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词汇论文3000

本书汇集论文32篇，有对汉语史研究和训诂学研究的关系的论述，有对当前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的综述和展望，也有对该领域一些研究语料的价值的分析，更主要的是对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中诸多疑难问题的考证及进一步探讨。所做工作涉及汉语俗语词、俗字的考释、口语语法规律的探索、俗语言文献的整理等多个方面，对汉语史研究、古籍整理、辞书编纂以及高校语文教学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后附有“本书重要词语音序索引”。　　董志翘（1950—）男，浙江嘉兴市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主任，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汉语史、训诂学及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重点社科项目1项、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3项、省政府社科基金项目1项。出版专著《中古虚词语法例释》、《训诂类稿》、《<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中古文献语言论集》、《<观世音应验记三种>校注》、《20世纪以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论纲》等9部、译著l部，参编大型语文辞书4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20余篇。其代表作曾获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项（2002）、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1项（2003）、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1995、2001）、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2002、2006）。　　序　　21世纪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随想　　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述　　训诂学与汉语史研究　　汉文佛教文献语言研究与训诂学　　汉译佛典的今注今译与中古汉语词语研究　　——以《贤愚经》《杂宝藏经》译注本为例　　试论《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在中古汉语研究方面的语料价值　　《高僧传》的史料、语料价值及重新校理与研究　　故训资料的利用与古汉语词汇研究　　——兼评《故训汇纂》的学术价值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比数”新解　　扬雄《方言》与中古、近代汉语词语溯源（二例）　　佛教文献与《世说新语》疑难词语考释　　《世说新语》疑难词语考索　　中古汉语中的“快”及与其相关的词语　　汉译佛典中形容词的“同义复叠”修饰　　中土佛教文献词语零札　　中华版《高僧传》校点商补　　梁《高僧传》“疆场”例质疑　　“儿”后缀的形成及其判定　　——兼与竺家宁先生商榷　　《唐律疏议》词语杂考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略考　　汉语词汇研究与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的整理

音转的“四有”模式　　内容提要：音转的的定义、形成，音转的“四有”模式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音转的理论价值。重点是我所理解的音转的“四有”模式，我称其为“三因一果”规律和“时”“空”的经纬学理论。　　关键词：音转 “四有”模式 时 空 字 音　　文史类的同学都会认为古代汉语是一门比较难学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没有为什么的学科。往往是老师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或者书上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虽然，有很多的学者在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音韵上的问题。可是，真正的成就往往屈指可数。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音韵在古代没有具体可考的资料，更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很好的语音存储机器。一般是都是口述相传的，这也是音韵学难考证的重要原因。二：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很多的语音都存在了偏差，或者说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两中语言，那么就使得音韵学变得更为广泛和复杂，并且相当的繁琐和具体。没有一定的同意规律。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人为的感情色彩等，都会在音上有所变化，使得音韵学变得困难重重没有规律。　　我就与音韵学相关的内容——音转的“四有”模式做一个简要的描述。不过先得了解一下音转的定义，就是要知道音转是什么之后，才能做其他的了解吧。　　通俗的讲就是字词失去其“正音”，即正确的读音。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在使用同一语词表达同一意义时，其语音有可能呈现出某种变异性。