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文明投稿经验总结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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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是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 虽然道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 道家在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这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道家与道教的区别道家思想是一种哲学学派，道教是一种宗教信仰。道家思想成形于先秦时期，直到东汉末“黄老”一词才与神仙崇拜这样的概念结合起来。就本身来说，这种崇拜和道家思想没有相关联的成份，老子、庄子都是以相当平静的心态来对待死亡的。引起两者相关联的原因可能是在道家的文字中描述了对于领悟了“道”并体现“道”的长生者的意象。所以就道教尊老子为宗又追求修炼成仙的本质来说是荒谬的，这是一直以来认识上的误区。东汉时期以道家思想为本的王充著有无神论作品《论衡》，对汉末流行的神仙方术进行了全面批判，在中国思想史上获得了很高地位。在西方，道家与道教被统称为Taoism，以Religious Taoism（道教）和Philosophical Taoism（道家）将他们区分开来。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道教是纯哲学的道家思想堕落腐败的产物，而道教支持者认为道教和道家在思想上有互补之处。[编辑]道家思想的发展与构成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用“道家”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这时，道家也被称为道德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也是道家思想信徒弟，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的评价。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了它们的短处。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从此不再成为中国主流思想。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中，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先秦各家内部，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艺文志》中，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它们大多作于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影响了老子和庄子，同时又融会于两者中。不同的学派之间思想重心也不同，或偏于治国，或偏于治身。司马谈所说道家，主要指黄老学派。[编辑]道家的思想和主张道家虽然学派上有所区别，但就其主旨来说是相通的：以“道”为本，自然无为，轻物重身。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他的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第25章）这一思想由天道演变而来，但与天道不同。老子提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为道家最基础的核心。在各派之间对“道”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但在中国哲学史上，通过“道”的概念对世界万物本源进行了第一次探讨，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的传统。这是道家突出贡献之一。“无为”被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地行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舜帝不是无为而治的吗？他做了什么？只是使本人保持尊贵，令人恭敬地面对南方而已。）道家认识到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可能使行为本身产生偏差。“六亲不和有孝慈。”（当我们提倡孝顺、和睦的时候，家庭中的成员本身已经不坦诚、不和睦了，不然是不需要这些的。）表述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根据处理问题不同，“无为”的态度即可用与政治，也可以用于修身。道家各派在坚持“无为”本质的前提中，通常给予了“无为”更丰富的内涵。道家视生命价值重于外物，主要是指功名利禄。老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身而轻名、货。其后各个学派都提出轻物重身的观点。而庄子，列子将“内圣”的观点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编辑]老子老子，《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1922 by E T C Werner《老子》（又名《道德经》）是译本最多的古籍之一，被西方公认为所有中国文献中最难以解读同时也是存在问题最多的文本之一。老子在总体上倾向治国方面，在人生观上，老子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政治上提出“无为而治”，以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从自然的二元对立观念出发，颠覆了人们对传统价值考量。