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历届总编辑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华社高邮分社副社长，苏中二分区《人民报》主编，华中《新华日报》主编，《苏南日报》副总编辑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劳动报》社总编辑、社长，《解放日报》总编辑，1978年任《文汇报》总编辑，发表了许多有关新闻改革的文章，对新闻界较有影响。并担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1982年起为上海新闻学会会长。1983年起为全国记者协会理事，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原副秘书长，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文汇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第九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新闻学会原副会长，上海新闻学会原会长马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9月6日14时10分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6岁。马达同志1941年参加革命并投身抗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两次立功受奖。1952年任劳动报总编辑、社长，1958年起到市委工作，曾任市委副秘书长，解放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粉碎“四人帮”后，马达同志任文汇报党委书记、总编辑。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积极宣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对新闻改革作了一系列创造性探索，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在他主持工作期间，文汇报发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作品，最先报道话剧《于无声处》，刊登小说《伤痕》，为新时期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作出了贡献。离职休养后，马达同志仍然关心新闻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撰写了大量新闻理论和业务论文，为新闻改革贡献智慧。马达同志告别仪式将于9月10日下午2时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

“八一三”事变爆发，不到4个月，上海便被敌人占领，从此开始了屈辱的“孤岛”生涯。昔日万家灯火下的欢声笑语，转成一声声长吁短叹。敌军逼近上海后，铁路局遣散了绝大部分职工，众人拿着数量不等的遣散费，失望又焦虑。怎么办呢?一群人坐在铁路局职工俱乐部的房间里，先是牢骚满腹，而后想到妻儿老小，不由强打精神想出路。这时，有人提了个建议，燃起了大家的希望：“眼下，上海好几家报纸停刊了。乱世之际，市民更关心战况，想了解时事新闻。如果拿这笔钱办一份报纸，不愁没有销路。”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成，主张马上着手。筹集到的7000元，成了后来名满天下的《文汇报》的开办费。兵临城下，读者最需要的是战争新闻，这也是《文汇报》的创办初衷。可日本人的新闻检查这一关不好过，弄不好就会被开天窗。要避开，除非挂洋人招牌。恰好，俱乐部成员中有人认识一个英国人，叫克明，曾经当过英文报纸的记者，如今正在跑马厅打工，料想经济状况不佳，应该会答应作《文汇报》的发行人。果然，去问的人第二天报告说，克明已满口答应，不过提出了——大堆条件：他要兼董事长之职，每月薪金300元；儿子小克明任董事会秘书，月薪100元。英籍董事要由他介绍，每人每月车马费100元。这苛刻的要求，都被接受了。商量妥当，就根据英国公司法，筹组董事会，并向上海英国总领事馆立案。英国董事5名，中国董事5名。英方的都是克明找来的，中方的都是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严宝礼、胡雄飞、徐耻痕、沈彬翰、方伯奋。严和沈是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胡和徐是办报的提议人，方则是找来克明的牵线人。报社经理由严宝礼担任，胡雄飞任协理兼广告科主任，徐耻痕任编辑秘书，掌管编辑部的日常业务。万事俱备，只待一位懂行的总编辑。 上海滩那么多家报纸遣散，报人无用武之地。敌人占领上海后，上海各报接到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通告，说应日军当局的要求，自1938年12月16日起，所有华商报纸，一律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通告一发，各报主持人紧急磋商，决定立刻自动停刊。这是何等悲壮的举动。《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报》，创刊有年，苦心经营，好不容易在读者中树立了声望，却要在危难之际忍痛停刊，情何以堪。