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传统文化论文题目

专业特长及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研究和中国海洋史研究，专长于中国传统对外政策和涉外制度研究、中国与周邻国家关系史研究，明清王朝海洋政策和海外贸易研究。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1．《儒家文明与中韩关系研究》，韩国学术振兴财团项目，2007-2009；2．《清史·邦交志》（上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体工程项目，2005-2010年；3．《唐代新罗侨民研究》，韩国国际交流财团，2003-2005；4．《鸦片战争前清朝海外贸易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2-2004年；5．《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演变研究》，韩国国际交流财团，1997-1999；6．《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第一卷），外交部科研项目，1996-1998年；7．《明代海外交通史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993-1995年；9．《清前期对外关系研究》，教育部人文学科博士点基金项目，1992-1994年；10．《闭关与开放：明清时期中外关系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989-1991年。著作与教材：《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2．《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3．《山东半岛与中韩交流》，香港出版社，2007年；4．《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5．《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6．《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7．《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8．《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9．《“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0．《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年；11．《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12．《中国海外交通史》，台北文津出版，1997年；13．《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14．《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主要论文：（一）中国传统对外政策与涉外制度研究论文：《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文史哲》2007年第1期；《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文史哲》2005年第3期；《澳门问题与乾隆限关政策》，澳门《文化杂志》2004年夏季号；《清初“海禁”期间海外贸易政策考》，《文史》2004年第4期；《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论明朝月港开放的局限性》，《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论宣德至弘治时期明朝对外政策的收缩》，《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试论明成祖的对外政策》，《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论明太祖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失败》，《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清朝体制与对西方的被动应战》，《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文史哲》1986年第2期；《明初海防与郑和下西洋》，《南开学报》1985年第5期；《“夷官”与“逃民”：明朝对于海外国家华人使节的反应》，载于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二）中韩关系史领域研究论文：《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过程的透视》，《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许国出使朝鲜与东国士庶交谊》，《中国与韩国----崔韶子教授退职纪念论文集》，韩国太阳社出版社2005年；《“既在人间世，万事担双肩”----申圭植汉文诗歌作品初探》，金俊烨、石源华主编：《申圭植·闵弼镐与韩中关系》，韩国罗南出版社2003年4月版；《论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兼论高句丽遗民与新罗侨民的敌对意识问题》，韩国《东国史学》第37辑（2002年12月）；《重陪鹓鹭更何年？