[编辑]“道”的不可言说性老子和庄子都意识到在面对终极实在面前语言是无能为力的，老子反复观察与思考的世界是日常观察到符合常识的世界，无论这样的世界是多么真实，其主要特征是非永恒性。而“道”就其不可言说的永恒性来说是无法预先决定或者命名的，不等同于任何可命名的事物。它是非存在，即相当于无。这是一种与任何能被命名的，确定有限的存在或实体都无法对应的实在，然而它显然是真实的，并且是所有有限实在的根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在天地前诞生，沉默而虚空，它孤独地站立着，而不发生变化，因为充满于一切事物中，所以它不觉得疲乏。）这里甚至可以感受到老子从哲学层面上对于时间空间的一个回答，同时老子将非存在与存在的世界联系了起来，即非存在是永恒的，而存在是短暂和有限的。老子持有这样的观点，无论非人类的宇宙还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自然都以“道”这样自发无为的方式运行。我们所感受到的自然的无为是“道”的显现，自然也以此存在于“道”中。[编辑]老子的自然无为和科学观和儒家宣称的“天”相比，“道”这个词的使用意味着老子持有一种无神观，凡指‘天’大多意味着背后存在着一种意向性的，不可逆的力，这与道家思想的无为是相背的。老子认为自然的运行是自发运行，无目的的“道”的显现，一切有限存在诞生于非存在，并复归于非存在，这是道家哲学的颠峰之处。然而老子却以“玄之又玄，终妙之门”来解释这一主张。这意味着老子坚信自然的无为运行方式但无法考证它，因为对于自然的科学考察是与“无为”相对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家思想者不通晓同时代的自然观（科学），老子在描述经验性的常识世界时也强烈关注自然的二元对立性质，而庄子更体现了其对自然观的深刻认识。[编辑]人类领域老子对人类领域有着深刻关怀。由于“道”存在于一切有限存在中，人类本身也便是自然的显现。人们拥有生命，可以品位生活，但同时也要随时准备毫无遗憾地离开它，对于“道”所带给我们本身不可避免的病痛，死亡都是有限存在的诞生和复归于非存在。对于生活方式，老子主张“仅仅活着”，强调“活着就行”。老子认为对于居住于“道”中同时又是“道”的显现的人来说欲望应是相当简单和有限的，对于人本身的欲望，应该彻底抛弃。然而现实是“道”在人类领域上发生了分离，老子将之归结于两个因素，一是文明的兴起，文明使人在财富、权力、道德完善各个方面上有了新的目标（老子也被认为是彻底的原始主义者）；二是人本身在道德层面上的堕落。[编辑]政治领域老子的原始主义同样体现于政治领域，然而并不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老子》中有很多对统治者的建议和告诫，主张统治者要使人民消除欲望，使人民不去小心翼翼的追求“仁义”而本身却充斥着阴险和狡诈同时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其中老子认为只有道家的圣贤，即领悟并体现了“道”的人才能将宣判文明的终结，使人民恢复原始的“道”的无欲状态中去。老子曾将政治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不知有之”，推行不言的教化，人民不知有治理者，各顺其性，各安其生；第二等，“亲而誉之”，用道德感化人民，用仁义治理人民，人民都称赞执政者；第三等，“畏之”，用政教治理人民，用刑法威吓人民，百姓们都很害怕；第四等，“侮之”，用权术伪诈愚弄，欺人民，百姓都要起来推翻它。[编辑]庄子庄子是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者，他的著作表现出他的思想涵盖了当时各种思潮。后人常将他与老子并称老庄，是道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庄子具有非常显著的悲观主义，其思想主要关注在生命上，以修身为主旨，“内圣”的观念被庄子发挥到了极点。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庄子哲学影响相当大，并由此产生了禅宗。庄子的人身哲学被后世用来倡导艺术精神的培养，打破小我与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以审美的意态体悟世界，对中国的诗歌、绘画等许多艺术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庄子》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代表作《逍遥游》是先秦散文的颠峰作品之一。[编辑]庄子之“道”庄子虽然也承认“道”是万物本源，但和老子的“道”存在一定差异。老子主张“道”为非存在，并以自然显现出来，庄子的观点则不同。庄子在支持“道”是无（非存在）同时，比老子更加关注“道”中关于“存在”的内涵。《庄子》中的“道”表现出了不可穷尽的多样性和创造性。庄子并不仅把“道”的存在归结于具有一定局限性的自然，他试图比老子更确切的描述不可描述的“道”。他不仅把着眼点停留于自然循环变化的规则，还将目光投向不可预测的，不能预期的变化。这种对于自然具有创造性的欣赏对后代也产生了相当影响。[编辑]庄子的实在观在《庄子》中记述了许多庄子好友惠施所提出的问题。先秦时期，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引发了中国古代语言危机的高峰。他们提出的诸多悖论引起了关于存在的广泛关注，影响了当时与后人思考世界的方式。庄子也受到了名家思想的影响，他肯定事物的有限实在性，“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说话并不等于吹气，毕竟说出了某些东西。）即假如语言没有被日常虚假意识或者成见之类所影响，语言也许可以与事物本体表现一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鰌然乎哉?”（人睡在潮湿的地方，腰背就会疼痛，泥鳅也会这样吗？）庄子认为语言可以说出东西，但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知性层面都不能以对或错的方式来谈论他们。只有在非存在的条件下，所有存在和关系才能找到本源。