国古士纳《万象图书分类法》早一千五百七十一年,比《汉书·艺文志》早近三十年,成为我国历代编制各种图书分类目录的典范,对于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七略》对于我国目录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开创性的分类体制,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图书分类法,《七略》分类体系有较严密的系统性,大纲、子目,比较清楚,先分略,再分种,有大类,有小类,同类之书约略以时代之先后为层次,如杂家,虽知孔甲似非黄帝之史,亦列于篇首,馀皆以次序列,最后始为汉代之书。但是也有例外,如道家中之郑长春,以六国时人而列于汉武帝时人郎中婴齐之后,但是总体来看全书分类层层展开、条理清晰、井然有序;并且类目设置适合当时国家藏书的实际情况,有什么藏书就设什么目录,各目录之间比较平衡,没有畸轻畸重现象;在分类技术上,灵活而又巧妙地运用了按图书内容标准和按图书形式标准进行分类的两种方法,大类下子目的建立,都有一定的分类标准,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其分类标准,就各大类具体情况而定。有的按专书作为分类标准,如六艺略下再分易、书、诗、礼等九小类;有的按学术流派作为分类标准,如诸子略下再分儒、法、名、墨等十小类;有的按体裁结合作者作为分类标准。如诗赋略下再分赋、诗,赋下再按作者分;有的按学科作为分类标准,如兵书略下再分兵权谋等四小类。 《七略》作为我国第一部国家藏书目录,从方便读者使用考虑,著录项目尽量详细齐全,每部图书不是简单的著录书名、篇数,还著录内容提要,包括作者小传、内容简介、图书来源和著成时代等,对于书少不能成一类者,附入性质相近之类,如春秋家后,附录《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世本》十五篇,《战国策》三十三篇,《奏事》二十篇,《楚汉春秋》九篇,《太史公》一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太古以来年纪》两篇,《汉著记》一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这些史书大概是春秋家学,它们也不全是编年体制。大概是因为秦火以后,诸侯史记多扫地以尽。刘向刘歆校书时,史书很少,因为其性质近于春秋,所以列入春秋之后。 此外刘歆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互著和别裁的方法,即对归入一类而不能概括全部内容的图书,就分别著录在相异类目下,以充分指示图书内容,便于读者查阅。如《伊尹》《太公》两书,分别见于诸子略的道家类和兵书略的兵权谋类,是为互著;《管子》归入诸子略道家类,其中《弟子职》一篇,裁出别归六艺略孝经类,是为别裁。 其著录内容,大致包括书名、篇卷数、作者小传、内容简介、图书来源和著成时代等。因为他撰《七略》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循目求书,所以不可能很详细的收录,如:“《老莱子》十六篇。老莱子,古之寿者。”又:“《周训》十四篇,人间小书,其言俗薄。”(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一般著录条目简洁,至多几十字而已,当系刘歆根据其父《别录》中所辑群书叙录得原文撮其指要而成,却又比班固《汉书。艺文志》详细得多。 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著作,《七略》采取了全书有总序(辑略),大类有大序(略后序),小类有小序(种后序)和每书有内容提要的方法,来阐述各家学术流派,具有学术史意义。同时将百家诸类各种书籍,分门别类地展示于读者面前,这不仅开拓了读者的眼界,也给了人们一把打开各类专门知识宝库的钥匙,可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章学诚《校雠通义》)。正所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范文澜曾给予《七略》极高的评价,他说:“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那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又说:“《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能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中国通史》) ? 二、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派的最终形成一般是以西汉建平元年(前六年)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为标志的。而纵贯东汉,清代又起的今古文之争也是由刘歆提出为《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四种古文经立博士引起的。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讨论这件事,结果“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即以沉默表示反对。因此刘歆写下了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对博士们加以指责,说他们“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忌,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以《尚书》为备(指二十九篇之《今文尚书》),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等等。并指出古文经如《春秋左氏传》、《逸礼》、《古文尚书》,都是从秘府旧藏取出,真实可信。将古文经列于学官是“辅弱扶危”,刘歆指出,《春秋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刘歆的这封移书,据实讲理,较有说服力,但是因其言辞过切,不仅招致诸博士的怨恨,也引起了一些执政大臣的愤怒,如大司空师丹即“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这场争论,以刘歆所代表的古文经学派的失败而告终,刘歆也被下放到地方做官去了。但这次争论除博士们所谓“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之说,略带学术性质,并没有涉及到任何具体的学术问题。且当时的博士都甚浅陋,大多没有见过古文经,更谈不上有所研究,故“不肯置对”。至于博士们一致反对立古文经的根本原因,则是为了垄断利禄之途,不愿古文经学派出来跟他们争饭碗。因为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读经可以做官,著名的经师还可以做大官,今文经学得以迅速发展。到宣、成时期,即已由此而形成了“士族”这一特殊势力。金春峰在其《汉代思想史》中对此有很好的分析,其中有两段话说:“由于尊儒政策的确定,在社会上,在民间,经学取得了迅速发展,经过六十多年的积累,终于形成了‘士族’这一强宗豪族力量。……宣成时期今文经学确立全面统治地位,本质上是由这种情况造成的”。“汉代经学重师法、家法,又形成‘累世经学’的特殊现象。每一经师,门徒众多,代代相传,党同伐异,壁垒森严,在社会上形成为一种特殊的势力和朋党。……经学的经师或‘家’的代表,往往是政府中的大官,相互援引荐举,门生故吏亦纷纷占据要津。于是上下左右,朝内朝外,盘根错节,势力更加牢不可拔。这也是经学在宣成时期能够确立统治地位的原因。” 这样一种由今文经学势力垄断政治和仕途的局面,仅凭刘歆的建议,就想让古文经学插足进来,将固有的格局打破,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刘歆对于古文经立于官学的努力对古文经学的流传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是宗孔子的,他们以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孔子是政治家,六经是孔子求天下治理的学说,所以他们解说经传偏重于微言大义,推阐发挥,其特色是功利的,往往容易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以己意附会经义,而不重视经文的本解。为此,他们传经的主要方式是口说师传,解经繁密驳杂,各有师说。这种方式解经时见精义,却不免沦入主观臆见之案。他们在六经中最为注重公羊学,就是因为《春秋》极为简略,他们尽可以随意发挥。他们解《尚书》《尧典》“曰若稽古”数字,竟用数万言来阐发。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古言写成的,不通小学,就无法研读古文经。为了发扬古文经,刘歆等人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所谓“《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刘向、刘歆“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由于文字训诂的需要,刘歆重视作为经书辞典的《尔雅》,曾撰有《尔雅注》三卷。而所倡《毛诗》与齐、鲁、韩三家《诗》之根本不同也在于毛公释诗兼诂、训、传三体,其书故名《诂训传》,如《关睢》中“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之类,“关关,和声也”等等。