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研究参考文献

综合类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 单科类 马列＊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党史＊党建 《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 哲学 《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 经济理论 《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世界经济》 应用经济 《金融研究》、《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农业经济问题》、《财贸经济》 统计学 《统计研究》 政治学 《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 法学 《法学研究》，《中国法学》 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心理学报》 人口学 《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研究》 民族问题研究 《民族研究》、《世界民族》 国际问题研究 《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 中国历史 《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世界经济与政治》 考古学 《考古》、《考古学报》 宗教学 《世界宗教研究》 中国文学 《文学评论》、《文学遗产》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 语言学 《中国语文》、《当代语言学》 新闻与传播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 图书情报文献 《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 体育学 《体育科学》 教育学 《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 管理学 《管理世界》 艺术学 《文艺研究》

《资本论》《保卫资本论》求《保卫资本论》作者荐读的文献、作品、文章保卫《资本论》参考文献（列国志数据库 供交流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该著创立了所谓的“七类文献法”，用于进行指导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构建。Ⅰ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论》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04。《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资本论》第1卷（德文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32卷，人民出版社，19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34、47卷，人民出版社，20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剩余价值学说史》，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剩余价值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4。《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2012。《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0。《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1999。Ⅱ国学《周易》（杨天才等译注），中华书局，2011。《国语译注》（汪济民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老子译注》（罗义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论语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1980。《大学中庸译注》（王文锦），中华书局，2013。《孟子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2012。《杨伯峻〈孟子译注〉商榷》（白平），中华书局，2013。《楚辞译注》（董楚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吕氏春秋译注》（张双棣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61～2014。《史记》（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07。《春秋繁露》（张世亮等译注），中华书局，2012。《全唐诗》（彭定求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唐诗一万首精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唐宋词鉴赏辞典》（唐圭璋等），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李商隐诗集疏注》（叶葱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李清照全词》（刘瑜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红楼梦》（周书文点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熊十力选集》（景海峰编），吉林出版社，2005。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熊十力：《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熊十力：《原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熊十力：《新唯识论》，商务印书馆，2010。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2006。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Ⅲ历史和思想文化卜正民等：《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古伟瀛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冯天瑜：《“封建”考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outledge,2001）。金观涛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增订本），法律出版社，2011。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帕特森：《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何国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宋鸿兵：《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杨敬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2011。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第1～5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张一兵：《资本主义理解史》第1～6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Ⅳ政治和哲学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by William Lovitt),New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2010。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余大章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程恩富等：《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江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郝敬之：《整体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洪银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人资本及其收入的属性——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现代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简新华等：《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几个难题》，《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简新华：《再论“资本中性论”——答侯廷智教授的商榷》，《中国经济问题》2004年第4期。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潾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刘永佶：《劳动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钱广华：《开放的康德哲学——重读“物自体”》，《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荣兆梓：《资本一般与公有资本》，《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0期。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施密特：《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孙中山：《三民主义》，九州出版社，2011。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孙正聿：《〈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吴宣恭：《从生产关系的主导因素探讨中国经济学的主线》，《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期。吴宣恭：《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决途径》，《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1期。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杨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姚顺良：《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析望月清司对<大纲>解读的两个“贯穿”和一个拒斥》，《现代哲学》2011年第1期。俞吾金：《从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Ⅴ方法论David Harvey,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London: Verso,2010（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David Harvey,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Volume 2,London: Verso,Dincan Foley,Understanding capital: Marx’s economic theory,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Henry Green,The logic of Marx,by Terrell Carver,Oxford:Basil Blackwell,Leontief,W1938: “The Significance of Marxian Economics for Present-Day Economic 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8(1): 1-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李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贝洛菲尔等：《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10。