对于日常经验性的世界，是一种有条件的实在，从根本上讲是空的（这和佛教的哲学观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和老子对于伦理上的偏好不同，庄子主张以一种审美的、艺术的角度而非科学的态度来观察世界，所以他对于自然世界的有限存在表现出了绝对意义上的价值中立。[编辑]人类领域庄子同样试图回答关于“道”在人类领域中发生分离的问题。和老子所具有的原始主义，试图使人们从高等文明的扭曲环境中解脱出来不同，庄子的哲学思想中，人类意识的病态是与生具来的，不存在任何原始主义的解决方案。庄子敏锐地意识到，老子的圣贤观点中，圣贤有意识的设计了方案，使人们远离文明的状态，这里存在矛盾。庄子的人生哲学强调“齐物”和“逍遥”。庄子认为人类意识的病态使人们将注意力聚集于变幻无穷的周边世界中，人们的喜好厌恶，对错的是非观通过各种形式变得固定起来，即便人正在与周边世界的有限存在一样步向死亡中也仍然执迷不悟。这就是“齐物”思想的起源，即对所有有限存在的绝对公平认识，超越事物间的差别，避免用是非、大小、好坏等主观倾向看外物，打破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精神限制，达到万物齐一的境界，这是庄子哲学的颠峰之处。庄子深刻的认识到人与其他自然万物不同，只需要互相贬斥对方是“错误的”，就能对同一件事有完全不同的意见（当时儒家与墨家间的冲突便是最好的证据，庄子对此表示了相当的失望），然而同存于“道”中，又有什么能是“正确”或“错误”的呢？如果能做到“齐物”，那么他便能达到“逍遥”的境界。这是庄子哲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这是个体精神解放的最高层次，即无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庄子的解放，是主观形态的解放，他并不否认矛盾，只是强调主观上对矛盾的摆脱。庄子用“无为”来解释这一术语，与老子不同，这里“无为”不是不是一种政治原则，是指心灵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被称为“无待”，意为没有相对的东西。这时，人们抛弃了私心，功名利禄，彻底置身于宇宙之中。“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句被普遍认为《逍遥游》一篇主旨，同时也是《庄子》一书的主旨。这是一种心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在人类领域的关怀存在极强烈的现实感，对于生活中的欺压、纷争、污浊有着深切感受和极端无奈，所以他的人生哲学容易被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所接受。[编辑]庄子受到的挑战庄子的哲学思想受到了即是好友又是对手的惠施的挑战。两人虽然同样否定了人们常识主义立场的实在观，但在人类领域上，两人出现了分歧。当庄子提出“齐物”与“逍遥”时，惠施指出在本质上仍然是有限存在的人类，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人——能够超越其本身的有限性约束，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编辑]黄老学派战国时期主流道家学派。“黄”意指黄帝，“老”意指老子，黄老学派则意为以黄帝为依托，发扬老子思想的一个学派。该学派与老庄思想有着显著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分歧，这个学派的重要特征是和法家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近年来将黄老学派定义为道家和法家的结合，在西方被称为“目的性的道家”（purposive Taoism）或“工具性的道家”（instrumental Taoism）。该学派主要谈讨社会政治问题。[编辑]黄老学派的思想起源战国时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在当时诸如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各派中产生了一群特殊人物，他们本身都带有如下一种道家气质：不受所处社会环境中虚假善恶观念的影响。《荀子·正论》：“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人们真正的欲望其实很少，可他们却相信它们是很多的。）是这类人的格言之一。他们可以忍受这个世界加给他们的侮辱和谩骂，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侮辱并不能玷污他们真正的尊严。他们内在的对于世界的冷漠无情中，具有一种和老子、庄子一样深刻的精神独立性。这种内在的宁静最终产生了象慎到这样特殊的人物，他同时被归为道家和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的特殊性在于，道家思想成为了促进他社会目的的工具。[编辑]黄老之“道”司马谈曾这么总结黄老学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由于黄老学派将“道”作为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和“无为”具有相抵触的概念的“道”必然和老子、庄子之“道”存在其不同之处。[编辑]黄老学派的政治主张黄老学派不同意老子原始主义的观点，政治秩序被同样认为是“自然”的。慎到持有这样的观点：制度和文明本身就是“道”的具体表现。这是由于慎到本身内心的宁静，没有偏见，不带价值判断，他完全不受制于他人的生存状态中，才最终得到了“法”是“道”的终极体现这样无暇次的观点。慎到主张“贤未足以服众，而势足以屈人。”（贤人并不能说服很多的人，但一个有权势的职位足以使他人屈服。）这是和法家先驱申不害的“术”不同的。所以黄老学派的政治主张为“君无为而臣有为”。君王只有依赖其下属的目的性活动（有为）才能维持其本人的无为。以制度为基础，将责任委托给他人，而自身只是将这种制度和他的精神融合在一起。[编辑]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在中国史上时间不长，且很快被道教所代替，但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融入了社会中。