这样解释《诗》使读者能明了诗之本义,比海阔天空的微言大义更易为学者接受,所以后来,三家《诗》亡而《毛诗》独存。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家是宗周公的,他们认为六经是周公旧典,故为官书,六经所记为古代情形,皆系事实,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一位历史家,他对六经只是进行整理,加以保存而已。 ? 三、校勘的成就 刘歆校勘沿用其父之法,首先广罗异本。整理“中书”即皇宫所藏之书,如所谓“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藏,此类藏书是刘歆校书的主要来源与依据。清理国家教育机关藏书,即“太史书”、“太常书”及各博士藏书。另外还广泛收集私人藏书。这两类藏书则是参校的基本资料。收罗了每一书籍的不同版本之后,即进行校勘。刘歆等人利用各种异本加以比勘,删除重复,相互补充,编定篇目次序。与此同时,参酌诸本校勘字句。为此,刘歆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其一,校出脱简。其二,校出传抄讹误的文字。然后核定书名。刘氏所校之书,最初或无书名,或书名异称,纷歧不定。如《战国策》一书,仅中书之本就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六个不同名称。刘歆针对这种情况,又根据该书的中心思想,斟酌去取,重新确定为《战国策》。 经过一番整理,不仅使汉以前的书籍大都有了内容完备、篇目整齐、字句讹误较少的佳本传世,历代学者均受其嘉惠,而且开创了我国完整意义上的校勘学历史。 ? 四、其他方面的成就 除了文献学方面的贡献,刘歆知识渊博,他还在文学、天文学、阴阳五行学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文学方面,他的《遂初赋》、《列女赋》等文章均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刘歆还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根据这量器的铭文计算,他用的圆周率为1547,世有“刘歆率”之称。 从现存的材料看,他是主张历代兴衰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三统历谱》记录了他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历史上的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以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的历史学说,为战国阴阳家邹衍所创立。自此以后,人们都以这种学说作为王朝建立的一种合法依据,秦的水德制度和汉的土德制度皆是据此而建立起来的。但至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家刘歆一改传统的五行相胜之五德终始说,而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来解说历史王朝的更替,从而创立了一种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与旧的五行相胜之五德终始说相对而言,刘歆的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则是一种新的五德终始说。虽然这学说在现在并不可取,但是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刘歆在他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赋等方面都堪称大家。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刘歆对于文献学的卓越贡献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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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中,M、J、N是参考文献类型标识,分别代表专著、期刊、报纸。专著[M],英文为monograph,根据学术论文的长短,又可以分为单篇学术论文、系列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三种。一般而言,超过4-5万字的,可以称为学术专著。报纸[N],英文为newspaperarticle,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出版物或电子类出版物。是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具有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期刊[J],英文为journal,定期出版的刊物,如周刊、旬刊、月刊、季刊、年刊等。期刊出版单位出版期刊,必须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领取《期刊出版许可证》。扩展资料主要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格式1、专著[M]、论文集[C]、学位论文[D]、学术报告[R]著录法[序号]主要作者名著作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版次页码(未出版的学位论文的出版者著录为:学位培养单位院系)2、古籍著录法[序号][朝代]作者名书名篇名出版朝代年号(公历年历)版本页码3、期刊文章[J]著录法[序号]主要作者名文章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期刊名出版年卷(期):页码4、论文集、会议录[C]中析出文献著录法[序号]主要作者名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论文集作者论文集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5、报纸文章[N]著录法[序号]主要作者名文章名[文献类型标识]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页码6、电子文献著录法[序号]主要作者名电子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电子文献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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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与书林·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纪晓平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系 吉林长春 130117 )王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117 )【摘 要】历史学家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记载了吴先生文献学术成就,被誉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1 ] ”。文章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吴枫先生的其它文献学研究成果给予了评述。【关键词】吴枫 古典文献学 辞典【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5) 06 - 0108 - 03 吴枫( 1926—2001) ,原名吴春城,辽宁省兴城市人,著名唐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吴枫先生1951年毕业于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 1953年起开始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编写完成了《隋唐五代史》,作为校内历史系本科生、函授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材, 195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是新中国出版较早的大学历史系教科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学界和高等院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枫先生也由此一举成名,走进隋唐史研究领先地位的专家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枫先生在继续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同时,将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古典文献学方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到重要位置,需要构筑新的框架体系,需要学科理论总结,需要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和突破。