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The Beacon Press,1957）。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The Beacon Press,1957）。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科学出版社，1986。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石士钧译，商务印书馆，1992。布朗等：《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丁堡骏：《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论定位——兼与王峰明先生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林岗：《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分析范式》，《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6期。刘炯忠：《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系统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刘召峰：《〈资本论〉中的“二重性”学说探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期。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5）。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粱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裴宏：《实体与形式对偶的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1期。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1。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斯蒂德曼等：《价值问题的论战》，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1990。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王亚南：《〈资本论〉的方法》，《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王亚南：《再论〈资本论〉的方法》，《哲学研究》1963年第3期。王峰明：《马克思经济学假设的哲学方法论辨析——以两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问题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维哥德斯基：《〈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经济学遗产中的地位》，何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吴宣恭：《“人力资本”概念悖论分析》，《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0期。谢富胜等：《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8期。谢尔盖耶维奇：《卡尔·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方法论作用》，雎国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韩宏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许光伟：《实体与形式对偶说的逻辑不足和拓展方向——与裴宏博士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许光伟：《〈资本论〉中具有怎样的二重性学说——与刘召峰博士的几点交流》，《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6期。伊林柯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0。Ⅵ经济理论Coase,R1937: “The Nature of the F”Economica,4(3): 386-William Lazonick,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白暴力：《财富劳动与价值——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重构》，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Monthly Review Press,1974）。陈其人：《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陈其人：《李嘉图经济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陈其人：《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何新：《反主流经济学》，时事出版社，2010。胡钧：《〈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兼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3期。胡培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不可动摇》，《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3期。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崔秀红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杰弗·霍奇森（霍奇逊）：《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种剥削理论》，于树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李达：《经济学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李建德：《经济制度演进大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人民出版社，2003。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卢森贝：《〈资本论〉注释》，赵木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顾准译，商务印书馆，1984。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孟捷等：《金融资本与“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第二版），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79。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沈越：《论古典经济学的市民性质——马克思市民理论再探讨》，《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巫宝三译，商务印书馆，1963。荣兆梓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荣兆梓：《企业制度：平等与效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段毅才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Free Press,1985）。吴宣恭：《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范畴》，《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许光伟：《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协同创造价值——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现代化的一般思考》，《当代经济科学》2003年第2期。许光伟：《再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协同——从马克思的协作理论说起》，《制度经济学研究》2004年第1期。许光伟：《中国国有企业历史特性分析》，《经济评论》2008年第1期。许光伟：《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角度再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改革开放30年成功实践的理论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许光伟：《生产要素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建构性分析——实践逻辑域中的思考》，《经济学家》2012年第8期。许光伟：《发生学与中国经济学建构：一个引论》，《中国经济问题》2013年第2期。杨继国：《价值运行论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杨继国：《论虚拟经济的特殊“供求规律”》，《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张定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余斌：《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余斌的解说》，东方出版社，2011。张忠任：《数理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Ⅶ其他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许光伟：《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范式》，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07。《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陈叔平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伯恩斯坦文选》，殷叙彝编译，人民出版社，2008。《拉法格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李渚青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王亚南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1989。《卫兴华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

一、 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辩证方法，也称唯物辩证法。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以唯物主义为基础是从事实出发，强调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根据客观实际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从现象到本质，从形式到内容，以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方法，就是矛盾分析方法。具体地说就是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就是要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中所包含的矛盾，揭示矛盾双方所处的状态，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运用量变质变规律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和过程，就是要在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局部的量变积累到何种程度才能达到质变，并对经济过程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就是要揭示出社会经济的发展绝不会停留在某一阶段上，而是要不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二、从具体到抽象和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抽象法 科学的抽象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的统一。 