---朝鲜李珥出使明朝诗歌初探》，《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明清时代的朝鲜使节与中国记闻》，《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偰长寿与高丽、朝鲜王朝的对明外交》，杭州大学《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学苑出版社2000年10月；《论17—19世纪朝鲜王朝的清朝观演变》，台北《韩国学报》第16期（2000年6月）；《拒“理”与受“器”：论朝鲜王朝对早期汉译西学的反应》，澳门《文化杂志》第32期（1997年秋季）；《明初与朝鲜海上交通考》，《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分裂时代的外交竞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韩关系述评》，韩国《东亚研究》第32辑（1996年12月）；《论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论唐代与新罗的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李鸿章与朝鲜对西方的缔约开放》，《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论高丽王朝对中国典制文化的吸收问题》，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八辑；《入唐新罗人与唐罗文化交流》，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五辑；《礼义观与现实冲突----李朝政府对于清初漂流海商政策波动的研究》，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四辑；《唐代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三辑。（三）中日关系史与中西关系史领域研究论文：《宋朝与丽日两国的民间交往与汉文化传播----高丽与日本接受宋文化的比较》，《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4期；2．《壬辰倭乱时期の明王朝と朝鲜の对日外交》（日文），仲尾宏（日本）主编：《朝鲜义僧将·松云大师と德川家康》，日本东京明石书店2002年7月；3．《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4．《英国的“港脚贸易”与广州》，载于《中外关系史论丛》第四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3月；5．《明朝对日政策与日本使节的争贡事件，》载于《明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6．《英国散商对华贸易的发展与鸦片战争》，载于《屈辱与抗争----鸦片战争150周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7．《胡惟庸通倭问题辨析》，《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四）中外关系史一般问题与中国海洋史领域论文：《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2．《宋朝州府涉外权力的增强与东亚贸易的扩张----以市舶司为中心》，《东アジアと日本》，日本九州大学出版部2007年；3．《论16世纪前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进程和基本特点》，《文史哲》2000年第4期；4．《晚明社会人身依附关系与社会思潮的演进》，韩国《东洋学研究》第4辑（1998年6月）；5．《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6．《也论清前期的海外贸易----与黄启臣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7．《明代海防与海外贸易----明朝闭关与开放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版；8．《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市场》，载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9．《明朝后期筹海过程考论》，《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10．《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中外界限和分期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11．《明代海外贸易及其世界影响----兼论明代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上的历史地位》，《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12．《明代市舶司制度与海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五）学术评论：《缀零碎为整体 寓分析于叙述----评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2．《读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11期；3．《“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文史哲》2002年第6期；4．《评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光明日报》2001年5月8日；5．《开拓创新，立论严谨----陈信雄〈宋元海外发展史研究〉评介》，《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6．《近来别具一只眼，另察中国衰乱源----简评李金明博士〈明代海外贸易史〉》，《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主要学术兼职：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韩国研究论丛》编委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海交史研究》编委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山东省史学会理事等

