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文献综述

主要栏目：研究报告、文献综述、简报、专题研究。教育探讨、教学实践、教改理论、课程研究、职业指导、课堂设计、德育探究、创新管理、体育教育、艺术交流、高教论坛等。本刊依据中国图书馆教育文献分类法进行栏目设置，计有：“高教·研究”、“综述·专著”、“教改·教研”、“教师·学生”、“思想·政治”、“阅读·写作”、“外语·外文”、“教学·信息”、“科学·自然”、“历史·地理”、“体育·美育”、“考索·探微”等，投稿者可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行课题选择。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 学者杜骏飞认为, 丧文化是青年人的一种习得性无助与自我反讽;另有研究者提出, 对丧文化的非主流标签化, 激发了青年群体集体意识从无到有的再次转变。此外, 还有从语言模因论和市场营销等角度对丧文化进行的分析。然而, 作为一种网络文化传播现象,“丧”文化有独特的呈现方式和载体, 从文化生产的媒介技术角度分析丧文化生成与传播应成为重点。鉴于此, 理解新媒体环境下的新文化现象还需要技术、人文、社会等多维视角的关照。（董子铭情绪释放与技术催生:新媒介环境下的“丧”文化解读[J]新闻界,2017(11):45-）目前有关我国网络青年“丧文化”产生原因的分析, 学者们主要侧重于社会心理学、新闻传播学、语言学、青年亚文化等角度, 具体情况如下：基于语言学对“丧文化”的流行原因进行解读的学者主要包括周培树 (2017) 、戚毅 (2018) 等。其中, 周培树 (2017) 认为可以使用语言模因论对“葛优躺”等“丧文化”的流行加以解释, 她强调当网络流行语一旦被模仿、复制并得以广泛传播之时就可以被称为模因, 她通过对有关“丧文化”的新闻报道进行梳理后认为, 由于“葛优躺”具有便于记忆、朗朗上口等特点, 容易被模仿和复制, 而且语言使用者可以根据不同语境进行动态搭配, 进而促使“葛优躺”等“丧文化”名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这样一些新词语也符合网络青年求新求异的心理诉求, 因此, 得到了大量网络青年的追捧。戚毅 (2018) 认为, 作为流行语的“丧文化”中的“丧”一词, 在语法和用法上都有所创新, 并随着语言环境的变化,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语义色彩, 具体而言, 流行语中的“丧”, 与现代汉语中“失去、丢掉”的意义逐渐分离, 仅沿袭了“情绪低落、失意”的语义。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对“丧文化”产生和流行的原因进行解读的作者主要有萧子扬 (2017) 、杜骏飞 (2017) 、董扣艳 (2017) 、冯铭钰 (2018) 等人。萧子扬 (2017) 认为, “丧文化”是一种新兴的青年亚文化, 它的产生和流行是由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普遍存在的焦虑状态所致, 因此, “丧文化”反映了新时期青年的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结合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 提出了“丧文化”产生和流行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互联网技术对现实的“拟构”;二是青年的“自我污名”;三是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四是互联网时代的情绪感染效应。杜骏飞 (2017) 主要借用习得性无助和回音室效应等社会心理学概念对“丧文化”现象加以了解读, 他认为“丧文化”是在习得性无助心理的作用下形成的, 而且由于回音室效应的存在, 导致“丧文化”现象在青年群体的互动过程当中不断重复出现, 使得人们存在某种幻觉 (错觉) ——“丧文化”就是主流文化。董扣艳 (2017) 认为, “丧文化”的产生和流行反映了我国90后青年群体在高速转型时期的生存和发展现状, 也呈现出了该群体复杂多样的社会心态。因此, 她运用社会焦虑、相对剥夺感、发展效能感等视角对“丧文化”背景下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进行了探讨, 并认为是由风险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市场经济的过度消费等原因导致的。基于新闻传播学视角对“丧文化”的产生和流行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学者主要包括于风 (2016) 、魏韬 (2017) 、董子铭 (2017) 、马睿 (2018) 、施思嘉 (2018) 等人。于风 (2016) 利用百度指数等大数据分析平台对“丧文化”的形成过程和阶段进行了详细分析, 并进一步提出, 新媒体是导致“丧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 由于新媒体具有高效、便捷等特点, 促使带有颓废色彩的文字、图片等内容可以快速传播, 并获得网络青年群体的认可, 从而导致部分青年价值观发生了重要嬗变。