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型经济论文

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摘要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都出现了显著地增长。不论是发展对外贸易还是吸引外商投资，沿海地区都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某些沿海城市和地区更是获得了政策上的优惠和支持。大量的投资者和制造商选择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投资建厂，许多互相关联的产业慢慢地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随之不断扩大，沿海地区的收入水平和就业程度都显著高出内陆地区。需求方面，持续扩充的集聚产业需要劳动力要素的支撑；供给方面，受到收入高、就业机会多的吸引，我国的劳动力大规模地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给沿海地区的聚集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而促进了产业的进一步集聚。供需两方面的作用使得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在中国经济开放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发生的产业集聚使得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加大、地区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加大，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则是中国东部产业集聚过程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中国的经济开放、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这三者之间是如何互相作用，形成了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格局？本文旨在劳动力流动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关注经济开放因素在东部产业集聚过程中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机制和效果。首先，本文对劳动力流动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进行了梳理。从劳动力流动理论得到了决定劳动力流动行为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的特点以及如何从规避家庭风险、收益-成本角度看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而三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则给后续研究中国模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准的CP模型树立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标杆，而Baldwin（2001）从迁移的心理成本、拥塞成本的角度出发，在标准CP模型的基础上丰富了迁移动态方程的内容；Hu Dapeng（2002）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中国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随后创建合适的中国模型奠定了基础。接着，在理论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又对中国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经验事实进行了归纳，发现在经济开放条件下，我国发生了国际贸易、FDI、产业、人口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现象。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贸易和FDI等开放因素促进了产业和人口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区域产业集聚有促进当地吸收FDI的作用；经济开放因素对区域间工资差距的作用看法不一，FDI扩大了区域间的工资差距，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发展也会扩大区域间工资差距，但国际贸易同时也会通过产业关联带动前向和后向产业的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工资差距；经济开放和产业集聚均对劳动力流动具有促进的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显著的外部性特点，使得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政府平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选择。这些事实给后续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假设和分析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在理论和事实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关于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均衡新经济地理模型。该模型设置了三个区域，三个部门和三种投入要素，采用“冰山成本”的方法描述一国与外国的贸易成本和该国内部的交通成本。与以往模型不同的是，我们把迁移行为分为近视迁移和远视迁移，除了心理成本和拥塞成本之外，在迁移函数中加入了劳动力流动的迁移成本，这个迁移成本是通过加入一个公共交通部门来反映的，假设迁移成本由政府对公共交通的补贴程度和经济开放程度两方面来决定。另外，在远视迁移函数中，本文改变了拥塞成本的的决定形式，使得拥塞成本的作用更加明显。通过分析，得出模型的向心力包括规模经济、需求关联循环因果联系、成本关联循环因果联系和迁移成本递减效应，离心力包括本地竞争、拥塞成本和迁移成本递增效用。产业集聚的发生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向心力大于离心力，那么经济的正向自我回馈机制将会促使产业集聚。由此得到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是互相促进的关系。而且，我们还得到了模型中经济开放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四条机制：经济开放是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的触发器和必要条件；经济开放因素会影响短期均衡，从而影响决定劳动力流动的诸多变量，包括就业、名义工资、物价指数；经济开放会通过迁移成本直接影响迁移决定；经济开放会通过影响整个产业集聚过程来影响劳动力流动。然后，根据中国的情况，本文对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第一，经济开放具有促进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具体来说，经济开放对劳动力流向集聚区域的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经济开放对整个经济系统产业集聚的促进和对迁移行为本身的促进双方面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经济开放对规模经济的促进作用带来了向心力的增强，包括规模经济带来的前向、后向联系机制的增强，使得产业集聚过程速度更快程度更深，从而促进劳动力向沿海区域流动，而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又会引起迁移成本递减效应，进一步促进劳动力流向沿海区域；另一方面，经济开放会通过降低劳动力迁移成本来促进劳动力流动，而这种促进也是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促进产业集聚又将进一步促进劳动力流动。第二，不论经济开放的程度如何，内陆地区在中间产品部门是具备初始优势的，如果经济开放程度不太高的话，内陆地区的这种在中间产品的优势将会继续保持下去直至达到均衡，如果经济开放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在中后期将会使得内陆地区丧失这种优势，从而阻碍内陆地区中间产品经济的发展。第三，经济开放条件下交通成本与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可能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即交通成本较小时产业集聚程度较低劳动力流动规模较小，随着交通成本的增大，产业集聚程度上升劳动力流动规模扩大，到达拐点之后，随着交通成本的进一步扩大，产业集聚程度和劳动力流动规模开始下降。最后，为了进一步验证和补充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关系的研究，本文采用工具变量2SLS方法对中国1990-2005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经济开放对劳动力流动有直接正向作用，但不太显著，对外贸易大于FDI的作用效果；经济开放对劳动力流动的间接正向作用明显，分别是通过影响集聚程度、实际工资差距和就业差距来促进劳动力流动，作用程度大小依次为：通过影响就业差距的作用最大，通过影响实际工资差距的作用次之，通过影响集聚程度的作用最次。另外，迁入地经济开放因素会显著地影响到两地的实际工资差距和就业差距，从而促进劳动力的流动，迁入地对外贸易的作用大于FDI的作用，而对实际工资的作用大于对就业的作用。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的政策建议是：第一，我国仍然要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但是应把握好经济开放的尺度。