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论文摘要

1、《北匈奴西迁欧洲的历史考察》，《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2、《东汉中后期改良思潮及改良活动浅议》，《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3、《“闲田”非“王田”辨—兼评王莽王田》，《东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先秦至隋唐》1993年第4期 全文转载）。4、《汉代豪民私债考评》，《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先秦至隋唐》1994年第4期 全文转载）。5、《汉人的商品意识及其历史作用》，《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6、《论东汉三公的人事选举权》，《东师史学》，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7、《试析“文景之治”的政策失误及其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新华文摘》1995年第2期摘录）。8、《秦代文化政策新议》，《南都学坛》1994年第5期。9、《王莽改革的历史启示》，《长白论丛》1994年第5期。10、《两汉之际“人心思汉”思潮评议》（合撰），《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6期。11、《略论史学改革》，《长白论丛》1995年第6期 。12、《汉代的“去官”与“弃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1998年第6期 全文转载）。13、《论汉代工商官营政策的政治影响》，《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高校文科文摘》1998年第4期 全文转载）。14、《东周秦汉时期的工商政策与豪民兼并》，《东北师大学报》1999年3期（《高校文科文摘》1999年第4期全文转载）。15、《论道教的形成与土地神崇拜》，《学习与探讨》2000年第1期 (重点刊物，CSSCI)。16、《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 (重点刊物，CSSCI)，（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04年第4期 全文转载）。17、《“分田劫假”与豪民兼并》，《东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5期，(重点刊物，CSSCI)。18、《汉代豪民研究论纲》，《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重点刊物，CSSCI)。19、《论汉代的豪民役使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重点刊物，CSSCI)。20、《论东周秦汉时代的乡官》（合撰），《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 (重点刊物，CSSCI)。21、《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时期私奴婢的社会地位》，《东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2期，(重点刊物，CSSCI)，（《高校文科文摘》2003年第3期摘录）。22、《论张家山汉简中的军功名田宅制度》，《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重点刊物，CSSCI)，（《新华文摘》2004年第20期摘录）。23、《<二年律令·置后律>中的几个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6期。24、《秦汉官吏法的几个特点》，《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 (重点刊物，CSSCI)。25、《汉代的分户析产》，《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国家级刊物，CSSCI)。26、《2005年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1期，（国家级刊物，CSSCI)。27、《<二年律令·户律>与高祖五年诏书的关系》，《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重点刊物，CSSCI)，（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07年2期 全文转载）。28、《对<二年律令>有关土地、田赋、继承制度中几则释文的思考》，《东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4期，(重点刊物，CSSCI)。29、《秦汉时期的“户绝”与社会控制》，《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6期，(重点刊物，CSSCI)。30、《试论<二年律令>中爵位继承制度的几个问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2期，(重点刊物，CSSCI)。31、《匈奴“瓯脱”考辨》，《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2期，（国家级刊物，CSSCI)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09年6期 全文转载）。32、《2008年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11期，（国家级刊物，CSSCI)。33、《田典、田啬夫考辨——对秦及汉初设置两套管理机构的一点思考》，《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2期，(重点刊物，CSSCI)。

先秦散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文史哲三位一体。你可以从这方面下笔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中华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现，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串连、互相渗透的反映。相传伏义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覆排列，而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是原始的易。后来，据说经过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所以称为“易”，郑玄解释有三义：一是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就是讲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现象在不断变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又具不会变的，这就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中抽象出了理论上十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旧说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中华文明学术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时代才发展起来。这时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大黄金时代。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亦是儒家经典之一。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但242年间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十二代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确，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蚀经》比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证《春秋》并非古人凭空虚撰，可以定为信史。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论脱增窜之类的问题。 《春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井然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喜《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左氏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诸子百家【解释】诸子：指孔子、老子、庄子、荀子等；百家：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流派。后来对先秦学术思想派别的总称。“百家”表明当时思想家较多，但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等。儒家 儒家崇尚《周礼》，认为人人安分守己，互相关怀，达至一个大同世界，就是「仁」。「仁」是儒家的核心内容。道家 「道」是“老庄”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环不息。道家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应顺应自然，达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於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於形驱，只求逍遥及心灵上的开放。以下是道家的观念∶ 宇宙观∶「道」是无形及不可见的，是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是宇宙最高本体及一切事物的根源。 墨家 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以下是墨家的观念。 伦理观∶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於人不相爱。 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名家 名家是以提倡循名责实为学说的流派，提倡「正名实」，正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战国期间，局势动荡、混乱。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强调事物应该「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情走上正确的轨道。 名家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于「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而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沿传里，一直被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 杂家 严格说来，「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 小说家 小说家者之起源，当盖出於稗官，即出於以说故事为生者。其意多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於刍荛。 古时之人以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多以之谤之。而至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 小说家者能代表平民社会之四方风俗。然亦因其之小道，而不为世人所重，终致弗灭。 兵家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尉缭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国自古以来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视的。 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关系到一国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将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书本。 医家 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型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代表人物： 扁鹊 扁鹊齐国卢邑人，也有记载为渤海郡州人，或勃海郡郑人。「扁鹊」并非真名实姓。人们把他和黄帝时的扁鹊相比，并且称呼他「扁鹊先生」。连史书也以扁鹊称呼他。扁鹊原姓秦氏，名越人。生於公元前407年至公元前310年，大约和孔子同时。由於扁鹊是卢人，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卢医」。扁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医学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