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论文1500字

国庆60周年资料：人民生活 第一、每月1500元扣除标准，可以基本保证城镇居民基本生活水平不受征税影响。由于各国的国情和个人所得税制度不同，其费用扣除办法和扣除标准差别较大，但一个共同点是，但允许扣除的费用仅仅是保证纳税人及其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开支，包括纳税人本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费和医疗保险费，以及子女教育的费用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4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6024元（月均1336元），扣除用于储蓄的部分，年人均消费支出为7182元，按赡养系数9计算，城镇职工月均消费支出为1143元。 再考虑住房、医疗、教育的开支210元左右，我国城镇每月人均消费支出约为1350元。新方案中提出的每月1500元费用扣除额，显然要高于在岗职工月均工资水平和职工月均基本消费支出水平。如果再加上有工作的配偶1500元扣除额，一个家庭3000元的免税收入，是能够保证个人及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这个费用扣除标准也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空间的。需要指出的是，根据现行工薪所得实行的超额累进征税办法，对于纳税人每月收入超过1500元免征额的部分，政府并非全部征走，需要负担的税收只是其中一个非常小的比例，以确保超过1500元的绝大部分收入留给纳税人，用于改善生活。 第二、每月1500元扣除标准，基本适合现阶段的中国国情和财政承受能力。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还不宽裕，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不论是经济建设、公共事业发展，还是扶贫助困，政府都要花大量的钱，各方面的财力分配矛盾还十分突出。处理财力分配矛盾的基本原则性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三要科学发展”。目前，个人所得税已成为国家尤其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新方案将每月扣除标准提高到1500元后，国家财政每年将减收约200亿元。政府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进一步更大幅度地提高工薪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将有可能超出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农业农民、下岗职工，以及对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保障能力。 第三、每月1500元的扣除标准，可以适当调节部分地区、行业和居民个人的较高收入。伴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正在拉大，政府调节收入分配，除了需要规范初次分配，进一步增加财政转移支付之外，还要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作用。新方案不分行业，不论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全国统一实行每月1500元的工薪所得扣除标准，这样，一方面可以将广大低收入阶层排除在征税之外；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调整税率结构，加强税收征管，适当增加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体现税收的公平与合理。 第四、每月1500元的扣除标准，有利于普及公民纳税义务，逐步完善税制结构，以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个人所得税不是财富税、富人税。它除了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之外，还是现代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从世界大多数国家情况看，缴纳个人所得税已成为一国居民的普遍义务。10年前，我国将费用扣除标准定在每月800元，其政策重心主要是调节高收入；10年后的今天，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个人所得税立法的宗旨就应当与时俱进地由调节分配的单一功能，转向调节分配与拓展税源、普及纳税义务并举的轨道上来。 应当指出，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将会愈来愈广，收入比重还将大幅度提高。在保障纳税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个人所得税征税面逐步普及到广大工薪阶层，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更是每个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摘 要：企业出口退税在国家出口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财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企业出口退税对我国财政收支影响巨大。为此，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出口退税发展概述，就企业出口退税对财政收支的积极与不利影响做重点论述，最后提出进一步完善企业出口退税的财政对策，以期能为业内人士提供借鉴。 　　关键词：出口退税；企业；财政收支；出口政策 　　一、我国出口退税发展概述 　　出口退税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于1994年对其进行第一次改革，自此我国出口退税机制开始走向完善。经过三十多年发展，我国出口退税机制在财政 　　收支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国内产业配置得到优化。实践表明，出口退税机制对我国财政收支有重要影响，其影响机制如下图所示： 　　2004开始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进入调整阶段，2005年政府对其进行结构性调整。出口退税机制促使我国对外经济发展速度大幅提升，对财政收支管理体制、对财政收支运行风险、对积极财政政策、对财政征管制度等都产生巨大影响。