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城市化研究的论文

张鸿声教授以城市文学研究见长，学术专著《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是中国国内较早出版的城市文学研究专著之一。随后，张鸿声一直试图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专著《孤独与融入——中国新文学中的文化精神》将主要力量放在对城市文学的研究上，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将对海派文学的研究与中国30年代上海城市大众文化结合起来，从这一角度考察海派文学的特征；二是从中国城市的乡土形态看取其对海派文学的影响；三是从中国现代工业文化的角度，进行对现代城市文学的论析。从乡土文化、工业文化和大众文化进入现代城市文学的研究，可以见出张鸿声在这方面不断尝试突破的努力。从张鸿声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来看，其研究不仅出现了新的变化，而且逐渐形成某种成熟路径。博士论文《文学中的上海想像》不仅是对百年来关于上海文学的整体研究，同时也试图改变城市文学研究的范式与方法。张鸿声认为，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成就巨大，但不足之处在于：第一，在研究对象上，多数研究将城市文学看做独立的文学形态。这使某些虽属于城市题材但又不是典型城市文学的大量文本长期处于研究的空缺位置。第二，在方法上，他认为，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采用“反映论”模式，大都以题材为限定，并以坚定的社会学、历史学理论为基础，它忽略了在叙述城市时，城市意识与城市知识往往不等于城市客观经验。中国现代最典型的城市文学并不是写实的，反而以注重对城市心理感觉的现代主义创作居多。基于上述情况，张鸿声认为，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强调的是城市之于作家的经验性，而忽视了文学的“文本性”。城市文学之于城市，绝非只有“反映”、“再现”一种单纯的关系，而可能是一种超出经验与“写实”的复杂互动关联。何况，城市经验之于作家，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城市的历史与形态和城市文学文本之间构成了极其复杂的非对应关系，这一切，可能会以对城市的不同表述体现出来。而城市叙述也绝不以城市题材为限，它可以存在于各种题材之中。所以，鉴于城市文学研究自身逐渐以“城市性表述”涵盖了“文学再现城市”，从概念上来说，“文学中的城市”要比“城市文学”能够揭示更多城市对文学的作用与两者的复杂关联。后者立足于城市题材与形态自身，揭示城市文学的发生、发展、流变过程以及其内在构成规律，基本上属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研究；而前者并不局限于城市题材与城市文学形态，它更关心城市所造成于人的城市知识，带来的对城市的不同叙述，以印证于某一阶段、某一地域的精神诉求。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它更接近文化研究。张鸿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文本中，经验与想像两者共存，那么，文学中的城市（如上海）究竟是经验中的，还是被想像意义所赋予的。如果假定也有后者，那么，它为什么被赋予意义，被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又是怎样被赋予意义的?他认为，文学中的上海，并不完全来自于经验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被赋予意义的城市，也即“文本上海”。在20世纪，它表现为一种现代性意义的堆积，甚至表现出某种现代性修辞策略，并主要被表达为国家意义与工业化意义，以此构成了“文学中的上海”强大的，也是被夸大了的现代性身份。此间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海，作为中国的首位城市，导致了人们对上海现代性夸大想像的叙述。其中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海派文学对于中国乡土也进行“城市想像”。对上海现代性的夸大表现的动机，源于世界主义背景下整体的对“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化”这一民族“想像的共同体”的向往。也就是说，上海充当了民族国家建构中有关国家与现代化意义的最大载体。这里，张鸿声虽然使用了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理论，但是又看到了现代城市文学在现代性表述中的中国本土性。他以“公共领域”为例指出，人们在认识上海现代性意义的同时，将上海等城市现代性夸大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把中国近代的绅商社会夸大为西方式的“公共领域”。由以上的思考，张鸿声提出了对于城市文学研究的一个变化，即由“城市文学”向“文学中的城市”研究的转型，由反映论式的城市文学研究转向注重城市意义表述的研究，并对其作了详细阐释。张鸿声的其他论文也可视为这种方法的具体实践。指出，左翼的城市知识其实就是国家知识，城市叙述扩大为国家意义的表现，其个体的城市经验几乎不存在。《子夜》对上海的叙述是茅盾对于国家问题的表达，城市构成了茅盾以上海表述中国国家性质的基础；他认为早期海派以“去历史”、“去东方”、“去乡土”的想像性表现，实现对上海的西方想像。海派的乡土想像或者将乡土虚拟化，或将乡土外化于上海，只有张爱玲将乡土内容视为上海自身逻辑。他认为解放后对上海理解中有“血统论”与“断裂论”两种因素，上海被作为社会主义的公共性意义表述，而各种与国家生活无关的城市其他形态与特性则被排除，城市现代性被高度集中于国家工业化方面。在工业题材中，上海被高度抽象为公共的工业逻辑，体现了推广意义上的国家意义。这种观点在学界基本上是较新的看法。当然，张鸿声也注意到“文学中的城市”、“城市想像”研究范式对于文学阐释的有限性，强调要克服新的中心性思维。他认为：“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必须注意到对象的完整性，而不能遗忘大多数研究对象。对20世纪“文学中的城市”的研究，必须包括晚清和左翼文学，也应包括50－70年代的文学。同时他还指出，“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只能作为对城市与文学关系的一个方面的揭示，与以往的城市文学研究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相互借鉴，相互补充。我们看到，张鸿声的城市文学研究不仅新锐，而且已经相当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