吴枫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领军人物之一。1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出版“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解放初期有关部门就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古典文献。进入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模更为巨大,任务更为繁重。1982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吴枫教授出任所长。在此之前,吴枫先生就已承担了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任务。他根据多年的知识积累,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于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吴枫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部书稿。”[ 2 ]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仅是一部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大学教科书,也成为当时社会大众读者学习古典文献的参考书,是文献学的奠基之作。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何寻找、阅读,进而研究利用,继承和总结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青年一代难以把握,又急于求解的方程。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书,解放前曾有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较有影响,但是,由于出版年代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后,一般读者难以找到。解放后,又很少出版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吴枫先生所著108200516《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填补了新中国文献学出版的空白点,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要,也解决了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问题。在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以后,陆续有几种文献学出版物面世,而且各有长短,促使这个学科的园地更为绚丽多彩。吴枫先生的书,自然是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诚然,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有的地方,在今天来看仍需要补充和修订。例如,关于现存古典文献数量问题,解放前,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40万卷。[ 3 ]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7、8万种。[ 4 ]吴枫先生说,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8 万种。他列举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孙殿起编《贩书偶记》与《续编》,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以及除此而外的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藏、谱牒、金石拓本等,说明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为8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然而,几乎是与吴枫先生同时,王树伟先生在《我国古籍知多少》一文中说:“今存世的中文古籍,总数在20万种以上。”并说,待“将来编出全国古籍总目时,会发现这一数字仍是保守的。”[ 5 ]王先生的估计很有余地。伴随人们的不断发现与总结,对中国古籍的数量估计会逐渐接近实际。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编著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补《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外的清代著作达54880种,可以说是古典文献数量的最新补充。如果1981年王树伟先生的统计在20万种以上,那么增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5万余种,应该说现存古籍可能在25万种以上。[ 6 ]这个数字超过了吴枫先生当年统计数量的两倍。2 主持《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等多项文化工程吴枫先生主编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于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介绍现存的中国古代主要典籍近5000种,内容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地理、民族、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医学、农学、科学技术、语言文字以及工具书等。其中侧重文史及综合参考类古籍。这是一部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中学教师和社会青年读者的工具书。这部辞典从选目到解题,不仅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而且也汲取了今人的研究成果。每一辞条都对作者、时代、著书缘起、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价值、影响以及版本流传等逐项解释,尤其对各书的初刻本、善本、新版本,力求标注,便于读者检索。这部古籍辞典充分汲取了前人治目录学的长处,克服古人的缺点,弥补古人的不足之处,在许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优点。该书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内外30余名专业人员集体的劳动成果,文字功底参差不齐实属自然。例如,“校点”,还是“点校”,用词缺乏一律,所注新版也有疏漏。然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的编辑和出版,为《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自1983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不久,便决定组织人力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计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政法、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10个分卷编辑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 1991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 1994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吴枫先生撰写了《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总序》一文,转载于1994年8月6日《深圳日报》,题目为《繁衍文化的壮举》,表述了他主持编辑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豪情壮志与宏伟蓝图。吴枫先生主编的文化工程还有1992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儒学通典》、1994年出版的《中华道学通典》、1998年出版的《中华佛学通典》以及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十三经大辞典》。此外,他还主编《中华思想宝库》、《中华野史大博览》、《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著有《隋唐文献集释》等多种大部头的文献学作品。