一方面要让经济开放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减退，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调整进出口贸易自由度和FDI的进入门槛，使得产业、人口向东部集聚的速度放慢，适当缓和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矛盾；第二，为了帮助内陆地区保持在中间产品部门上的优势，中央政府应把握好相关产业部门的贸易政策，同时内陆省份应该利用中间产品部门的优势，发展和扶持中间产品部门，以期保持在中间产品部门的初始优势或者延缓优势的丧失。关键词： 经济开放 产业集聚 劳动力流动 新经济地理学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20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上海作为中国的特大型城市和经济中心，则创造了开埠以来辉煌的业绩。然而上海在已走过的20年历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也曾有过曲折，在邓小平关于上海改革开放的重要指示指引下，以浦东的开发开放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契机，上海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 一、邓小平对上海改革开放的构想 邓小平对上海改革开放有着一系列精辟论述和重要指示，他的基本构想是：通过开发开放浦东，来振兴上海；通过抓上海的发展，来带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邓小平运筹帷幄，提纲挈领地指出上海加快发展的关键是开发浦东。他说：“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这是因为，浦东的开发开放，可以成为上海加快发展的突破口和先行区，使整个上海的产业结构、城市布局和基础设施得到调整和改造，使上海能够扩大对外开放度，这就为上海提供了一次不可多得的机遇，由此来带动上海的振兴，并把上海推到改革开放的前沿。 振兴上海，加快上海的发展，其根本目的还是要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使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如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浦东的开放开放，也被赋予了同样的意义，即这不单单是关系上海的问题，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邓小平甚至不无遗憾地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这段话固然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谦虚恭谨的胸怀，但也点出了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一盘棋中的重要地位。鉴于上海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抓上海的发展，让其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有利于先进技术沿长江由东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有利于我国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的形成，从而带动全国的发展。这是邓小平统筹全局的英明决策。邓小平在明确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同时，还为上海指明了加快发展的具体做法。第一，上海要“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第二，上海要发展金融业。因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邓小平对上海金融业寄予厚望，说“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第三，上海要遵守国际惯例。邓小平指出，“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虽然上海起步晚了，但是邓小平却对上海加快发展充满了信心，相信上海完全可以后来居上。他详细分析了上海能够后来居上的有利条件，即：第一，“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同样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而工人阶级是其中的主力军。上海的改革开放得到工人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第二，“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上海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城市，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建设人才，迄今拥有各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近百万人。上海还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技术，使企业的经济效益都较好。这些都是上海加快发展所需的宝贵资源。第三，“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这是上海因历史发展而形成的人文优势。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同时又走向四面八方，他们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相处，经历了兼收并蓄、重炼再铸的过程，使人的反应程度与适应能力随之增加，善于包容和转换各种事物，形成了高度的开放性、敏感性和灵活性，产生了具有鲜明的上海标志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以及交往准则等，这就使“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第四，90年代是上海发展的一次机遇。从国际来看，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被打破，“和平与发展”正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亚太地区经济又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十多年，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特区开发已获得经验。因此上海遇到了加快发展的国际国内最好的环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992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强调，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你们要大胆地闯一闯。1993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又着重强调了抓住机遇的问题，他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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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一方面是指国家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经济交往；另一方面是指放宽政策，放开或者取消各种限制，不再采取封锁国内市场和国内投资场所的保护政策，发展开放型经济。对外开放是中国一项基本国策。大力发展和不断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以生产和交换的国际化取代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促进经济的变革，使我国经济结构由封闭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第一、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断增强经济活力。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市场失灵领域要由政府依法监管或者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最重要的基本经验，属改革方向问题。第二、坚持既积极又稳步地推进改革，不断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的体制障碍。第三、改革开放互相促进，以开放促改革。第四、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直接动因。第五、改革发展稳定良性互动，以改革促进发展和促进稳定，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中国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经验。第六、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要强化党对改革的领导统筹和协调。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利益矛盾凸显，怎么加强改革的统一领导，加强改革统筹协调，非常重要。第七，经济特区的创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对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生产、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外，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形式。兴办经济特区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对外开放的特殊形式。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