[17]魏韬 (2017) 认为, 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导致青年亚文化研究更加复杂。一方面, 他强调互联网技术对于“丧文化”的发展、演变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 他认为由于网络空间中青年的行为具有表演成分, 因此仅仅通过网络青年“丧文化”的线上流行是很难说清楚该群体的线下状态的, 即需要从线上、线下两个视角对“丧文化”进行一个比较研究。[18]董子铭 (2017) 比较了社会心理学视角和传播学视角在分析“丧文化”时的差异, 他认为, 对于“丧文化”的产生主要可以运用社会心理学视角, 而对于“丧文化”的流行和广泛传播重点需要运用传播学视角加以剖析。而且, 从现代传播技术视角来看, “丧文化”得以长期流行和快速传播的原因有四点:第一, 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特征;第二, 表情包的批量化和文化狂欢的来临;第三, 技术与资本的联姻导致“丧文化”营销加剧;第四, 社交媒体的“部落化”倾向, 导致“丧文化”形成特定文化圈。[9]此外, 马睿 (2018) 、施思嘉 (2018) 等人均认为, 新媒体平台的高速发展是我国网络青年“丧文化”传播和流行的重要社会背景, 可以认为, “丧文化”是新媒体背景下外来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交融与本土化发展的产物。基于青年亚文化视角对“丧文化”的产生和流行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学者主要包括施蕾 (2017) 、蒋建国 (2018) 、刘雅静 (2018) 、李佳昕 (2018) 、朱思良 (2018) 等人。其中, 施蕾 (2017) 认为, 作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一种代表, “丧文化”是社会心理、现实背景、媒介传播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6]蒋建国、李颖欣 (2018) 认为网络亚文化侧重于强调“我们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这一观点, 认为网络青年亚文化流行的原因在于获取社会的普遍关注和表达个人价值观, 而且这样一种诉求并非是个人主义的结果, 而是集体性的共同追求。因此, 当前我国网络青年“丧文化”流行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指向。比如, 阶层固化、现实生活的不如意、孤独感和无助感的加剧等。[22]刘雅静 (2018) 提到, 和以往的青年亚文化进行比较, 尽管当前的网络青年“丧文化”呈现出新的特质, 如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等不同, 但是究其本质仍然没有脱离青年亚文化的核心范畴, 并没有因此对青年亚文化赋予新的文化意涵。因此, 她强调分析“丧文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去理解和研究青年亚文化的过程。同时, 她进一步认为, 相对于传统青年亚文化在表达方式方面的“遮遮掩掩”, 新时期的“丧文化”的呈现更多是一种主动的过程。[23]李佳昕 (2018) 通过对伯明翰学派理论的阐述认为, 可以尝试以“结构模式”和“世代模式”为主要研究视角, 借鉴和使用“拼贴”、“同构”、“表意实践”等概念, 以此来分析和介绍以“丧文化”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的风格、特点。同时, 她强调, 阶层固化和上升渠道的紧缩、对主流文化的温和抵抗等是促使我国网络青年“丧文化”得以流行的主要原因。[24]当然, 除了社会心理学、新闻传播学、语言学、青年亚文化等视角外, 还有部分学者尝试从身体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学等视角对“丧文化”进行讨论。其中, 马文漪 (2018) 认为“丧文化”的流行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一定挑战, 存在诸多负面影响。覃春 (2017) 分析了艺术类大学生英语课堂中存在的“丧文化”现象, 并在剖析原因的基础之上, 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进行了思考。刘政、唐珍 (2018) 结合身体认同视角认为, “自我降格”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当前我国网络青年“丧文化”的形成, 二者认为人们之所以热衷于“丧文化”目的在于人为地降低所要表述的事物的精神层次, “变崇高为低俗, 变庄严为幽默, 从而达到释放自我内心被压抑的情绪”。因此, 二者进一步强调“丧文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青年群体提供了减压渠道。（萧子扬,叶锦涛,马恩泽我国网络青年“丧文化”的研究进展:一个文献综述[J]北京青年研究,2019,28(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