但当下我国出口退税机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常出现顾此失彼现象，如何处理与财政收支的关系成为业界人士讨论热点。众所周知，出口退税本质是为保障我国出口利益而设置的一种福利措施，也出现部分企业取国际出口退税等现象，税金额逐年高涨，对我国财政收支工作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国内外不法企业相互勾结，严重扰乱我国市场秩序正常运行，对我国出口领域造成恶劣影响。因此，进一步分析企业出口退税对我国财政收支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其中，我国2012—2014年出口总额、出口退税总额、出口总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占比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知：我国从2012年开始，进出口总额上升趋势加快，国家政策为扶持我国企业产品出口，每年出口退税额度呈逐年稳步增长态势，占国家财政收入约12%左右，但从2012年开始，出口退税在财政收入比重中呈逐年微下滑趋势。由此可知，我国经济发展方向从单一依靠出口进行转型，国内市场带动国家经济活力作用受到政府重视，出口退税从十年前20%下降到当下12%。除以上论述外，也足以表明企业出口退税在我国财政收支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针对弱势企业更为明显。 　　二、企业出口退税对财政收支的积极影响 　　对财政收支管理体制的影响 　　据相关资料统计显示：2013年我国地方政府分担了全国出口退税总额的20%，可有效缓解中央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在出口退税管理工作等方面效率加快，对地方政府影响也不容忽视。地方政府会充分考虑自身利益，由此而来则会不断加大出口退税机制管理力度。其次，企业出口退税对财政收支的积极影响还表现在均衡不同地域财力分布方面。例如2013年，广东、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出口贸易发达，贸易量高达全国总值的百分之九十五，财力强大，为避免此类出口强省从中央财政获取高于常规的政策与资金补贴，出口退税机制针对这种情况，基于各省正常财政能力基础上合理分配各区域财力，对均衡各地实力悬殊问题起到积极效果。 　　对财政收支运行风险的影响 　　出口退税机制从2004年1月1日改革以来，对财政运行风险产生巨大影响。改革开放前我国出口总额年增长速度为37%，但到2003年已高达4438亿美元，同期中央财政收入则为19%，外贸出口退税额的增长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出现比例不均衡现象。由此导致2002年中央财政对企业欠退税金额高达2500亿元，2003年达到3270亿元。再加上近年我国预算支出刚性较强，企业外贸出口数量急剧增长，直接导致中央财政背负大量欠退税款，财力安排与支出运行开始承担更大风险。新出口退税机制对还款流程进行了优化，中央财政趋于稳定。出口退税体制得到有效改革，中央财政运行风险随之得到控制。近几年为更好解决欠退税款等问题带来的负面连锁反应，地方政府借助商业银行载体，对企业出口退税账户进行全面保管。出口退税应收款扮演了担保角色，企业可方便获取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最大程度避免了资金周转困难情况发生。此类金融机构与国家财政信用风险相结合方法方便了企业贷款，但却不能有效保证贷款可以如期收回。这种风险转嫁的本质对市场常规化运行造成一定阻碍，但新出口退税政策及时提出了政府全额贴息策略，财政与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规避。 　　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 　　我国于2004年进行了新一轮税制改革，出口退税作为其重要内容，成为业界讨论热点。出口是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由2000年40%上升到2012年78%，并呈持续上涨态势。由此可见，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当前中央对企业欠退税情况较为严峻，有超过90%的企业一年没得到资金，导致诸多企业无法拓展生产规模，对企业发展造成严重阻碍。近几年政策改进，使传统以拉动为主的方式改为需求与供给并重形式进行，对出口退税产生一定积极效果，企业资金缺口得到弥补，企业结构实现优化。税制下调对贸易出口产生抑制作用，但由于我国企业劳动力成本与资源市场存在优势，抑制作用十分有限。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出口结构趋于科学合理化，新出口退税制度也必将会对财政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对财政征管制度的影响 　　企业出口退税政策在财政征管制度执行过程中也会发挥一定积极作用，重点表现在：出口退税政策明确规定必须不断加大对退税政策的全面认知程度；不断加大安全防范意识；一旦出现税行为，严惩不贷；认真落实出口退税改革事项，并进行有效监督与指导。各地政府部门要加强合作范围与深度，这也是新政策的要求。不断深化岗位责任意识，增强各部门协作能力，严厉打击税行为。另外，中央也推行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审核流程，出口退税工序符合现代信息技术要求，现代科技应用加快了信息化建设进程，使得金税工程、金财工程、金关工程有了一个稳固基石。 　　三、企业出口退税对财政收支的不利影响　　将加重中央财政短期负担 　　新出口退税机制可有效拉动经济发展，但在短期发展中还是会给中央财政带来一定负担。“新账不欠，老账不还”准则是企业出口退税政策制定的关键之处，主要内容为2002年之前的欠退税款项必须在2004年前全部还清，否则中央财政将会背负一定利息。据相关资料统计显示：新制度实行前，中央财政就已背负退税金额高达3924亿元。因为全凭中央财政承担不太现实，因此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还款比例为3：1进行后续工作，中央还款2943亿元，地方政府还款981亿元，全额贴息规定还需支付3%的年利率利息费（共计118亿元）。如此逐年增长的财政支出成为中央财政要持续面临的难题，但近几年中央鼓励净出口，继续拉动需求与减税政策都为中央带来一系列资金难题。 　　地方财政面临财政支出挑战 　　我国西部地区产品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源型企业方面，单一产品结构在出口退税政策规定下，取消或降低部分资源型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这对西部地区企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西部地区税收水平降低，西部地方政府分担的四分之一“老账”也进一步加重其财政负担。