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贵州民俗文化的论文摘要

1、，《苗学研究》（一），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2、《苗语中的汉语借词要规范化》，《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3、《谈谈汉语文的苗文翻译》，《民族工作》，1990年第2-3期合刊。4、《从江县地名谈》，《黔东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5、《苗语生态与苗文字的统一》，《黔东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6、《苗语状词在汉译苗中的运用》，《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7、《反切表意文字的初步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该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第5期。8、《反切表意文字是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新一代理想文字》，1993年第1期。该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第6期。9、《苗族传统集市在当代市场中的价值》，《贵州省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第8集，1993年12月。10、《数词与苗歌》，《苗语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11、《古驿苗寨话烧灵》，《苗学研究》（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2、《苗语地名的文化内涵发微》，《苗学研究》（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3、《对当代原始农业的再认识》，《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获贵州省第三次社科优秀成果评奖四等奖14、《民族教育困境的实质》，《怀化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15、《<苗语古音构拟>补正：以甲定点为例》，《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该文被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and Cultures收录。16、《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实质及其操作释解》，《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该文转载于《高校文摘》，1999年第3期。17、《关于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思考》，《民族教育》，2001年第3期。18、《苗族交鱼纹图案象征意义剖析》，《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19、《云南丘北县冬瓜寨苗族服饰纹样制作工艺调查》，尹绍亭主编《田野调查报告》（中、老、泰、越苗族/蒙人服饰制作传统技艺传承国际研习班），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文化重构犹如凤凰涅槃：论传统文化利用的难点及化解手段》，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历史民族学多学科整合研究规范的初步探索》，《思想战线》，2002年第1期。转载《高校文摘》2002年第2期。22、《历史民族志研究方法探讨：以〈百苗图〉整理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23、《历史人类学与相关学科对话》，周大鸣主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4、《从〈百苗图〉所载婚俗看婚姻自由》，周大鸣主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5、《启动族际制衡是落实退耕还牧政策的关键》，《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26、《论文化适应的双重性与调适取向的多样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27．《古今“杨黄”异同考》，《贵州世居民族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28、《论婚姻理论歧义性之由来》，《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29、《婚姻的理论建构与遮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77页—88页。30、《人类学理论的批判、反思与自觉》，《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1、《民族调查通论》，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40余万字），独著。2、《〈百苗图〉疏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30余万字)，独著。3、《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28万字），合著。 1、《贵州省岑巩县注溪乡岑王村老屋基喜傩神调查报告》，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1995-10-00，30万字，合著。2、《贵州省晴隆县中营镇新光村硝硐苗族庆坛调查报告》，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1996-06-00，40万字，合著。3、《贵州省黎平县永从乡侗族九龙村寨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8万字，主编及作者。 1、非经济因素对民族教育的制约作用分析，鉴定验收合格，1994-07-05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持人。2、经济转型条件下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体制的模式研究，鉴定验收合格1997-12-19贵州省教委 主持人。3、武陵山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与多元文化互动研究，湖南省社科联1999-2000，主持人。4、《百苗图》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001年，批准号：01BMZ007，李汉林主持，本人为主要参与者之一。5、全国民族村调查：侗族调查，2003年—2004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云南大学211工程建设，子项目组组长。6、苗族调查基地，2004年—200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云南大学211工程建设，子项目组组长。7、晚清以来地方文化资源与乡村权力运作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2006年，批准号:06BMC026,主持人。

民族风情,我知道可以写成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　　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　　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　　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　　《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　　《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　　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　　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　　“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　　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