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研究论文

1990，《税收支出简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税收支出理论与实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财政赤字经济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现代西方财政政策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当代西方税收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税收与经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现代经济增长模型比较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公司税制国际比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财政政策导论》，（台湾）五南出版公司1999，《财政理论与政策：当前若干重大问题探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世界税制改革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科教兴国的财政政策选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及淡出策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定位》（第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优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译著：1996，《税收归宿── 一般均衡方法》（凯乐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资本所得课税与资源配置》（斯恩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寻求发展的税收》（小刘易斯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公共部门经济学前沿问题》（杰克逊主编），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格雷纳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2003，2007，《社会问题经济学》（夏普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经济政策原理》（阿克塞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美国税制改革的经济影响》（艾伦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005，2007，《经济学》（斯罗曼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公共部门经济学》（斯蒂格利茨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世界宏观经济学》（弗兰克尔等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货币经济学》（汉达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财政学》（罗森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宏观经济学》（威廉森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奥哈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家级教材2002，《财政学》（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财政理论与政策》（教育部研究生推荐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公共经济学》（普通高教“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自1983年至今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其中主要论文有：1986，《试论我国税制的目标模式问题》，《财经问题研究》第4期1988，《无偿性仍是社会主义财政分配的基本特征》，《财经问题研究》第1期1988，《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制的问题及其改革》，《外国经济管理》第2期1988，《关于外部冲击的财政对策思考》，《经济纵横》第11期1989，《附加福利及其课税》，《财政研究》第1期1989，《税收支出及其控制》，《外国经济管理》第4期1989，《日本财政投融资制度初探》，《现代日本经济》第6期1990，《卡尔多经济增长模型述评》，《财经问题研究》第2期1990，《日本的预算制度初探》，《现代日本经济》第4期1991，《论税收支出的特性》，《财经问题研究》第2期1991，《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分析》，《当代经济科学》第5期1992，《污染课税问题初探》，《当代经济科学》第5期1992，《试论财政不平衡的客观性》，《财政研究》第9期1993，《排挤效应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第2期1993，《论间接税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财经问题研究》第5期1993，《财政赤字学说述评》，《经济学动态》第8期1993，《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制改革》，《财贸经济》第10期1993，《论财政赤字对资本形成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1期1994，《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论》，《财政研究》第4期1994，《减税、搞活国有企业与提高财政收入比重》，《财经问题研究》第6 期1994，《论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0期1994，《论税收与收入分配公平》，《财经问题研究》第12期1995，《最适课税论：所得课税与商品课税的比较》，《财经问题研究》第7期1995，《最适所得课税》，《财经问题研究》第8期1996，《论公债对总需求的影响》，《财政研究》第4期1997，《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财贸经济》第2期1997，《最适商品课税》，《财经问题研究》第6期1997， China:Tax Sharing Reform and Its Impacts,Asia-Pacific Tax Bulletin(IBFD),N1998，《李嘉图对等定理的分析》，《财政研究》第5期1998，《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财贸经济》第11期1998，《公共财政论质疑》，《财政研究》第11期1998，《论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趋势》，《财贸经济》第12期1999，《论我国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财贸经济》第6期1999，《政府储蓄的经济分析》，《管理世界》第6期1999，《促进经济稳定与长期增长的财政政策》，《财政研究》第8期1999，《公共财政论再质疑》，《财政研究》第12期2000，《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贸经济》第3期2000，《现行税制如何应对入世的挑战》，《税务研究》第10期2000，《论公债管理政策》，《财贸经济》第12期2001，《世界性税制改革的现实思路》（上、下），《涉外税务》第2、3期2001，《最适课税理论及对我国税制建设的启示》，《财政研究》第5期2002，《中国财政赤字的规模与作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2期2002，《我国的税收收入规模研究》，《税务研究》第3期2002，《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深层次思考》，《税务研究》第10期2003，《我国的财政赤字“过大”吗？》，《财贸经济》第8期2003，《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实证分析：协整方法》，《财政研究》第9期2003，《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1期2004，《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经济研究》第5期2004，《中国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的估算》，《财贸经济》第6期2004，《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投资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冲击》，《管理世界》第7期2004，《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财政研究》第8期2004，《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对税收增长的影响》，《涉外税务》第9期2004，《十年来税制运行的基本特征分析》，《税务研究》第11期2005，《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3期2005，《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财贸经济》第4期2005，《中国省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世界经济》第5期2005，《中国全要素增长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第6期2005，《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的影响》，《中国软科学》第7期2005，《中国省份经济周期的动态因素分析》，《管理世界》第11期2006，《中国区域经济趋同与差异的因素贡献分析》，《财贸经济》第2期2006，《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3期2006，《地方政府行为、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管理世界》第5期2006，《稳健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及其可持续性》，《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2006，《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分析》，《经济研究》第7期2006，《资本性支出分权、公共资本投资构成与经济增长》（第二作者），《经济研究》第12期2007，《中国经济周期运行特点及捌点识别分析》，《财贸经济》第6期2007，《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情势转换视角》，《管理世界》第5期2007，《中国传统文化信念、人力资本积累与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经济研究》第8期2007，《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第三作者），《经济研究》第11期，《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世界经济》第9期 