道家思想在西方也传播很广，不论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生活态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存在主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关于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也被很多西方人所接受。[编辑]哲学影响与儒家强烈关注伦理学中道德实践问题不同，老庄思想覆盖了哲学的各方面，且从本质上说两者是互补的。老庄思想在宇宙观、本体论上提出了“道”这一无法被言说而只能被体悟的终极概念，也奠定了道家思想的主基调，即我们所能体验的只是有限存在，而作为非存在而存在的“道”只能被体悟而无法感知。在知识论上老庄都主张以辩证思想考察世界，庄子提出以一种超越知识的态度来认识知识。伦理学上庄子人生哲学的齐物论和逍遥观对后代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在中西方都有人以庄子人生哲学处世。老子则对儒家的道德观进行了批判，主张一种原始朴素主义。[编辑]政治影响道家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过极短暂的辉煌。汉初，以黄老学派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占据了历史舞台，自汉文帝、汉景帝由上至下到陈平、田叔等大臣都推崇道家思想。最有代表性的是曹参，在齐国时，他以“清静无为而民自定”的政治方针治国，百姓安宁，齐国大治。萧何去世后继任相国时期无一创新，皆以萧何所订律法为准。即便如此在民间被赞为“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又被史学家评为“萧规曹随，守而勿失”。道家思想的政治高峰出现在汉文帝、汉景帝两朝时期，史称文景之治。将汉朝从“自天子不能具均驷，将相或乘牛车。”发展到“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汉书·食货志》）维持这一政策方针的关键人物是窦太后，由于她的坚持这条路线才一直执行到汉武帝初年她去世以后。在此期间，崇尚黄老学派的淮南王刘安谋反失败而自杀，此后黄老之学开始走向衰落。到汉武帝独尊儒术，道家思想从此走下政治舞台。三国魏晋以后，道家逐渐转变成道教，在政治上再没有任何作为。[编辑]艺术影响老子、庄子本身从未谈过关于艺术的问题，也没有表述过艺术是否具有价值的观点。老子、庄子对于后代艺术的影响在于他们的思想所展示的人生境界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尤其以庄子的人生哲学为甚）。道家思想主要通过魏晋玄学对中国艺术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绘画上的影响在人物绘画上，改变了以描写人物道德的主题，而是以个人风采个性代之，顾恺之主张的“传神写照”的画风兴起。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音乐上的影响老子的“淡兮无其味”、“大音希声”形成了中国古琴的重要审美品格。老子的“淡”与儒家的“和”相结合，形成了“淡和”的观点。清朝汪绂在《立雪斋琴谱》中以儒释道，将“淡”定义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极的影响。“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强调了弦外之音的重要性，成为了历代琴人所追求的至境。明朝李贽以庄子的“法天贵真”出发，对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琴者，心也”的本质是将音乐定义为一种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对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戏剧上的影响中国戏剧美学受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以“尚真”作为中国戏剧灵魂。中国戏剧本质上表现一种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常带有一种平民气息。在创作手法上，以庄子的寓言手法为基础，取材于生活又提炼于生活。在创作性和演出上以不自觉性作为最高境界。汤显祖以庄子的“一汝神，端而虚”作为对演员的演出要求。儒家思想，又称儒学，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宗教而称之为儒教，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自汉代起指由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华人的主流思想基础。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限度的冲击，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传统的标记。儒家的思想和主张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哲学注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讲礼貌。朋友之间真诚守信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提倡人要到达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编辑]儒家思想的特点和地位儒家思想不同其它宗教。一般的宗教，往往力图一统宇宙，把“自然”、“科学”和“人”、“社会”的问题建立在一个体系之下，而人类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呈现日渐增长的状态，因而过去宗教的设论不断地变成谬误；在当时无法理解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各种宗教则做了各种编造。