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财政实力悬殊。退税率政策并未给东部地区带来较大冲击，因此涉及到的老账3：1比例就缺乏一定灵活性，地区之间财政与企业产品结构存在的不同使得政府负担各不相同。例如：基于新出口退税机制背景下，内地企业在沿海地区进行产品出口，出口退税属于沿海地区范畴。内地企业需缴纳25%增值税，沿海地区财力逐渐向内地转移，财富转移不平等现象开始出现。 　　新措施为财税管理带来新难题 　　企业出口退税政策对老账不欠问题的规定，对出口企业进一步拓展规模大有裨益。与此同时，中央提出与地方政府按3：1比例进行偿还的规定，也间接要求企业在日常工作中要及时整理以往专用发票、外汇核销单、报关单等单据，以便后期能顺利申报退税。但改革前出口退税办理通常使用纸质单据或是简单的数据网络传输，庞大数据资料面前存在诸多安全漏洞，出错率上升，为某些出口企业税提供了条件。企业出口退税政策的全额退款基数要求也导致部分不法企业努力做大基数，从而获取更多退税金额。这种规定也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借助保护名义而谋取利益的行为，这种老账分摊方式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保护主义思想逐步形成，出口量出现不正常减少。国内市场出现隐性分割会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造成负面影响，经济发展受到阻碍。 　　四、进一步完善企业出口退税的财政对策 　　尝试推行证券化方案 　　中央针对出口企业的欠退税款可与等额证券进行等量转化，采用市场公开发行的方式，以一种变卖方式为企业发展注入资金是一种有效举措。政府欠退税款困境得到一定缓解，宏观经济条件下增税形式弥补欠退税款的不合理性，也可使大众对财政退款本息产生硬性约束，推行证券化方式是一种高效财政对策。 　　采用代理制合理分担退税款负担 　　生产企业可与国外进口商签订采购合同，出口退税政策背后财力之间的地区转移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基于代理制背景下，出口业务流程是外贸公司常态下的承担主体。只有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进行了地区分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力转移问题。但此方式实际执行难度较大，原因在于我国代理制出口在整体出口比例中份量小，以及我国生产与外贸企业建立的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影响。 　　财政部门应贯彻落实出口退税改革工作 　　首先必须要进一步完善法律保障制度。通过对比新出口退税政策与传统税制之间存在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不断进行完善，从而保障改革的全面性与高效性。出口退税规定概念需得到进一步细化界定，责任到人。思想上的认识是关键，相关工作人员要全面正确的理解企业出口退税政策本质所在，在扮演好自身岗位角色的同时要协调其他部门工作。地方政府要努力增收节支，及时还款，以身作则，对老账3：1分担资金要尽快到位，不出现办事拖拉现象。 　　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针对退税机制分担框架下，西部地区财政压力凸显，中央政府应采取相应策略弥补这一问题，例如加大对西部地区财政支持，应用低息贷款策略，为其会展旅游等活动提供外部政策环境支持等，开源节流以促进国家经济整体发展。 　　五、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出口退税在我国财政收支中有着重大影响作用。除了对财政收支管理体制、对财政收支运行风险、对积极财政政策、对财政征管制度会产生积极影响外，也会导致中央财政短期负担加重，地方财政面临财政支出挑战，新措施也给财税管理带来一系列新难题等负面影响。尝试推行证券化方案、采取代理制合理分担退税款负担、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各部门做好出口退税改革相关落实工作至关重要。新形势下，企业出口退税应契合我国实际发展国情，最终促使我国财政收支实现平衡。

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 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7％、3％；3％、7％。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2％、8％；1％、9％。（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6％和3％；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79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 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36亿元、56亿元和36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89％、43％和14％。行政经费的膨胀， 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99倍，年均增长速度为7％，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5％。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78％。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 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93％。 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5％、32％、55％，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99 ％、86％、75％。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 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 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4倍。 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 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 三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 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