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论文范文

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课程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儿童文学、影视文学、文学概论、美学、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中国文化概论、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汉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写作、中国古典文献学、民俗学、逻辑学、书法等。自考课程有：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汉字学、汉语史(或文字、声韵、训估学)、中外语言学史、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文献学、文学概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民间文学、比较文学、写作、文艺心理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语文教学论、自然科学基础等。该专业办的比较好的大学有：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浙江大学等。拓展资料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掌握汉语和中国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受到有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业务能力的基本训练，可在科研机关、高等院校从事研究、教学工作、有的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可适宜在党政机关，包括报刊宣传、新闻出版、影视文化、互联网、对外交流其他企事业部门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专门人才。参考资料：汉语言文学专业_百度百科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处在物质和精神夹缝中的陈奂生——《陈奂生上城》解读之一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上城》里的主人公陈奂生，是一个处在物质和精神的夹缝当中，在这个夹缝中奋力挣扎、努力追求的人物形象。下面就此谈几点个人的看法。一小说一开始，我们的主人公便面临着物质和精神都十分贫乏的尴尬处境。首先从物质方面来看，他虽然“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却为了要买一顶帽子徒步三十里到城里去卖油绳。只有卖了用自家的原料，自己动手做成的六斤油绳，赚到三元钱后，才能满足他的这一愿望。而在此之前，他因常年负债，一直背着“漏斗户主”的十分难听的称呼。其次从精神方面来看，他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不仅因为他一直背负着“漏斗户主”的称呼，而且因为他有个他自己认为的“对着别人，往往默默无言”的短处。为了后面这一点，“他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因此，他此番上城，可以说是肩负着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双重使命，带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追求而来的。首先，他必须卖完油绳，赚到三元钱，买来帽子，以满足自己“物质”上的需要。其次，他还要通过这次上城，来增长自己的见识，更希望“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回来“讲给大家听听”，以改变自己在别人眼里的“漏斗户主”和闷嘴葫芦的不良印象。作者作这样的安排，其用意就在于为后面主人公的活动限定了范围，让主人公的心一头牵着物质，一头挂着精神。让主人公在由物质和精神组成的无形的“夹缝”中左冲右突，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干。二然而，要在这无形的夹缝中闯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我们的主人公还是个刚入此道的嫩角儿，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身上普遍具有的小农经济意识的作怪。所以我们的主人公在夹缝中刚开始闯荡，便着着实实地摔了一个大跟头。由于分不清物质和精神的孰先孰后，掂不出物质和精神这两者的孰轻孰重，使他为了追求精神上的享受而耽误了物质上的努力。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陈奂生此番上城，首先应该卖掉油绳，买来帽子，然后再去办其他的事。或许我们的主人公太注重精神方面的享受了，以至在物质和精神的天平上，他的选择明显的向精神方面倾斜。本来他到达城里的时间才“下午六点不到”，假如抓紧时间做生意，解决物质方面的问题的话，他不仅可以卖完油绳赚到钱，而且可以买到帽子戴起来。然而他太注重精神方面的满足了。他并没有忙着做生意，而是“先就着茶摊，出一分钱买了杯热茶，啃了随身带着当晚餐的几块僵饼，填饱了肚子”，这本没什么，民以食为天，吃饱了饭做起生意来也有劲。但他还要“向火车站走去。一路游街看店，遇上百货公司，就弯进去侦察有没有他想买的帽子，要多少价钱”，以至当他走过三片店，终于找到了一种满意的帽子时，才记起还没有卖油绳，根本就没有钱用来买帽子。要是等卖了油绳再来买帽子，商店早就打烊了。我们的主人公肯定要为他错误的选择付出代价。尽管他还是赶在夜里十点半以后将油绳卖完了，却为此损失了三角钱。而且由于没有及时买来帽子戴上而受了冻，竟生起病来。更为严重的是，他今夜回不了家，城里又没有亲眷，住店又舍不得花钱，只好拖着病体，到火车站侯车室里找一张椅子躺下。就这样，他为了一时的“精神”上的享受，在夹缝的“物质”的这面墙壁上，被死死地挡住了。三陈奂生是不幸的，不幸在于他为了精神上的享受，却要付出物质上的以至肉体上的代价。然而，他又是幸运的，幸运在于他虽然没有得到物质上的满足，还把自己弄出病来了，却意外地碰上了县委书记吴楚，为此获得了精神上的更大的满足。可谓是“因祸得福”。就在陈奂生在火车站候车室的椅子上昏睡不久，县委书记要到省里去开会，吉普车送他到了火车站，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到候车室转转，这一来就发现了陈奂生。由于他曾经在陈奂生所在的生产队里蹲过点，也在陈奂生的家里吃过饭，所以一下子就把他认出来了。当他叫醒陈奂生，并且了解到他的如此这般的情况后，马上亲自陪着陈奂生，让驾驶员开车送陈奂生去了一家诊所，看了病，服了药，又送他住进了一家招待所的单人房间。这着实让我们的主人公感激涕零。陈奂生虽然没有买来帽子，没有获得物质上的享受，而且因此闹起了病，却意外地碰到了县委书记，并且得到了吴书记的大力关照。要是可以把这当作一个“奇遇”的话，那么，他正是陈奂生此番上城所刻意要寻找的精神上的寄托。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事情，竟然“得来全不费功夫”。看来，我们的主人公飞黄腾达、冲出物质和精神构成的夹缝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四可是，这毕竟只是陈奂生一相情愿。当他从精神享受的美梦中清醒过来时，当他第二天早上起来想要离开招待所时，却碰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物质方面的问题：这住招待所的费用要自己掏腰包，而且贵得出奇——要五元钱！也就是说，不仅昨天卖油绳的钱要全付进去，而且还要再搭上两元。这样一来，帽子是不能再买了。想起自己一个农业社员，一天挣的工分只值七角钱，这在招待所这么一睡，把自己七天的辛苦费全部睡进去还不够，都够买两顶帽子的钱了。想到这里，陈奂生就像突然从天上掉到了地面。直怪自己没有先卖了油绳买顶帽子，以至要在城里住这一夜，花掉五元的冤枉钱。我们的主人公到底还是没有冲出由物质和精神构成的夹缝。当他借助精神享受的力量试图冲出夹缝时，却被“物质”的这面墙壁狠狠地反弹了回来。五在蒙受了五元钱的经济损失（至少陈奂生是这么认为的）之后，陈奂生首先面临着一个回去怎么向老婆交账的问题。这就迫使他对两天来自己的行为作出反省。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他是损失了五元钱。但是，从精神的角度来看，这五元钱还是花得值得的。“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这样一来，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给大家讲讲了。“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想到这里，“他精神陡增，顿时好象高大了许多”，“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这虽然有点阿Q式的“精神胜利”，但它却把我们的主人公从沮丧的氛围中解脱了出来。如果凭着这一点，就认为陈奂生已经冲出了由物质和精神这两面墙壁组成的夹缝，那就大错特错了。尽管回到家里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情来，比以前有劲多了。”但这只能说明他精神状态上的改变，如果他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的命运，不能尽快地富裕起来，那么这种建立在空洞基础之上的如海市蜃楼般的精神状态，必将像肥皂泡那样一个个破灭。他只能永远生活在物质和精神组成的夹缝中。陈奂生是如此，中国的其他农民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