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来自韩国与中国的特殊的历史关系、地缘政治上的夹心地位以及近代被日本殖民的历史。在现代转型时期，历史悲情就有可能以非理性的面目展现出它的力量，尤其在身份认同上体现出非理性的特征，其政治层面的体现是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弱化与中国历史的联系一个民族形成国家的过程，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挖掘独立于其他民族的个性特征，以此辨明身份，加强民族心理认同。而民族心理认同是本民族形成的情感基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其来源问题。神话通常构成民族心理的源头。民族心理的内核一经形成，就自然地支配了本民族的情感和认知。在当今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时代，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显然认识到民族心理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对国际关系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由于大多数人（无论中国人或韩国人）对“檀君”朝鲜、萁子朝鲜、卫满朝鲜、三韩、高句丽、新罗、百济、高丽和李氏朝鲜之间的关系不清楚，由此导致韩国官方和学者在叙述历史上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和导向性。韩国官方和学者普遍采信关于“檀君”的神话传说，作为自己民族的来源。这和中国有历史明确记载的“箕子朝鲜”的故事不符。韩国的这种选择性叙述，旨在剔除其民族国家形成上的他国因素，凸显本民族的主体性。关于民族形成的神话可以通过拉大和临近民族的心理距离而加强本民族的独立性，增强民族内部的认同。“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以有深浅强弱的不同。为了要加强团结,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还常常把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喜闻乐见的风格，加以渲染宣扬，提高成民族形式，并且进行艺术加工，使人一望而知这是某某民族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民族风格。”关于“檀君”的传说，韩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网站，直接将其定位韩国民族的来源。其中说道：“韩国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333年。据说，韩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檀君，是天神之子与一位以熊为图腾的部落的女子所生。檀君建立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历史学家将韩国的这段早期历史阶段称为‘古朝鲜’时代”。2007年2月23日，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宣布，从当年新学期开始将采用新编初中、高中历史教科书。原教科书的叙述说“《三国遗事》和《东国通鉴》中记载，据称是檀君王俭建立了古朝鲜(公元前2333年)”，如今将“据称”二字去掉，成为“檀君王俭建立了古朝鲜”，从而将以神话形式记录的古朝鲜建国变成了正式的历史。最早记述檀君神话的是高丽时代学者李承休(1224?1330年)和僧人一然的《三国遗事》。但用古汉语撰写的有关朝鲜半岛的记载传闻稗说著作并无史料依据。而比《三国遗事》成书早150年的官修正史《三国史记》并没有记述檀君。尊檀君是出于彰显民族精神以团结整合民族的需要。1910年至1945朝鲜反日独立运动期间开始尊檀君，并以“檀纪某年”纪年。此间，朝鲜民族还把檀君建立国家的10月3日定为开天节，举行盛大活动祭祀檀君。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上台后，檀君纪年自1962年1月1日起被废除。1990年以前，朝鲜一直主张“檀君神话说”。但七十年代以后韩国经济腾飞，滋长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导致韩国史学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国史论争”。新兴民族主义者主张檀君为史实，应写入正史和教科书，如韩国1990年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国史》，其中就有“檀君和古朝鲜”一节，明确断定“古朝鲜为檀君王俭建立”。直至21世纪初，檀君逐渐被直接以韩民族的创始人的身份被写进教科书。此段历史说明，韩国塑造民族身份的过程是伴随着国家独立、经济腾飞和历史的重新书写的。此间，必然淡化他国影响，以加强民族源头上的纯净性和独立性。而真正的有记载的历史则是来自“箕子朝鲜”。韩国学者虽然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箕子，但对于是否存在箕子朝鲜，是存疑的。在2001年10月复旦大学召开的“第四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韩国西江大学校史学部教授金翰奎先生，发表论文题目为“箕子与韩国”，提出，“在传统时代韩国的历史叙述中，无论何时箕子朝鲜都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史料的零碎性和不确定性”，“箕子朝鲜的存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韩国“对箕子的尊重是在韩中间政治文化关系达到高潮的情况下展开的”，他本人并不认为箕子朝鲜具有可信的历史根据。箕子其人，自先秦至汉代的儒家经典中有广泛记载，是孔子所称的“殷末三仁”之一。箕子名胥余(约公元前1173——公元前1080年)，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爵为子，故称箕子。武王灭商建周后，命召公释放箕子，向箕子询治国之道，箕子不愿作周的顺民，带领遗老故旧一大批人从今胶州湾东渡到朝鲜，创立了箕子王朝。同去的有殷商贵族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关于箕子的中文记载包括《十三经》中的《尚书》《周易》《论语》《孟子》《左传》，以及《十三经》以外的《逸周书》《荀子》《尚书大传》《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和《孔子家语》等。在其他一些典籍中，如《墨子》《尸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贾谊《新语》、刘向《新序》、王充《论衡》、桓谭《新论》、扬雄《法言》，也有记载。以后历朝史书均有记载。其中，“箕子封朝鲜”的记载，始于《逸周书》。同时，在韩国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以及其后的《三国遗事》《帝王韵记》《朝鲜史略》《海东绎史》中，都有“箕子朝鲜”的记载。《剑桥中国秦汉史》采信了箕子朝鲜的说法。“中国人和朝鲜半岛民族的接触，按传统说法开始于周王国建立时（传统说法为公元前1122年）。那时商王室的一个逃亡的成员名叫箕子，他逃到朝鲜，并将若干中国生活方式的特征带到那里。”