这种意义不变而语音有所变异的现象，便是音转。　　音转是以同一个语词并表达同一个意义为基准来说的。所谓同一个语词，这就意味着其声或韵尽管发生了流转性变异，但终究还是一个“音”，变异中并没有失去其主要的共同音素。所以黄承吉曾多次强调：“凡字原只一声，故只一音，虽周流参差于各方之口舌，而原即此音也。承吉尝谓古无定音者，参差之口舌也；谓音实有定音，以虽参差而原即是此音也。”【1】所谓表达同一个意义，这就意味着音转尚未导致语词的分化，仍然是属于同一个语词的问题。如果代表的虽是相同的意义，但声韵了不相涉；或声韵虽然相关，但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便都不能看作是音转，而是同义词或同源词的问题。　　最早使用音转这个词语的，是三国时期的魏人张揖。他在《上广雅表》中说：“窃以所识择撢群艺，文同义同，音转失读，八方殊语……”所谓“音转失读，八方殊语”，【2】即就时代和地域的变化而言。音转是造成失读的原因。失读指失去字词的正确读音，古人又称“正音”或本音。音转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是地区语言和历史语言中普遍而又必然存在的一种语音变异现象。方言的形成，音转是其重要原因。一般来说，音转是异地异时的现象，不应同时同地而有转音共存。比如，“yǎng【3】”为“我”之转，“云”为“曰”之转。如果甲地的人施身自谓称“我”，乙地的人施身自谓称“yǎng”，那么，甲地之人便不会同时又自称为“yǎng”，乙地的人同时又自称为“我”。同样，如果彼时的人表述说话用“曰”，此时的人表述说话用“云”，那么，彼时的人便不会又用“云”，此时的人同时用“曰”。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许多本为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音转之词，难免发生交融互收现象。尤其在文献语言中，因为许多音转之词往往“音别为字”，异域性、历时性的音转现象便很可能以共时态而反映出来。所以，同一篇文章同一部著述便有了既用“曰”又用“云”的情况，甚至于出现了“yǎng须我友”“今者吾丧我”之类的语句。　　基本的我们知道了音转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就音转的“四有”模式做一个描述吧。　　音转的“四有”模式在吴泽顺老师著的《汉语音转研究》这本书里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吴老师将其列在了“音转原理”这一章节里的第一节。我觉着，音转的“四有”模式不能孤立，所以，他应该是和后面的“同源分化导致音转”以及“音转规律”，还有前面的“音转的时代层次”都是融合的。　　所谓的音转“四有”模式里的“四有”指“时”、“地”、“字”、“音”。“时”指的是时间，当然就存在古今了，“地”是指地域，南北。“字”就表面理解就是文字了，不过应该是理解为文字的变革。“音”的理解就应该是读音了，不过也应该是读音的转变，可是，前三者是因，后者才是果。音转的“四有”模式如果在严格的意义上应该只有“三有”。或者说“三因一果规律”来的更为贴切。　　音转是一种客观现象，究其原因，从宏观上讲，不外“时”“空”二字，也就是索绪尔讲的共时变化与历时变化。我国明代的陈第，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　　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4】　　因为汉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字音和字义关系密切，所以陈第将文字与时地相并列。在讲到音转的前三有模式是第四者的因时，问题就转到了音转的形成的问题上了，对于这个因果关系，陈第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然一郡之内，音有不同，系夫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地转，系夫时者也。况有文字后有读音，由大小篆而有八分，由八分而隶，凡几变矣，音能不变乎？【5】　　除了将文字书体的演变作为音转的原因有些生硬之外，很明显，陈第将时间变迁、地域差异和文字变化看作音转产生的原因，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　　这也是我说的，将音转的“四有”模式理解为音转的“三因一果”规律的原因了。这在以前的格里木音变的三大规律中同样有类似的讲解咯。　　回到“四有”模式上，如果非有“四有”之说，那么必定要存在关系，很明显的就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吴泽顺老师将其理解为不是平列的关系。　　而在“时”“地”关系上吴老师同样为之定位为交叉关系，而我在看过之后，我想我的理解除了吴老师的交叉关系之外，还应该有平行关系，即我定义为经纬关系。在时间或者空间的单独作用下同样可以产生音变，或者说音变就是一个运动的自由音韵体。这样可能有些难以理解，我们可以将音变理解为或假设为地球的表面的很多的自由体，但当经线或者纬线或者共同作用下就会产生变异，那么整个的球表面就是一个客观的音转体，它在不停的变化，却不为人知。　　在“字”对音转的作用，吴老师说其具有超时空性质。我借伟人的肩膀再次采用。我们认为应限于文字书体的演变，还应包括通假字、方言错字、方言造字以及同源通用字等。超时空性也就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1）文字的变化时空交错。文字的变化可能是共时平面的，也可能是历时纵向的，它往往随语言的变化而变化，并不受时空的限制。　　2）文字的使用超越方言　　方言变异造成方言与共同语之间语音上的差异。为了记录方言词，人们往往采用方言造字和方言借字两种方法。　　如此，音转的“四有”模式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关系和得到解释。　　由此音转的“四有”模式的存在有着其理论的价值，我做一个简要的带过：　　1）“四有”模式所彰显的语言历史观，推动古音的研究　　2）“四有”模式所揭晓的音转原理，推动了古义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