正当先生踌躇满志、丰收在望的时候,却猝死于2001 年3 月22 日。终年75岁。10卷本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还有一多半没有面世,这是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3 《吴枫学术文存》吴枫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勤奋努力,颇多建树的人。他的学术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华书局2002年11月出版的《吴枫学术文存》一书中。该书为国家 6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收录了吴枫教授平生所写论文,内容涉及隋唐五代史、古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基本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在全书45篇论文中,有20余篇涉及历史文献学的系统论述。他认为历史文献学工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工程,直接影响到历史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史学工作者要从历史文献工作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的能力,以期达到最佳的研究效果。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历史文献学在新中国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 7 ]改变了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历史学研究的副产品状态,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吴枫先生总结了新中国40年来文献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同时,他也提出学科建设的迫切任务,希望新一代学人继续努力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的成绩。吴枫先生作为老一代文献学的巨擘,在学科建设方面开拓了道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在赞叹吴枫先生留下总计约3000余万字的巨大学术文存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为文献学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2006年3月22日,是吴枫先生辞世5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略表哀思。【参考文献】[ 1 ]王余光等 中国文献学理论百年概述[ J ] 图书与情报, 1999, (3) : [ 2 ]吴枫 古典文献学[M ] 济南:齐鲁书社, [ 3 ]郑鹤声,郑鹤春 中国文献学概要[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4 ]李诗 谈谈我国古籍[N ] 文汇报, 1961 - 01 -[ 5 ]王树伟 我国古籍知多少[ J ] 百科知识, 1981,(12)[ 6 ]纪晓平 四库文化工程与古籍数量问题[ J ] 周书馆杂志, 2001, (11)[ 7 ]吴枫 吴枫学术文存[M ] 北京: 中华书局,【收稿日期: 2005 - 03 - 04;责任编辑:党燕妮】(上接第84页)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 43%。随后的2001 年和2002 年,“检索”频次持续减少,2002年频次最低,仅出现了362次,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 94%。2003年有所增加,达538次,其中“检索方法、技术”的频次明显上升,“检索功能”的频次也有较大增加。改进检索方法和技术、增强检索功能逐渐成为情报界关注的热点。 3 “情报方法”频次分析从1999年到2003年,“情报方法”的频次几乎是逐年上升。1999年频次仅为50次, 2000年一跃为151次, 2001年继续增加到183次, 2002年则下降为156次, 2003年增幅最大,为 73% ,共出现了239次。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文献计量”的频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技术逐渐深入整个情报学科,文献计量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新的内容。2003年“网络计量学”共出现了22次,具有较猛的发展势头。 4 “竞争情报”频次分析在统计中,“竞争情报”归到了“情报学”下,由于它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从总体上来看, 1999年到2003年“竞争情报”的出现频次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现了58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竞争情报”将成为情报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参考文献】[ 1 ]周晓英 情报学概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 ]王欣,孟连生 互联网上3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比较研究[ J ] 图书情报工作, 2002, (6)[ 3 ]杨祖国,李秋实 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篇名词统计与分析[ J ] 情报科学, 2000, 18, (9)[ 4 ]安秀芬等 期刊工作文献计量学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分析[ J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2, 13,(6)【收稿日期: 2005 - 01 - 09;责任编辑:陈笑悦】110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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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天机

古文献学家王绍曾  4月13日在济南去世,享年97岁  王绍曾是江苏江阴人,1910年出生,1930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他的毕业论文《目录学分类论》深受钱基博先生的激赏。王绍曾的主要学术成就都是在70岁以后取得的,先后主编有《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山东文献书目》等,与人合著《山东文献书目续编》和《山东藏书家史略》,被誉为“山东文献研究第一人”。已故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多次赞其“默默耕耘,老学不倦”。  他承担了3项国家级项目、6项省级项目,还完成了3项自筹项目,出版著作累计达1600余万字;同时发表论文40余篇。  是著名目录版本学家、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  历时10年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清人著述5.4万多种;有“山东文献研究第一人”的美誉  有清一代300年,传世文献知多少?《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共不足2万种。王绍曾历时10年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竟增补清人著述5.4万多种。学界称之“既为目录学上一大盛事,亦有清一代文献括存之大业”。2002年,该书荣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目前,重修《清史》的工作已开始启动。专家指出,《拾遗》为纂修新的《清史》提供了可信的文献依据。这位生于江南,大半辈子寄身齐鲁的世纪学人,赢得了“山东文献研究第一人”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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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了个然

这么牛逼的问题连分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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