整个朝鲜李朝时代，朝鲜尊箕子，并以此自豪。朝鲜世宗大王十年（大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世宗尊其父太宗之命重修箕子庙完成，李朝文臣卞季良奉命撰《箕子庙碑》，记载说：宣德三年岁在戊申夏四月甲子，国王殿下传旨若曰：“昔周武王克殷，封殷太师于我邦，遂其不臣之志也。吾东方文物礼乐，侔拟中华，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赖。顾其祀宇隘陋，不称瞻式。我父王尝命重营。予承厥志而督之。今告成矣。宜刻诸石，以示永久。史臣其文也。”混淆“高句丽”和“高丽”除了在韩国民族形成源头的选择性叙述外，韩国在朝鲜历史演进过程中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问题上也凸显其强烈的主观选择性。跨越汉朝到唐朝历史的“高句丽”，发源于中国汉朝治下的东北地区。公元前194年，燕人卫满占王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自立为王，国号仍称朝鲜，历史上称其为“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被汉武帝所灭。汉朝在卫氏朝鲜旧地置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四郡，历史上称其为“汉四郡”。四郡之下设有很多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汉武帝破卫氏朝鲜后，以高句丽为县，隶属于玄菟郡。高句丽作为国号，则为公元前37年朱蒙建国开始有的。始分布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至吉林省集安市一带，后统治地扩展至朝鲜半岛北部。此国历史为中国学者认为是中国史之组成部分，为当代韩国学者不认同。高句丽形成后不久，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开始由马韩、辰韩和弁韩之“三韩”部落集团，逐渐形成了百济、新罗两个奴隶制国家，它们与北部的高句丽王国并立。由于日本觊觎朝鲜半岛，导致公元663年中日历史上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今锦江口）海战的爆发。中国支持新罗，日本支持百济和高句丽。唐军焚日军战船400余艘，百济灭亡。日本此后900年余不敢再觊觎朝鲜半岛，反而进入与中国最友好的时期。公元668年薛仁贵等灭高句丽唐朝于高句丽境分置9个都督府42州100县，总隶于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安东都护，统兵2万，驻屯平壤。其后，由于高句丽遗民常发生叛乱，唐朝将高句丽数10万户内迁到江淮以南及河南、陇右诸州的空旷之地，余下的小部分高句丽族众或奔突厥和渤海国，或向南奔新罗。高句丽人作为一个民族也与其他民族融合，从此在史书上销声匿迹。以上为高句丽的简要历史。作为全面振兴中国东北战略的一部分，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联合主办了一项为期5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由于高句丽存在的700年历史中，至少在公元427年迁都平壤之前，一直是中国古代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的发源地是在中国吉林集安市，主要历史也在中国境内，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于2004年获得了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批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所以，中国进行的研究无可厚非。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至少在《明史》以前把高句丽和高句丽灭亡250年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混同，导致韩国的部分学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证明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但是，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从政权建立、扩张的历史记载和现代考古结论而言，都已经证明二者并非继承关系，即高句丽不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2003年12月9日，韩国古代史学会、韩国考古学会、韩国近现代史学会第17个学会在汉城历史博物馆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应立即停止把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历史的行为。由于冷战时期特殊的政治因素，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朝两国在中国东北举行了两次联合考古，所有发掘的高句丽文物全都送给了朝鲜。这使得中国在举证方面存在一定的被动。但是，如果韩国把这一历史-考古的学术性问题引导到民族认同和边界问题上去的话，则会为双边关系带来恶果。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边疆政权高句丽的历史归属问题，韩国方面一直穷追猛打，不放弃称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说法，从2003年一直延续到2008年。2008年2月12日，韩联社报道说《纽约时报》2月11日第18版的广告称高句丽是韩国历史。该广告刊登的是一则以《高句丽(Goguryeo)》为标题的英文广告，附上了公元412年高句丽占领满洲（中国东北）时的韩半岛周边地图，并称“毫无疑问，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应承认这一事实”。此广告由韩国传媒宣传专家徐庆德（34岁）登载。广告中高句丽的面积非常大，包含了整个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和河北，令人吃惊。此外，韩国还在高句丽问题上选择性的不论及唐朝援助新罗将日本逐出朝鲜半岛的辉煌战果（保卫了朝鲜半岛独立国家的存续，长达900余年），正如下文将涉及的，韩国也极力弱化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出兵帮助朝鲜成功抗击日本丰臣秀吉侵略的历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选择性的叙述不意味着对显著的历史记载进行随意性的改变。