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竹编的论文

按照李零的整理，《容成氏》全篇共存完、残简五十三支。竹简发表后，学者们就竹简拼合及编连问题进行了讨论。在竹简拼合方面，陈剑《上博简<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载《续编》，以下简称《小议》)从编绳位置和内容两个方面指出简35上段与下段不属于同一简，应该分别编号重新排列，并把此简的上段和下段分别编为“35A”和“358”。这一意见被研究者普遍接受。《小议》在李零排序的基础上对全篇竹简进行了重新编连，为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此外，简15与简24原本是两段残简，单育辰《<容成氏>杂谈(三则)》(载《简帛研究200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从缩放比例和文义两方面论证了这两支简应该直接拼合。郭永秉《从上博楚简<容成氏>的“有虞迥”说到唐虞传说的疑问》(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将简5与简32的“又吴迥”释读为“有虞迥”，认为是指有虞部族名回的酋长。并据此将简序编排为31+32+4+5。按照他的编排，《容成氏》有关舜以前的古史传说，应当归结为“古帝王一有虞迥一尧一舜”。除了上举文章及研究专著之外，其他学者如黄人二《读上博藏简容成氏书后》(《出土文献论文集》，高文出版社，2005年)、白于蓝《<容成氏>编连问题补议》(载《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香港中文大学，2003年)、于凯《上博楚简<容成氏>疏札九则》(载《续编》)、陈丽桂《谈<容成氏>的列简错置问题》(载《续编》)、王志平《<容成氏>中制乐诸简的新阐释》(载《续编》)、王晖《楚竹书<容成氏>错简问题与原始氏族社会研究》(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十三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黄人二《(孟子·万章上>篇诸章与上博藏简<容成氏>涉及尧舜禅让之竹简》(载《儒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三联书店，2007年)、李守奎等编著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文字编》(作家出版社，2007年)中《附录六》的《释文》、王瑜《<容成氏>的竹简编连及相关问题——兼与黄人二等商榷》(《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2期)等也均有编排或讨论。

徐华铛; 编艺精湛 中国一绝——浙江大型工艺竹编赏析 [J];包装世界; 1998年03期; 71-72

青神竹编，源远流长。起于何时，尚无定论。据考证，在战国时期李冰父子治水时期，青神县先民即在岷江两岸以竹编篓网石筑堤保坎。据现有文字记载，唐宋时代即有生产、生活型竹编用具，明代便开始了竹编向工艺型改进，出现了几何形式古装饰粗线图案的日用工艺品，《清明上河图》中虹桥即是青神籍人士陈希良（宋朝侍郎）设计，苏东坡时，已有方圆椭等多种形式。到了清代中期，竹编工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水平，现在沈阳故宫尚陈列有由青神袁氏艺人编织的"寿"字宫扇即为佐证。 抗日战争时期，青神观金乡的斗笠，罗湾乡的凉席，天庙乡的吨篼围垫（盛粮物），不仅在邻州府县享有声誉和广阔销路，而且在斗笠、扇面上出现了编织的"驱逐倭寇"、"还我河山"等抗战文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军斗笠"和扇石上进而出现了和平鸽和蝴蝶画图案编织。 六十年代后期，随着"文业"热浪，人们开始把毛泽东头像编上扇石，并有北街徐氏等人把《毛主席去安源》的线条画像引入单条，从而引发了平面竹编的一系列革新尝试。 七十年代未，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涌现出了一大批如胡自海、吴德全、殷超、陈云华、李建华、罗华灿等具有较高文化艺术素养，立志革新竹编传统工艺的艺人，他们集中技术和智慧，刻意求精，为竹编适应市场需求开拓了新的前景，把竹编艺术推向了实用兼欣赏乃至上品位的纯欣赏型的艺术层次。在立体纺织类，着重于精、细、雅、美堂、挂屏、横幅、楹联以及扇席之上，从而使竹编工艺跻身于艺术殿堂，使中外为之瞩目。 继1984年青神大型竹编《乐山大佛》跨进联合国大厦后，殷超的精编竹扇系列、《中国四大美人图》、《百寿图》、联中竹编厂的《八仙图》、《仙佛图册》、《折叠帽》，陈云华和中岩竹编厂的《中国百帝图》《九龙屏》《百子屏》和大型精编长卷《清明上河图》等集如蝉翼，光洁如绸，精美绝编的珍品源源问世，频频获奖。世人叹为观止。 1988年春，由文化部门注明中和殷超等竹编师们创制的融主体和平面于一体的竹编艺术舞动巨龙，先后曾参加乐山、眉山、成都、海南、北京和泰国、新加坡等处国际性大型文化演展活动十多天，均取得轰动效应。并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金奖。 2000年春，青神竹编在国际竹藤组织大厦开工仪式上作为高级礼品分赠各国。青神现有14000户29200多人直接从事竹编，尚存滚动发展态势。青神竹编，已经先后畅销和令传欧、美、澳以及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中国民间艺术奇葩"、"艺术中的艺术"。

了解的不多，只知道竹编是用竹子来手工编织的一项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