2008，《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地区增长效应》（第二作者），《经济研究》第6期2009，《公共教育政策、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溢价》，《经济研究》第10期2009，《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财政支出竞争与地区经济增长》，《管理世界》第10期2009，《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第12期2010，《财政分权、政府组织结构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经济研究》第11期2010，《市场权力、财政支出结构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第二作者），《经济研究》第4期2010，《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激励效应与地区间财政支出竞争》，《财贸经济》第11期2011，《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框架下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2011，《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经济研究》第6期2011，《财政规则、经济增长与政府债务规模》，《世界经济》第1期2011，《传统文化信念、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第8期2011，《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结构和县级地方政府财政解困》，《管理世界》第1期2011，Mix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Rules and inflation Dynamics in China，Journal of China & World Economy, V N 47-66 2012，《论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2012，《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测算》，《经济研究》第10期2012，《地方政府投资竞争与经济周期波动》，《世界经济》第5期2012，《财政支出类型、财政政策作用机理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规则》，《世界经济》第11期2012，《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周期特征及其制度根源》，《管理世界》第2期2012，《有关税收公平收入分配的几个深层次问题》，《财贸经济》第8期 1994，《财政赤字经济分析》，辽宁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4，《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论》，辽宁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5，《当代西方税收学》，国家税务总局第一届税收类优秀教材中青年奖1998，《税收与经济发展》，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8，《论公债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0，《公共经济学大辞典》，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财政理论与政策》，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2008，《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及淡出策略研究》，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9，《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及淡出策略研究》，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12，《公共教育政策、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溢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论文奖2012，《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优化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成果文库》2012，《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中国财政学会第五次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成果二等奖

2008年财政政策对不同企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江苏南通为例黄宏彬张娟2008年宏观经济政策以“组合拳”形式出现，对不同的市场主体构成的影响肯定不同。企业是市场的一个重要主体，宏观调控的措施会直接影响企业，企业也会因为外部环境政策变化而改变策略。本文拟以江苏南通为例，分析宏观调控当中的财政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出上提出对策措施。一、财政政策对企业影响的理论分析（一）财政政策的内涵。财政政策是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税收、国债、公共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等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的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系列措施；是一国为实现一定时期的任务，在处理财政方面经济关系的最根本原则，也是政府机构制定财政工作的指导方针。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具体化的财政措施。如果能正确运用财政政策，就能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财政政策的目标一般是为了优化经济结构、合理分配国民收入、保持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均衡、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财政政策的效果表现在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有效作用以及在财政政策有效作用下社会经济做出的反应。（二）2008年对企业有影响的财政政策。在2007年底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负责人表示，2008年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并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努力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2008年财政政策总结成“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十六个字，政策核心是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与本文企业相关的财政政策有三项，一是出口退税、关税等相关政策。为了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支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鼓励资源性、节能降耗、关键零部件等产品进口，对节能环保的进口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创新性对外投资与合作以及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的国际化经营等，其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关税和加工贸易等政策进一步完善。二是综合运用税收、预算、国债、贴息、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等多种工具，注重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协调配合，安排资金大力支持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三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企业所得税法》已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三）2008年财政政策对企业的影响。这些宏观财政政策必然会对企业产生影响，但不同企业所受到的影响不同。“两高一剩”企业前景暗淡。所谓“两高一剩”，是指高耗能、高污染及产能过剩的企业。该类企业近几年因为效益较好，利润较高，因而整个行业发展很快。但由于其本身能耗比较高、污染比较重，整个社会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等特点，决定其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宏观调控的重点对象。2008年出台的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对这些行业明确限制。新的所得税法对环保类企业进行倾斜，使非环保企业面临较大压力，原有的区域优惠政策被产业优惠政策取代。那些技术含量低、规模小、实力弱、污染重的企业将在各种政策的挤压下逐渐淡出市场。外贸及出口加工型企业利润变薄。部分外贸及出口加【摘要】2008年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南通的企业影响较大，具体表现不一致。置身于国民经济不同行业的企业，必须学会在宏观调控下生存和发展，根据宏观经济的走向和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规避风险，捕捉机遇，获取收益。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