儒家思想关注的并非“自然”、“科学”，而是人和社会，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在这些永恒的课题上儒家思想建立起了具有永恒价值的价值体系。[编辑]儒家的历史[编辑]儒家思想产生的背景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是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的开明时代。[编辑]儒学的形成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编辑]汉武帝独尊儒术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汉初，当时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谓黄老道行无为之治。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鉴于秦朝苛政的覆灭，统治阶层意识到仁政对于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迎来儒学的繁荣发展。沿承上个世纪抗战期间儒家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发展，作为民族哲学的儒学应积极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调整与挑战，面对中华民族的新发展，开拓出新的辩证吸收西方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学，并从儒家立场对世界和人类的普遍性问题给出指引。　　民族复兴与儒学的现代建构　　谈到儒学的时代使命，不能不从回顾上个世纪儒家哲学在发展期对历史使命的认识与承担说起。　　近代以来中国遇到的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挑战。儒家的回应也是对这个宏观文化挑战的回应。上个世纪30到40年代，儒家的回应以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等人哲学体系的出现为代表。这些哲学体系不是对某个西方文化思潮的回应，而是对整个近代西方文化冲击和挑战的回应。同时，它们又是这个时期民族复兴意识高涨的产物。中华民族复兴意识的普遍高涨，成为这一时期儒家哲学的根本支撑。换言之，没有这一时期旺盛的民族复兴意识，就不可能有这些儒家哲学的现代构建。　　在儒家哲学的这一发展期，熊十力坚持孟子所建立的本心的哲学思想，依据大易的原理，将本心建立为一个绝对的实体；这个实体是宇宙的实体，故同时建立了一套关于“翕辟成变”的宇宙论，因而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宇宙论建构的哲学体系。马一浮把传统的经学、理学综合成一体，认为一切道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各种学科）统摄于六艺；他所讲的六艺就是六经，故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经典学重建的哲学体系。冯友兰继承程朱理学对理的世界的强调，通过吸收西方的新实在论，在哲学里面建立起一个理的世界，作为儒家哲学形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冯友兰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形上学建构的哲学体系。梁漱溟早年研究东西文化论，后来又不断建构新的哲学。上个世纪40到70年代，他一直在努力完成一本书，叫做《人心与人生》。梁漱溟主张心理学是伦理学的基础，所以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哲学体系。贺麟则强调“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方文化为用”，或者说“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对儒学复兴进行了系统设计。　　上述现代儒家哲学家（也称新儒家）的工作表明，这个时期建构性的、新的儒学出现了。这种新儒学对时代的回应，基本上采取的是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以“哲学的回应”为儒学主要存在方式的时代。上述这些重要哲学思想体系的准备、阐发乃至建构，都与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复兴意识高涨有直接关系：由于这是一个民族意识高涨、民族复兴意识勃发的时代，所以民族文化与民族哲学的重建也得到很大发展。贺麟在当时表达了这种文化自觉，他认为：“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取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　　儒学的当代“在场”：学术儒学与文化儒学　　新儒家是以哲学的方式承担起自身时代使命的。然而，儒学的时代使命并不限于“哲学地”回应时代，而是更为广泛。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儒学在当代的存在特性和功能。　　儒学的存在不等于儒家哲学家或儒家哲学体系的存在，不能认为有儒家哲学家才有儒学存在，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儒学在最基础的层面上，不仅仅是经典的解说，同时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内心里面，儒学的价值持久存在着；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今天仍然受到传统儒家伦理的深刻影响。我们把在百姓内心存在的儒学，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没有自觉的儒学。