何况还有报社员工，把报纸当成终生的事业，此时也理想破灭，谋生无计。徐铸成竟也是这当中的一个，他是《大公报》最优秀的少年才俊之一。不久，一位朋友加入《文汇报》社论写作的工作，也把徐铸成拉进去了。再后来，《文汇报》遇到资金困难，正逢胡政之拿到蒋介石的一笔钱，要他在《大公报》关门后另办一份“孤岛”租界报纸，可是计划未成功。胡无意恋战不复安宁的上海，就把这笔钱投给了《文汇报》，而且据说的还不是现金，以欠付的印赞和《大公报》报馆的白报纸等抵充。这样，两报就有了合作关系，徐铸成被前任老板派到一个新岗位——《文汇报》总编辑。新老板严宝礼对这样一位出色报人的加盟求之不得，待徐上任之时，颇说了一番“久仰”和“一切仰仗”的话。可是徐铸成和其他员工一样只能拿四折的工资。《文汇报》太困难了，在《大公报》资本进入之前，出版了20天，排印费分文未付，白报纸也由《大公报》垫用，难以维持。但毕竟印费、白报纸方面的债务负担由此免去，而且有内行携手，前途显出一线亮光。严宝礼对全体员工宣布：“现在工资只能四折发放，如果销路超过5000份，广告费达到月收5000元，就五折发工资。照此类推，广告和发行都超过1万，就十足发薪。” 《文汇报》后来的确蒸蒸日上了，创刊两个月后，销路不止1万。严宝礼请汇丰银行的总会计师来查账，结果是根据营业情况，票面为20元的每股股票，实值可升为720元，等于涨了36倍之多。可是十足发薪的承诺许久未能兑现，现金调度始终不大充裕，员工们体谅报馆困难，同意仍按七折取薪。 1938年1月25日诞生于“孤岛”的《文汇报》，坚持民族正义和抗日立场，积极传播于中国有利的抗战信息，受到“孤岛”人民的积极欢迎和热情拥护。有读者就有事业，《文汇报》迅速发展。不到半年，其篇幅即从创刊时的对开一大张逐步扩展至对开四大张；其发行则增加到6万份，超过了接受日伪检查的《新闻报》，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同时，其广告也飞速增加。半年内，其广告篇幅从创刊初的不足一版，持续增加到九版甚至近十版；其广告篇幅占报纸版面的比例，也从创刊初的20%左右很快增加至60%。在赢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不仅如此，《文汇报》也获得了同业的尊重和积极支持，这从其刊登的大量报刊的发刊广告即可得到证明。据统计，从1938年2月15日刊登《上海人》周报出版消息开始，至1939年5月18日被迫终刊时，共有75家报纸杂志在《文汇报》刊登广告二百三十余条（不包括《文汇报》、《文汇周刊》、《文汇晚刊》、《文汇年刊》的六十余条广告）。平均每家3条，平均两天即有一条。刊登较多的如《自修》17条，《青年周刊》17条，《孤岛》13条，《上海妇女》10条。笔者分析这些广告发现，在《文汇报》刊登广告的大多是坚持抗日立场或有抗日倾向的报刊，其中有中共领导和支持的抗日报刊《每日译报》、《译报周刊》、《华美》周刊、《上海妇女》和《上海人报》等数种，其他抗日报刊更有《孤岛》、《自修》、《新语》、《大美画报》、《杂志》、《自学》旬刊、《读物》、《中国画报》、《良友》、《大地》旬刊、《涛声》、《大英夜报》、《导报》、《国际日报》、《中美日报》、《大美晚报》、《循环报》和《申报》（挂洋商招牌的）等二十余种。另外，这一时期，上海“孤岛”出现的一批专载地方新闻并以地方命名的小报，如《锡报》、《苏州公报》等，也在《文汇报》上刊登过广告。这些报刊在《文汇报》上刊登的广告都是其创刊、复刊或出版消息，信息量丰富。由于当时环境制约，加之年代久远，相当部分报刊至今已无保存，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和研究也就只能借助于报人的回忆、幸存刊物留存的相关信息。故《文汇报》刊登的这些发刊广告，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保存了比较翔实可靠的史料，可帮我们还一些报刊本来的历史面目。 《文汇报》人正是想在“孤岛”发出正义的声音，才不辞辛苦流血流汗。诞生才17天，就因坚持抗日立场，被人往一楼营业部扔了枚炸弹，发行职员陈桐轩成为“孤岛”时期上海新闻战线殉职第一人。有人牺牲，有人受伤，注了毒针的水果装在漂亮的花篮里送来，不明来历的“礼物”热水瓶里盛着死人手臂，整个报馆在恐吓中一天天度过。付出这样的代价，岂能让鲜血换来的清白被玷污?21名员工宁肯冒失业的危险，决意在《申》、《新》两报上刊登广告，揭露克明的阴谋。而后紧急运作让报纸不再出版。要把《文汇报》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得先把大权收回来。办报不易，停报也不简单。根据英国公司法，所有英商企业至少应有51%股权属于英商，所以《文汇报》登记时把51%的股票划在克明、路易·乔治等英人名下，他们再办一张转让文件给真正的股东。公司的经营方针，要由多数股权决定。幸而英国公司法有一条，规定如果有1/3以上的股权不同意，公司不得继续经营。严宝礼等人赶紧筹划，计算严自己和肯定能跟他走的股东手中的股权，连《大公报》的都算上，还不到l/3。好在有些股东担心报纸停下后股票变成废纸，愿意出手，克明也没想到中国人会使这一招，未出资抢购，足够的股权很快就收集到了，同人们赶快写就——份申请停刊书，交给英国大使。租界当局由于英国特殊的对华政策，不愿亲日，也不想对日持强硬政策，所以对于取缔英商出面的抗日报纸很痛快，批复立时下来，《文汇报》不得再出版。这份抗日爱国报纸的清白保住了，然而大家的一腔心血付之东流。看来，找个野心勃勃、醉于名利的外国人当挂名老板真是后患无穷。旧中国民营报业资金来源是多种多样的，也有不同类型的投资人。什么人出钱办报，决定了这张报纸的编辑方针和风格。所以职业报人总是尽力争取独立自由资本，以赢得运作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