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历史论文续集

研究课题1988年：《中国边疆史地学术会议纪要》，8千字，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8年第4期，独著。1989年：《中越陆路边界源流述略》，8万字，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独著；《南沙群岛的过去和现在》，5千字，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第3期，独著；《劬录毕生的向达先生》，5千字，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第1期，独著《纪念收复南沙群岛42周年座谈会在穗举行》，2千字，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第1期，独著；《我国边疆史地研究近况》，3千字，载《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独著；《日本研究中国边疆史地之现状》，5千字，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年第4期，合著。1990年－1993年：《中国海疆的瑰宝》，4千字，载《百科知识》1990年第5期，独著；《略论明代中越边界》，1万字，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0年第5辑，独著；《辛勤耕耘四十载——访南海史地学者韩振华》，4千字，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年第1期，合著；《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的综合研究》，论文，87万字，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合著；《北宋与交趾间两峒边界争端探微》，论文，7万字，载《中国边疆史地论集》1991年第3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著名的南海史地研究专家韩振华先生》，4千字，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综合研究》，3千字，载《南海诸岛：历史、地理、主权》，1993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合著。1996－2000年：主编《中国边疆研究通报》第二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边疆稳定与禁毒斗争》，论文，8万字，合著，载《中国边疆研究通报》1998年第2集；《解决南沙主权争议几个方案的解析》，论文，2万字，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南海诸岛行政区划沿革考》，论文，1万字，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关于中国海疆史地学术研究的思考》，论文，3万字，载《院报》2000年8月29日；《中国行使南沙群岛主权的四个历史阶段》，论文，8万字，载《21世纪的南海研讨会论文选》，海南南海研究中心，2000年5月；《实施“替代种植”，探索禁毒之路》，论文，3万字，载《院报》2000年7月18日。获奖成果：《民国政府与南沙群岛》（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并获1990—1994年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优秀科研成果奖；《中老边界历史形成探微》，获1995—1998年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优秀科研成果奖2001-2002年：《关于海疆史地学术研究的思考》，论文，4万字，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中国南海疆域研究的一部力作》，论文，3万字，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在历史长河中探索中国边疆治理的演进》，论文，2万字，载《光明日报》2001年1月16日历史周刊；《中国边疆治理历史研究的佳作》，论文，2万字，载《人民日报》2001年4月14日理论版；《钓鱼岛问题研究的新突破》，论文，5万字，载2001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南海地区共同开发初探》，论文，9万字，南海研究中心，2002年6月；《南沙群岛问题对中越关系的影响》，论文，6万字，提交“21世纪中越关系回顾与前瞻学术会议”，2002年8月，郑州2003年：《南中国海：历史与现状》，专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南海诸岛行政区划沿革考》，论文，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集续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南沙群岛对中越关系的影响》，论文，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03年第1期；《钓鱼岛，中国的美丽小岛》，论文，载《世界知识》2003年第14期；《在探索中开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论文，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2期；《50年来台湾南海政策探析》,论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术报告》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成果：《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论文，载《瞭望》2004年第39期；《“东北工程”与中国东北史的研究》，论文，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中国新疆历史篇读后感作者在对法理学的发展进行了历史回顾后指出：不可能根据任何单一的、绝对的因素或原因去解释法律制度。若干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因素以及若干价值判断影响着和决定着立法和司法。法律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络，而法理学的任务就是要把组成这个网络的各个头绪编织在一起。因此，我们要在利用人们过去所做的一切贡献的基础上，建立一门综合法理学。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关注自由、安全、平等等某些超越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否则，社会秩序将无从建立。为此，作者从秩序入手，以秩序和正义为中心，对法律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详尽而深刻的阐述。在作者看来，法律的循序要素所涉及的是一个群体或政治社会是否采纳某些组织规则与行为标准的问题，秩序概念所涉及的是社会生活的形式而非社会生活的实质与质量。而正义所关注的却是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中的价值。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与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要的就是正义目标。正义是由安全、平等、自由三个基本成人构成的，它们植根于人的本性中，所以，一个法律制度是否成功，就在于这三者之间能否实惠合理的平衡，而法律制度要实现其职能，就必须致力于正义的实现与秩序的创造这两大任务。所谓法律就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一个行之有效、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必须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但同时，也必须服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在运动与静止、保守与变革，经久不变与变化无常这此相互矛盾的力量之间谋求某种和。法律必须巧妙地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同时又不忽视未来的迫切要求。 作者还指出，法律既是政府性的，又是社会性的，二者之间存在潜在的分歧，只有当立法者制定的规范同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与真正利益完全一致时，才能达到最理想的程度。但现实往往做不到这一点，为了实现立法者的意图，法律就必须具有强制力，这法律作为社会和平与正义的捍卫者的实质所在。在这里，作者将法律律令的效力与其在社会制度中的功效作了区别，并对非正义的法律是否是法律及制裁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当一条规则或一大套规则的功效受到道德上的抵制和威胁时，它的效力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只有服从正义的基本要求来补充法律安排的形式秩序，才能使法律制度免于全部或部分崩溃。规定制裁的目的在于保证法律命令的遵守与执行，强迫行为符合业已确定的秩序。 但是法律的主要作用并不是惩罚与压制，而是为人类共处以及满足某些基本需要提供规范安排。使用强制制裁的需要越少，法律就愈能更好地实现其巩固社会和平与和-谐的目的，因此，不应当将使用强制视为法律的实质。但是，只要在有组织的社会中以及在国际社会中还存在大量的违法，那么，法律就不能没有强制执行措施作为其作用效力的最后手段。作者还对法律与权力、行政、道德、习惯等其他社会控制力量之间的关系及法治的利弊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是这样一些法律制度，它们的特征是将僵硬性与灵活性予以某种具体的、反论的结合。它们将稳固连续性的效能同发展变化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具有长期存在和避免灾难的能力。这就要求立法者具有政治家的敏锐，具有传统意识及对未来之趋势和需要的明见，还要求对未来的法官和先是进行训练。同时还不能忽视社会政策和正义的要求。只有在几个世纪法律文化的缓慢而痛苦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具备这此特征，并使其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