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论文

1、《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齐。（合作主编，执笔宋元、明清、近代诗文词论批评。）2、《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全部出齐。（合作主编，执笔先秦两汉卷中的“先秦文学批评”部分、宋金元卷中的“北宋诗文批评”、“宋代词学思想和理论批评”部分。）3、《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二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合作主编，执笔宋、金、元、明诗文词批评部分。）4、《顾易生文史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5、《柳宗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6、《十大散文家》（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7、《诗词助读》（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8、《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合作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9、《宋词精华》（主编） 巴蜀书社 1995　　10、《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合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11、《韩愈散文选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7　　12、《历代诗歌浅解》（合撰）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13、《清代文论选》（合作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试谈韩愈的尚奇及韩文与辞赋骈文的关系》，《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中华书局1962年 《苏轼的文艺思想》，《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 《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说》，《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 《<庄子>的散文艺术与思想》，《复旦学报》1980年第6期 《清初廖燕的异端精神与文学批评》，《复旦学报》1983年第2期 《北宋婉约词的创作思想和李清照的<词论>》，《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2期 《古代文论研究管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4年1月3日 《试论老子的文艺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1期 《孔子论<韶>考》，《学术月刊》1987年第4期 《庄子的文艺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 《孟子》，《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先秦文学批评》，《复旦学报》1989年第5期 《试论屈原的文艺思想》，《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深深的祝愿 朦胧的遐想——<文艺理论研究>创刊十周年学术笔谈（一）》，《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3期 《豪杰之文论——苏洵文学理论批评初探》，《阴山学刊》1993年第3期 《英雄割据虽已矣 文采风流今尚存——曹操文学批评与曹丕、曹植文论中若干问题新探》，《文史知识》1993年第10期 《<中国文章论>中译本序》，《中国文章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关于李清照<词论>的几点思考》,《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中之“关”字辨——读严羽<沧浪诗话>札记》，《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见《顾易生文史论集·自序》，第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2]顾易生《读书随感》，原载《当代百家话读书》，广东教育出版社、辽宁出版社1997年6月。[3]顾易生《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原载《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4]王运熙、顾易生《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在通史各卷中最早问世，这一段文字是对通史各卷撰述追求和目的总体的说明。[5]《读书随感》，原载《当代百家话读书》，广东教育出版社、辽宁出版社1997年。[6]《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7]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第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谷平《博士生导师顾易生教授》，《复旦学报》1989年第1期。[9]《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10]《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与体会》。

、应用文名称的出现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应用文”这一名称出自清代刘熙载的《艺概·文概》，其中有：“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如果认真推敲刘熙载的用意，便会发现，他的的目的不在于把“应用文”一词作为专门分类的文体概念去解释它的内涵，而是目的在于强调“一切应用之文”的实用性。辞命，本指古使者之间交往应对的言辞，《艺概·文概》中说“文有辞命一体， 命与辞非出于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辞，观展喜犒师，公使受命于展禽可见矣。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则以主意为命，以达其意者为辞，义亦可通。辞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却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辞，盖因时适变，自有许多衡量在也。”结合这两段论述来看，一是说明，行人出使受命，在具体场合要因时适变，应对要言辞通变。“其用却全在善道”即强调了“用”；二是想通过这样来推导出“一切应用之文”重在实用，强调了实用性特点。 至于刘熙载所讲的，应用文有上行、平行还有下行之分，虽然使用了应用文的名称，却也不能因此认为这就是对这个专门文体概念的界定。因为与现代应用文的概念进行比较，其外延范围比较窄。如果按现代文章学分类的话，划分应用文的种类应该根据其用途，大致可分为私人应用文和公务应用文两种。