但是，韩国可以通过这种选择性的记忆，弱化他国因素，突出本国主体。朝贡体制造成的影响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关系受朝贡体制影响深远。历史上的事实是，中国式的朝贡体制在实际影响上有一个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的特质：中国不谋求占领、征服和剥削朝贡国家，相对的维护了周边弱国的体制完整和经济独立。这是由中国源自中原的礼治体系决定的。朝贡体系是中原王朝内在统治秩序的外化。其核心追求是满足道德上的优越感。中国在王朝最强大统一的时期，选择了最合适的东亚独特的国际关系体系，最大限度的维护了整个体系的稳定和和平。这比同时期西方的国际体系要人道和有效得多。当然，这个体系仍然是不平等的。这的确是这个体系的缺陷。但是，我们无法超越历史的时代局限，要求古人实现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主权平等原则。随着中原王朝的崩溃，朝贡体系解体。但其影响至今不散。其中之一就是韩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和对朝贡体系的完全否定。甚至在韩美牛肉风波中，抗议的韩国民众还攻击韩国政府对美国也搞“朝贡外交”。韩国显然是把当年的朝贡当成了屈辱历史储存在记忆当中了。但是，以明朝为例，朝鲜当年对中国的朝贡并非来自一种武力强制，并且，朝鲜在朝贡体系当中，得到了贸易上和国家安全上的最大好处。明朝自开国以来，即实行“国无大小”、“推诚以待”、“修礼睦邻”的和平外交政策，除了对蒙古保持军事警惕之外，明朝规定了15个国家均为中国的友好国家，不实行征讨政策（不征之国）。此事见《明皇祖训首章》。祖训中朱元璋把朝鲜定位以后世代不征讨的第一个国家。“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即北元—蒙古）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今将不征诸夷国各开列于后：东北：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故待之。正东偏北：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1392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恭让王四年；朝鲜太祖元年）与明朝亲近的高丽大将李成桂自立为国王，由此结束了高丽王氏家族的统治。李成桂积极参与明朝的朝贡体系。半年时间内，先后九次遣使到明朝，一来解释和说明政权更替的原因，而来请求明太祖朱元璋赐予国号。按照朱元璋的的旨意，改国号为朝鲜，取“朝日鲜明”之意，定都汉阳。朱元璋不仅通过宣称“朕为尔正名”承认了朝鲜新的政权，而且明确提出不去直接干涉朝鲜：“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且其间事有隐曲，岂可遽信。尔礼部移文谕之，从其自为身教，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以安东夷之民，不启边衅，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又说“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由于朝鲜的示好和主动，加之朱元璋的和平外交政策，朝鲜和明朝建立了具有经典意义朝贡关系。朱棣继承皇位，定都北京后，朝鲜最早派人前往南京祝贺朱棣登基。永乐元年（1403年），朝鲜太宗李远芳亲自到南京朝见永乐帝朱棣。朱棣十分高兴。永乐六年，成祖派内使黄俨等人出使朝鲜，赏赐朝鲜国王花银一万两、丝五十匹、素线罗五十匹、熟绢一百匹，作为对朝鲜国王向大明的朝廷献马的回报。朝鲜国王受宠若惊，亲自宴请明廷使者，并向使者问道：“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极也？”黄俨答道：“新登宝位，天下诸侯未有朝者。独朝鲜遣上相进贺，帝嘉其忠诚，是以厚之”。朝鲜的朝贡并不是都被接纳，这与朝鲜的积极入贡心理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也反映出这样的历史关系潜伏了导致朝鲜心理扭曲的因素。以洪武年间为例，洪武六年,朝鲜遣使贡马五十匹，“道亡其二”。“及进，以私马足之。帝恶其不诚，却之”，送马以次充好，拒绝其进贡。洪武七年，朝鲜又遣使来贡。“表请每岁一贡，贡道从陆，由定辽，毋涉海，其贡物称‘送太府监’。中书省言：‘元时有太府监，本朝未尝有，言涉不诚’。帝命却其贡”。送东西连名称都搞错了，再一次予以拒绝。据《明史太祖本纪》记载，自洪武二年（外国开始朝贡）迄洪武三十年，被明王朝拒绝入贡的有四个国家，计六次。其中：朝鲜两次，日本一次，安南两次，占城一次。明朝对朝贡的规定是很严格的，并非特别对朝鲜如此，其他国家弄不好就“以寇论”。如，明朝郑若曾撰《筹海图编》说到日本朝贡的情况时：“贡例：船止二只，人止二百，违例则以寇论”。“永乐二年，钦定每贡二艘，正副使等无过二百人。若贡非期，人船逾数，夹带刀枪，并以寇论。”朝贡和拒绝入贡的政策隐含了明朝自大的内容。朝贡国自然感觉到屈辱。但是，为了保护朝鲜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万历朝时，中国援朝抗日，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却是超越屈辱感的事件。万历朝鲜战争，又称朝鲜壬辰卫国战争。这场战争由日本前关白丰臣秀吉在1592年（壬辰年，中国万历年间，日本文禄年间）至1598年派兵侵略朝鲜、企图“超越山海而直入于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丰臣秀吉致朝鲜国王书语）引起。朝鲜向中国求援，明神宗应请求派遣大军救援，朝鲜将领李舜臣和中国将领邓子龙互相支援，最后都壮烈牺牲。但是最后中朝盟军最终获胜，朝鲜转危为安；日军主力被迫撤退，日本企图侵占朝鲜并以之为跳板进攻中国的企图破灭，丰臣秀吉也在希望破灭后不久死去。他死后不久，日本军队被迫全部从朝鲜撤退。这是中国第二次保护朝鲜免受日本的侵占。李朝时期朝鲜对中国明朝的援助是一直讲究情义、感激涕零的。在当代韩国的官方历史叙述中，不提明朝援朝之事。当代韩国学者的论述，也是强化韩国历史上的自救卫国的英雄，明朝的作用在其历史书籍的表述中是弱化的甚至是混乱的。而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数千年来即经常受到第三因素主要是日本的影响，无视这段历史是不尊重事实的。朝鲜从与明朝的和平交往中不仅得到了安全，还得到了儒家文化。