正因为它不自觉，所以会受到不同时代环境的影响，不能顺畅表达出来，有时候甚至会被扭曲。　　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潜隐层面之外，当代儒学也有显性的“在场”。必须强调一点，就是在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的显性“在场”时，我们的儒学观念一定要改变，不能说一定要有儒家哲学家儒学才存在、才“在场”。在当代中国，30多年来虽然没有出现像上个世纪30到40年代那样的儒学哲学家，但在这个时期，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个方面是学术儒学。对传统儒学进行深入研究，把握儒学发展演化的脉络，梳理儒学理论体系的义理结构，阐发儒家的各种思想，包括深入研究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这套系统我称之为学术儒学。学术儒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个方面是文化儒学。近30年来，我国很多文化思潮与文化讨论跟儒学有直接关系，比如，讨论儒学与民主的关系、儒学与人权的关系、儒学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儒学与文明冲突的关系、儒学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等。在这些讨论中，很多学者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来阐发儒学的积极意义，探讨儒学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方式。他们不仅阐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化观念和理念，也与当代思潮进行了多方面互动，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层面和思想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些讨论和活动，也构成了儒学的一种“在场”方式，我称之为文化儒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儒学是儒家哲学的一种表现，是其在现代社会日常文化领域发挥批判和引导功能的表现。哲学的存在有不同的形式。尤其在当代社会，哲学应突破仅仅追求哲学体系的传统观念，更加重视对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引导，这一点也适用于儒学与儒家哲学。　　所以，我们决不能说这30多年来没有出现儒家哲学大家，儒学就是一片空白。除了潜隐的存在形式以外，我们还需理解更为多样的儒学存在形式，所以我用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来概括和表达这个时代的儒学“在场”。事实上，在这个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比起出现几个抽象的哲学体系，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对社会文化与社会思想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更深入，同时它们也构成了儒学未来发展的基础。　　对儒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进入21世纪，儒学复兴面临第二次重大历史机遇。如前所述，百年来儒学发展的第一次重大历史机遇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一个民族文化意识、民族复兴意识高涨的时期。当前，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发展，人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儒学现代复兴的第二次重大历史机遇到来了。儒学如何抓住这次机遇，儒学研究者如何参与这次儒学复兴，成为重大时代课题。在我看来，除了前面说到的学术儒学与文化儒学应继续努力发展之外，至少还有几个方面的理论课题应受到重视：如重构民族精神，确立道德价值，奠定伦理秩序，打造共同的价值观，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精神文明，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儒学复兴要参与的重要思想理论工作。儒学只有自觉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时代使命相结合，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相结合，才能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以上这些重要工作之外，还有一项中心工作应予以关注，即儒家哲学系统的重建与发展。也就是说，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新的儒家哲学应当出现，也必然会出现。它将是中华民族文化继往开来的见证，而且将是多彩多样的。新的儒家哲学将在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的基础上，在学术儒学、文化儒学的配合下，随着中华文化走向复兴、走向世界而展开和显现。可以期望，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文化大讨论，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国学热积累，伴随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进程，新的儒家哲学登场是指日可待的了。　　（作者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