文中，刘熙载所说的其实相当于我们今天所指的公文，也正因为这样，才能有上行、平行、下行之分。 “公文”一词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早了。目前可查的较早的如《三国志·赵俨传》中有“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再比如《后汉书·刘陶传》中的“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此外还有案犊、文犊、文案、公案等名目，如《唐书·李巷传》：“天资长于吏事，治家亦勾检，案犊簿书如公府。”再如《宋史·梅执礼传》：“文犊山委，率不暇经目。”又比如《南史·彭城王义康传》“性好吏职，锐意文案。”还有《东坡奏议集·辨黄庆基弹勃割子》：“今来公案，见在户部，可以取索案验。”这句话中的“案”，原指食器， 后指凭几，在这里借用为官府处理公事的文书、成例或相关的狱讼判定等。犊，原指木简书板，在纸张通行使用后把书信称为“尺犊”。在《后汉书·匈奴传》中有：“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犊。”案犊，在古代的诗文作品中也有所提及，例如谢眺《落日怅望》：“情嗜幸非多，案犊偏为寡。”还比如刘禹锡的《陋室铭》：“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犊之劳形。” 二、古代应用文写作的文体选择 中国古代文人写作十分重视文体的选择，正所谓“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 。其义就是，只有选择正确文体才能在写作时为文合体，也才可能得体。古代应用文体的选择和辨析开始于曹丕，后来经过陆机、挚虞、刘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成为是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就是说从文章的基本规律来说是共同的，而不同的文章具体的体裁又不同，各有自己的形式和特点。于是，他进而进而概括出文体的特点：“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的这一理论在古代写作文体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首先，提出了“本”“末”论，并且能够把本、末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量，这明显比先秦时期对于文体分类中对于文章的模糊分类要进步了许多。其次，就“末”而言，根据表现形式把不同的常用写作文体的特点总结出来，分为四科八类,称之为“以体论文”。这样一来，古代常用文体的写作研究更加细化，更加注重了不同文体的特点。而这些“科”“类”也主要是指常用的应用文体。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古代应用写作文体的最重要文体选择和分类。 而陆机的《文赋》是继曹丕的《典论·论文》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不仅对在文学作品创作中的艺术想象、灵感等提出了自己创造性的见解，同进也对既有的文体进行了比前人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对于文学作品的体裁，陆机主要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入手。较前人进一步承认了体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他认为，作者的文章所要反映的现实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形态，以及作者本身的主观认识不一，是造成体裁多样的主要原因。此外，他还概括了已有各种文体的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相较于之前曹丕的论述有两个特点：其一，体裁划分的更细，把原来的四科八类发展成了十类，使更多的应用文作品体裁得以收纳其中；其二，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不再简单从作品的形式角度来归纳文章体裁，更加注重内容与形式上的互动关系，用以解释不同的体裁出现的原因。 除此以外，陆机还在概括文体特点的基础上，阐明了各文学作品体裁特点的内在相对性：一方面，他认为文章体裁上的不同只是表象上的不同，用以相互区别，是相对的，其内在有着共同性的规律性东西；另一方面，也强调，即使是在每一种文章体裁内部，各篇文章也应该发挥自己的写作特点，形成自己的文章风格，不必强求细节上的一致性，以利于产生多样化的文风。 客观上讲，陆机的阐述与曹丕的理念相比，更加尊重客观事实和写作的创作特点，更加理性，既体现了文学作品的规律性，也最大程度不同地保留了作品评论中的个性化元素。 可以说，曹丕与陆机的文体研究理论是对中国古代文论最重要的奠基，也是对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具有示范性和总结性的作用，此后，后继学者，比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文体方面的专论，主要对各种文章体裁的起源、性质、发展、演变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而且主要针对应用文体裁，可以说，这种考察文体渊源和流变的研究方法，是前人所没有的新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文体论和古代应用文写作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沿着这样一个研究方向，继续深入，拓展领域，把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文体论和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进行了充实和完善。而《文心雕龙》则全面继承了前人对应用文写作体裁的研究，并且更有创建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已经有系统明确的理论来指导作者的对于应用文体裁的研究。比如，把《文笔说》引入他的文体研究中。刘勰先从“论文叙笔”说起，以表达方式为划分标准把文学体裁与各种文章体裁大致分为两类，然后，对这些文章再进行个体化的研究。比如，他在《序志》中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 后面，又在《总术》中具体解释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而《文心雕龙》通体的文体论也正是根据这个定下来的：前10 篇谈有韵文，而其中不少是应用文体；后10 篇谈无韵笔，主体讲是应用文体。由此可见，刘勰的写作理论研究已与曹丕、陆机等人不同。 其二，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对应用文体裁的论述已更加完备和周详。 《文心雕龙》的20 篇文体论文章，即《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这些加起来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二。其中14 篇属于是兼论两种体裁的，共详细论述了34 种文体，这里面论述的大多是应用文，如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封禅等；又于《书记》中简述了24 种体裁，绝大多数也是应用文。由此可见，《文心雕龙》中论述应用文体裁是非常完备和周详的，远超过前人。 三、古代应用文写作规律 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同其它的文体写作一样，都有其规律可循。