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时，要求必须以实践为前提，以大量占有材料为基础，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撇开其假象和与考察目的无关的内容，撇开那些次要的、非本质的因素，把经济现象的本质完整地抽象出来。 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就是要运用通过研究得出的经济关系的本质和规律，通过经济范畴进行理论叙述。但是，这种叙述不是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作简单的描述，而是对它进行深刻的和科学的说明。所以，叙述方法同研究方法正好相反，它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简单到复杂的演绎过程。 三、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政治经济学中的逻辑方法，是指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时，按照经济范畴的逻辑关系，从比较简单的经济关系户和经济范畴，逐步上升到比较复杂的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阐明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逻辑发展进程。 政治经济学历史方法，则是指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时，要遵循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来探求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具体要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运用历史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时，必须排除历史发展进程的偶然现象和因素以及各种曲折过程，从复杂的、曲折的历史资料中揭示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另一方面，逻辑的进程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反映。四、 对现代科学和经济方法的借鉴数学是研究事物数量关系变化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时，不仅要研究经济现象质的变化，而且要研究经济现象量的变化。因此，要运用数学方法对某些经济现象进行研究。 系统分析方法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可供运用的一种方法。系统方法是指用系统观点去研究社会经济活动，把研究对象放在由多要素构成的系统的形式之中，从整体出发，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结构与功能、系统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中，对之进行考察和辩证分析，以达到最优处理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还可以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些方法。例如实证分析、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方法，以及总量与个量分析方法、静态与动态分析方法等。

希望对您有帮助、《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于马克思这句话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在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有的把它理解为劳动方式，也有的把它理解为用什么工具进行生产，等等。究其原因，“生产方式”一词是一个多义词，马克思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它时，就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含义，只能以全书的中心内容和主题为根据，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释。 《资本论》就是论资本，而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存在资本，而没有资本也就不能带来剩余价值。所以，我们说资本范畴是《资本论》的中心内容，也可以说，它的中心内容是剩余价值。纵观《资本论》四卷，其中第一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第四卷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可见，《资本论》是研究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问题。所以，在《序言》中提到的“资本主义方式”，是指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这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它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方面的关系。而“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指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它从属于广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研究财富的科学，马克思第一次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对立的。 《资本论》是以英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马克思说：“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和比较成熟的国家。但是，《资本论》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并不只限于英国，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适用的。《第一版序言》第5―9段就是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特别提出，对德国来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封建贵族还占统治地位，在经济上还存在农奴制。因此，在德国，不仅存在着“现代的灾难”，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还存在“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受“活人”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受“死人”即封建制度的剥削。“活人抓住死人”，即封建主义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尽管德国和英国相比有这样的差异，但《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都必然发挥作用，“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和英国相比，德国等欧洲大陆虽然还比较落后，但英国的变革过程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到欧洲大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但是，这种革命是用暴动的形式还是用较少流血的和平方式，要由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组织程度和力量壮大等情况来决定。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和生关系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来不存在没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不存在没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所以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常常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技术、自然科学等问题的深湛见解，但它是把生产力当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者和推动力来研究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还从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来研究生产关系。列宁在谈到《资本论》时，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做“骨骼”，而把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比做“血”和“肉”。要使骨骼有血有肉，就必须联系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但其实质，仍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资本论》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其最终目的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示出这些规律，也就同时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即使探索到了它的发展规律，“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却能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 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在《第一版序言》的第10、11段和《第二版跋》的第5―15段，马克思分析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情况，是和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密不可分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后才产生的。15世纪末，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发展，出现了重商主义学派。从17世纪中叶开始，又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始于威廉?配第，发展于亚当?斯密，至大卫?李嘉图而登峰造极。在法国，始于布阿吉尔贝尔，中间有魁奈、杜尔哥，最后有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发展的时期，因此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生产关系的本质中去，揭露资本主义的一些矛盾，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因素。例如，古典学派的最后代表李嘉图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对立在分配领域中的表现，“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错误，这就是，不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社会，把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看作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规律。这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所以，古典学派发展到李嘉图时，“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1820年到1830年，“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发表不久，就引起了批评，引起了李嘉图学派及其反对者之间的论战。有的人把它普及开来，有的人利用它来反对重商主义等旧学派，有的人把它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有的人在捍卫李嘉图学说的过程中把它庸俗化了。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当时这一论战还带有“公正无私的性质。”这是因为当时的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斗争还是主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成为主要矛盾。