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是什么论文

写作思路：要明确结论，整理出想要向人们传达的信息，然后再考虑书写方法。如果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措辞”上的话，就不能说整理好了想要书写的内容。正文：传统文化如同民族的灵魂，蕴含着不屈的希望与力量;传统文化是民族发展的原动力，给人们勇攀高峰的斗志与毅力;传统文化仿佛是一座沟通世界的桥梁，传递给世界温暖与色彩。因此，我想说：让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传统文化吧!传统文化，最主要的词就是文化。我们都应该思考一个问题：文化，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在大多数人的心中都会想文化不就是知识吗?但，在现代文化中的传统可能只剩下酒文化、茶文化、根雕文化、古董文化，甚至是绣花鞋文化。在以前，难道人们只会喝茶、喝酒、绣绣花鞋吗?在现在，难道人们只会喝茶、喝酒、绣绣花鞋吗?我们应该往这个问题的深层去想;但我们首先弄懂“文化”这一词的根本含义，才有可能知道文化是什么?只有知道文化是什么，才能知道中华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但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弄懂的，需要我们长期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弄懂这个问题。中华上下五千年，我们曾为它们的进步、繁荣昌盛而自豪;也曾为了它们的落后而感到伤心。文化，它们有繁荣的时候，也有衰败的时候。在我们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英国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与他人的接触交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的方式。文化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他强调，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法国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从行为规范和模式的角度给文化下定义。他提出：“文化是一组行为模式，在一定时期流行于一群人之中，……并易于与其他人群之行为模式相区别，且显示出清楚的不连续性”。英国人类学家R弗思认为，文化就是社会。社会是什么，文化就是什么。这就是欧洲三位人类学家给文化下的定义。最近名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前十二名文化大国”的调查结果已经揭晓。中国以拥有众多的优秀传统文化位居第二名，这个好消息令大家欢欣不已。但当我们静下心来与拥有众多备受欢迎的现代文化的美国作比较时，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然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被很多外国朋友欣赏的时候，我们自身是否足够重视它呢?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传承传统文化，这难道不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吗?现实情况值得社会担忧。如今很多国人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他们对外来文化有高度的认同。于是我们不再对“哈韩”、“哈日”感到大惊小怪，不再对好莱坞影片感到陌生。其实，感受、学习外国文化的精华并没有错。但过分的关注与模仿必将导致对传统文化的漠视。可以说，外来文化已经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这种现状值得我们关注。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懂得守护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例如著名作家冯骥才实地考察并用所写文章表达了呼吁人们保护传统文化的迫切心声。他说：“民间艺术是民族情感与精神的载体之一，普查与记录是为了见证与记载一种历史精神。”是啊。倘若我们失去了珍贵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内心会不会时常感受到一种不能诉说的苦衷呢?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政府的未雨绸缪。为了引导人们重视传统文化，国家设立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守护传统文化的决心不言而喻。是的，我们不想再看到自己的传统节日被别的国家抢先申请注册的事情重演。为此，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守护我们的传统文化。让它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耀眼的光彩。随着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与日俱增，我们理应满怀信心并且坚信：懂得守护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民族会永远屹立在世界的前列，拥有勃勃生机。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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