而控寻这一规律的，主要是曹丕、陆机和刘勰等人。他们对于古代应用文体写作规律的研究，对于写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关于写作艺术的运用方面，曹丕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典论·论文》中，他对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代表性作品进行了评价，其中也包括应用文体裁，例如称：“琳、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 由此可见，曹丕充分肯定了应用文章在内容之外的文采和艺术欣赏性。陆机的《文赋》则大量论述了创作中需要注意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对当时古代应用文的写作规律控讨。概括起来，主要强调两个方面： 第一，紧紧围绕中心，突出重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章写作，尤其是应用文体的写作，对于中心的把握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到整篇文章的方向，也将极大地影响文章的形象。 陆机认为：“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所谓立警策，其目的是为了使文章的中心和主旨更加突出，表文达意更加有明确指向，而他讲的方法就是通过简明扼要的“片言”来完成这一效果。于是，文章既简洁明快，又说理清晰，条理不紊。 第二，合理安排内容，谋篇布局古代文体理论认为，一篇好的文章，不仅要有突出的重点和中心，还要有合理的谋篇布局。陆机的《文赋》中提到了：“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 的现象,其实是作为反例来说明写作行文中，前文不达后意，前后互相干扰，互相矛盾的不正确现象。他认为：“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精要的指出了在行文中要注意的结构布局问题，也就是说，在行文之前就应该根据自己所要创作作品的义理选择合适的文章结构，句子结构，以决定什么词使用，用在文章的什么位置。就算从今天看来，这些都依然是文章写作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规律，更是应用文写作应该遵循的法宝。 四、古代应用文功用 古人对于古代应用文体在当时社会的社会政治功用也多有论述，散见于王充的《论衡》、曹丕的《典论·论文》以及刘勰的《文心雕龙》等论著中。王充的著作《论衡》其实是一部唯物主义哲学著作。而他的这部著作由于具有很强的社会指向性，使得他的哲学论点中提到的文学观成为重要的文学观点。正如在《佚文》中所说：“《论衡》篇以数十，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他认为：为文应该重“世用”，也就是文章应该社会政治功用。除此之外，他还强调文章要“有补于世”、“劝善惩恶”，虽然，他的这部著作并没有专门针对古代应用文体的实用性进行论述，而是泛泛就各种类型著作而言，但毫无疑问，应用文体的实用性理应在此之列。 为了更好地阐述他的实用性为文理论，他结合了大量的具体现象进行论证：一类是关于应用文起于实用的例子，另一类是关于为文要讲求实效的例子。他在《对作》中提出：“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益于补。”也就是说，写文章不能临时起意，是有目的而为之的，是要考虑一定的社会功用的。王充以汉初时陆贾对汉高祖上奏的事例来说明。根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载，陆贾好以诗论天下，而刘邦不以为然，认为天下不能靠诗、书得来，而只有武力可以。于是，陆贾开始陈列历史事实向刘邦奏书，以证其说，共上奏十二篇。结果，“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王充认为陆贾的奏文之所以成功，就是应了时局，起于实用功效的，他评道：“高祖不辨得天下, 马上之计未转, 则陆贾之语不奏。”也就是既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又能有效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发展态势，所以才让汉高祖信服。至于论述为文要讲求实效的例子，王充在诸多篇目中以汉赋为例反复论证。他针对汉赋发展过程中已失去了讽谏作用的事实，批评了这种倾向。例如，在《定贤》中指出：“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 可以看出，王充评价文章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能不能“辨然否”也就是能不能起到“劝善惩恶”作用，才能决定文章的好坏。 显然，王充的《论衡》中阐述的写作理论要求文章包括应用文体要发挥社会政治功用，不能草率为文，对后世应用文写作的影响深远。 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他在文中例举了好多人的文学作品以论证其观点，比如王粲、徐干、蔡邕、张衡的辞赋和陈琳、阮、孔融的章表书记，从他引证的作品来看，可以看得出来，他认为应用文体的文章功用同样是很高的，有很强的社会政治功用，可与立功、立言相提并论，可以垂世不朽。相对于王充的观点而言，曹丕把应用文章的功用提高到了国家层面来评论，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因为曹丕的个人特殊身份，也使得他的评价对应用文写作及其理论的发展起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不朽巨著，其中，对于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研究更是高屋建瓴。他也十分重视为文要具有社会政治功用，《文心雕龙》的第一部分《文之枢纽》以及《长怀序志》等篇目里都有所论述，他提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可见，他也把文章的社会功能上升到了国家影响的高度来进行评价。此外，对于辞赋，他也在文体论中多处论述。例如在《诠赋》中同王充一样，针对赋的流弊进行批评，称：“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认为赋由于过分追求辞采而使其作品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规范性和讽谏作用。在应用文体的的社会评价方面，他比曹丕评价得更为具体，在《章表》中提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针对专门的应用文体作品进行评价，而不是如前人那样泛指文章、文学。他单独针对章表奏议类的公务应用文体进行关注，而且认为这种文体的作用更加核心和重要，足见评价之高。 总之，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应用写作理论的研究也有力地促成了中国古代应用写作的发展。从社会功用上来看，中国古代应用写作是成功的完成了“劝善惩恶”的作用，达到了“国之枢机”的地位。对于中国古代应用写作的研究无疑会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应用写作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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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撰的有些历史是修改过的，有可能野史还有一定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