然而，这场论战与18世纪下半叶魁奈死后、重农学派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相比，已经逊色得很多。 1830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更替其支配地位的分水岭。马克思指出：“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庸俗经济学局限于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现象，抹煞资本主义的矛盾，为资本主义辩护。随着1848年革命而引起的英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在英国出现了庸俗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的特点是折衷主义，妄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在分配领域实行某些改良，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时庸俗经济学的另一派代表是法国的巴师夏，他代表热衷于自由贸易的法国工商业资本家的观点，企图把资本主义描述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但是，在德国，“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它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为前提。在德国，长期的封建割据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政治经济学“缺乏生存的基础。”所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只能抄袭英国、法国的作品，作为教条加以搬弄。1848年以后，资本主义在德国迅速发展，但这时又不允许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公正的研究了（即使是在资产阶级视野内），因为英、法资产阶级早已夺得政权，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已经感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威胁。因此，“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 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因为“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和社会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能够公正无私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受阶级偏见的束缚，客观地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具体地说，这个任务是由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来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了伟大的革命，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唯一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 四、《资本论》的方法论 在《第二版跋》的第16―27段，马克思说明了《资本论》的方法论。 总的来说，《资本论》的方法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但要真正掌握它，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马克思说：“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例如，有人说马克思是“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有人说他用的是批判的分析法；也有人说他的研究方法是“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等等。对于人们的种种议论，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作了回答，其中特别详细引证了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考夫曼对《资本论》方法的评论。这段评论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马克思特别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二、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是受一定的客观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三、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四、马克思特别强调研究每个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五、马克思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等等。对于考夫曼的上述评论，马克思满意地认为，他所描述的“正是辩证方法”。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来，是马克思的首创。“就本来意义上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 马克思就是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揭露资本主义矛盾，揭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 《资本论》的方法，不仅是辩证的，而且是唯物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已经“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表现在，他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研究经济运动规律时，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事实出发。针对有人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的错误，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黑格尔那里，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被颠倒了，因而他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并且被“神秘化了。”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错误，吸收了他的辩证法中的科学成分，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这两种辩证法对现实世界起着不同的作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这是因为黑格尔运用唯心主义辩证法，企图论证普鲁士君主立宪制度的合理性，起着维护统治阶级的反动作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则“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这是“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的同时，又论证了它灭亡的必然性。 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创立了《资本论》的方法论体系。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研究政治经济学必须运用抽象力。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就是说，《资本论》使用的方法同自然科学使用的实验方法是不相同的，因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关系，它既不能使用显微镜，也不能使用化学试剂，而只能运用抽象力。什么是抽象呢？就政治经济学来说，抽象就是从具体的、大量的经济现象出发，经过思维的加工，抽象出一些简单的范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这段话，对于如何进行研究工作，讲得很清楚：（1）占有材料；（2）进行分析；（3）探寻内在联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但这还不是抽象的全过程，在一定阶段的研究工作完成之后，还要采取适当的形式，把研究的结果叙述出来。 什么是适当的叙述形式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了阐述。他在总结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经验教训之后认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形式才是唯一正确的叙述形式。 这就是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逻辑加工，并按照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叙述出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是以详细占有材料并进行大量研究为前提的，所以它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研究的方法。 五、《资本论》的结构 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 理论史。” 现在出版的《资本论》的分卷情况，和马克思当时的设想不尽相同。《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继续进行第一卷的修改和译文校订工作，并对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进行反复修改，但由于国际工人协会活动占用马克思大量的时间和他自己身体状况的恶化，第二、三卷未能及时出版，他就逝世了。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承马克思未竟的事业，把《资本论》“第二册”、“第三册”整理为第二卷和第三卷，并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恩格斯在世时，曾打算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理论史），可惜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后来由考茨基整理出版。但是，考茨基把它作为一部与《资本论》平行的独立著作，命名为《剩余价值学说史》。总的来说，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结构是没有变动的，变动的只是分卷和名称。 《资本论》以剩余价值为中心贯穿全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 《资本论》第一卷是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这是暂时撇开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来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 《资本论》第二卷是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这是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上来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 《资本论》第三卷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研究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商业资本、生息资本等）和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这是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统一，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资本论》第四卷是系统地分析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学说史。 《资本论》中心突出，结构严密，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科学体系。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