朝鲜李氏王朝时期将中国的朱子哲学思想定为国教，世宗大王在位期间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达到了文化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巩固了韩民族精神的基础，一直被后世视为学术与政治协调一致的模范而称颂和效法。李朝中叶后，诞生了韩国儒学双璧退溪李??1501—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退溪号称“韩国朱熹”。在这些人的推进下，李朝李学达到了全盛时期。韩国人对历史上著名的儒者十分敬崇。在韩国还有许多企业支持或创办各类以著名儒家命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其中著名的如：退溪学研究院，栗谷研究会等。这些研究院对于推进儒学研究，形成社会尊崇儒家文化的氛围起了重要作用，说明传统儒家思想在韩国经济发展后的文化取向中，仍然居于一个极重要的地位。韩国的传媒也对积极宣传儒学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从2000年10月份开始，韩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00小时的《论语》讲座。每周2小时，历时约1年的时间。到处可见的宗族会，宗亲会，把散居各地的族人们连接在一起，体现儒家注重血亲血缘关系的伦理观念；各种各样的同窗会，同门会，是儒教不忘故旧观念的具体体现。此外，明初，明朝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十分发达。除了边境的互市之外，明朝通过馈赠的方式（朝贡贸易），向朝鲜输出的物品主要是瓷器、绢帛，以及乐器、书籍和药材。但朝贡贸易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是政治行为而非经济行为，所得文化反馈也少。当然，出于国防战略需要，明朝也从朝鲜得到了战马。洪武年间（1368-1398），明朝总计向朝鲜购买马30000余匹(按中国的记载为30443匹，按朝鲜的记载为34617匹)。虽则李朝和中国在历史上维持了和平友好往来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存在于朝贡体制之中，李朝朝鲜即便有感激，也为当代韩国的历史书写者所不能接受，这便是悲情历史观的真实写照。古代的中朝朝贡关系，不等同于近代西方列强与殖民地之关系。其根本区别在于中国不以灭其国家、占其领土、掠其资源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被韩国方面刻意忽略。被征讨、占领和殖民的历史记忆晚清以来韩国遭受日本的侵略和屈辱，这些历史加强了韩国民族心理的受害者情结。近代的屈辱历史成为中国和朝鲜民族的共有的记忆。1876年，日逼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日本取得在朝鲜的特权。甲午战争中，清朝为履行保护属国的义务而于侵略朝鲜的日本作战失败，并导致日本侵略中国本土。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第一款明确规定：清朝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决”。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关系结束。此后，日本占据朝鲜，朝鲜走上了殖民化之路。此为其最屈辱之历史阶段。韩国史学家说：“由于门户开放，在韩半岛地区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因为未能自觉建立起国民国家，想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过渡的主题转变也遭到了失败，可以说沦为殖民地是无法避免的。”“韩半岛是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角逐的地方，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与周边任何国家相比，都不占优势的条件下，虽然为了根据有关国家之间的国际协定，使该地区永久中立化，从而维护主权，避免国际争端进行过活动，但韩半岛大部分政治势力，都分别属于亲清派、亲俄派、亲日派和亲美派，他们企图以强国为靠山，维持政权，结果终于走上殖民化的道路”。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本得控制朝鲜。1905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在朝鲜设立日本派出的“统监”政权。高宗被迫退位由皇太子继位。1910年8月《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设立朝鲜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至此，李氏王朝正式终结。自1919年三一运动至1945年日本战败，朝鲜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独立运动。其间，中国给予朝鲜独立运动以极大的支持。在中国的支持下，朝鲜共产党人金日成领导的游击队在中国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而成立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先是得到中华民国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的支持，后又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几次迁移，最终迁至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同时，在中国政府帮助下，朝鲜复国运动人士在中国成立“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1942年中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两支武装合并为韩国光复军，交由临时政府直接统辖。晚清和近代以来的韩国历史和中国的关系颇多曲折。总的来说是一个脱离传统历史、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其中，日本侵略后又实行暴力殖民的因素则对韩国现代民族心理的形成产生了屈辱感的影响。此外，朝鲜半岛分裂的状态也是加深并不断提醒韩国民族心理中危机和屈辱感等状态的现实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