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际关系史论文摘要

代表性论文：我们是谁？威尔逊、一战与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 《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英文版刊于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31, N2, May 2010）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英文版With the Dragon as Foil: American Imagining of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s National Identity发表于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29, N 4, Winter 2009。)试论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2005年第8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4期部分转摘）（英文版Ideology and America's China Policy at the time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 Reexamination of Acheson and the Question of Recognition发表于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26, N 3, Autumn ）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世界史》2003年第10期和台北联合报系的《历史月刊》转载）文化侵略与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两种评价范式辨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华盛顿体系与中国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十九世纪基督教在华的两种传教政策，《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其他论文：使种族和国际上的一切关系基督化：对一战的反思与美国传教团体内国际主义的兴起， 李灵主编：《现代化视野下的教会和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美国的冷战意识形态：内容与作用， 《史学集刊》2011年第5期。美国的国家认同及其面临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4日。史学界的仁者和智者――悼念恩师杨生茂先生， 《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跨学科方法与冷战史研究， 《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6期转载，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0年第7期转载）。新视角下的20世纪国际史――入江昭和他的《全球共同体》，《世界知识》2009年第6期。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美国史研究， 《史学集刊》2009年第2期。译序：对20世纪国际史的另一种解读，（美）入江昭：《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刘青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中国文化在美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影响，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从历史的角度看中美关系，《观察与思考》（2007年第10期）杂志社采访《美国与中国》导读（合著），马抗美、刘斌主编：《百部人文名著导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自由主义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一个历史的考察，《西学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 《南开学报》2006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政治》全文转载）莫让'美国遏制中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新京报》2005年7月3日一个文化国际主义者的学术追求和现实关怀：入江昭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代译序），入江昭著、李静阁译：《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试论美国外交史上的对外干预，《美国研究》2005年第2期洛克思想对美国人战争与和平观的影响，《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二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历史学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伍德罗·威尔逊承认中华民国问题再研究，《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5年第4期全文转载）大陆研究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主要范式述评，《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香港），第5期（2004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主要研究范式述评，陶飞亚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传教运动与中美关系：一个初步的阐释框架，徐以骅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辑），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1期转摘）中美关系史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反思，《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2期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4-5期连载。（收入秦亚青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国际秩序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美国：优越感根深蒂固，帝国论花样翻新，《环球时报》2002年4月15日学术创新与21世纪的世界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3月24日《历史周刊》美国政府对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反应和政策，《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近代中西方关系，《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美国，陶文钊主编：《中美文化关系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试论早期美国人的中国观，庄建平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青年学者论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美国外交官对五四运动的认知和反应，《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美关于粤汉路权交涉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鉴往知来：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试论林乐知的中西文化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城市改良，王旭等编：《城市社会的变迁――中美城市化比较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试论美国人中国观的演变，《世界历史》1998年第1期（《新华文摘》1998年第5期转载）。英美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美国传教士与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思潮，《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传教运动与近代美国在华商业扩张，《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美国教会女学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传教士与维新派，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晚清政府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政策，《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传教士与洋务运动，《南开学报》1995年第4期晚清在华基督教教育团体述评，《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二十世纪美国在华高等教育事业（摘要），载中华美国学会编：《二十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现代出版社1993年版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变革，《南开学报》1993年第5期近代美国在华传教运动述评，《历史教学》1991年第4期美国教会在华高等教育事业的考察，《学术季刊》1991年第3期美国教会在近代中国办学述论，《南开史学》1991年第2期专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2008年修订版。《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合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国际关系史论文 伟人俾斯麦[ 内容提要 ]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德意志的局势和政策影响着整个欧洲大陆的形势，而德意志的领导权又掌握在俾斯麦的手中。本文将通过对俾斯麦本人及其政策的分析，来说明他对德意志的统一以及之后德国的和平生存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 ] 俾斯麦 德国 军事 外交 [ 正文 ]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意志的统一使维护了欧洲近半个世纪和平的维也纳体系几乎崩溃。它不仅彻底改变了中欧的政治版图，而且打破了一直以来欧洲大陆主要由法国主导，即使法国衰退也没有哪个国家足够强大能称霸欧洲大陆，以致只能保持相当程度的均势状态的传统。在此之后，德国的外交政策几乎都主导着欧洲大陆的事务，直到一战爆发。在这个过程中，俾斯麦所起的作用是谁也不能忽略的。作为普鲁士的宰相，他拥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非凡的智慧，利用强硬的军事手段为德国的统一铺平了道路，又利用灵活巧妙的外交手腕为德国统一后的生存创造了绝佳的国际环境。这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丰功伟绩！ 俾斯麦其人俾斯麦是一个具有军事特性的外交家。他认定武力是取得任何政治成就和外交成就的基石。在被认命为普鲁士首相之后不久（1862年），他就申明自己的立场：“德国所瞩目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威力。当代的重大问题要得到解决，不能凭演说和议会的决议—这正是1848-1849年的错误—而要凭铁和血。”[1]这一特征的形成应该说与他的家庭出身有相当大的关系。他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容克地主，曾与其他数位家族成员参加了对拿破仑的战争。家庭的传统使俾斯麦曾经倾心于军事生涯。但出身于官僚、教授家庭的母亲却使情况发生了逆转。在她的影响下，俾斯麦踏上了通向外交界的征途。正是这种复杂的家庭背景，把俾斯麦锻炼成了一个具有强硬性格的外交家，而这恰恰符合后来领导德意志统一所须具备的条件，即国内局势需要的军事手腕和国际环境要求的外交才能。俾斯麦具有强烈的爱国感情和保皇思想。在传统教育下形成的民族情绪通与生俱来的普鲁士-君主制情感极大的影响着他的一生。狂热的保皇态度使俾斯麦获得了普皇的赏识和信任，由一个乡村容克地主变成了一国的首相，从而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思想转化为国家政策，实现伟大而崇高的理想。强烈的民族感情则成了俾斯麦为实现统一目标而劳碌奔波的动力。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他一直把国家利益至上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虽然因为不被理解而遭受过种种诽谤和辱骂，也毫不动摇。这种思想使俾斯麦在统一过程中不择手段，做出过许多背信弃义和欺诈的事情，却也让他在亲西欧分子中脱颖而出，提出了更实际更富远见的政策。作为一名外交家，俾斯麦受到过良好的锻炼。在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之前，他先后在法兰克福、彼得堡和巴黎担任公使，还在维也纳短期逗留。期间他仔细研究了德意志各邦相互矛盾的利害关系所产生的一切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获得了奥地利和俄国的外交经验，还直接接触了拿破仑三世。对拿破仑第三俾斯麦有过这样的评价：“我的印象是拿破仑皇帝是一位谨慎的，和蔼可亲的人，但是并不象世人所说的那么睿智。……人们夸大了他的智慧而损伤了他的心地；其实他为人心地善良，谁要是为他进一点力，他是会感激不已的。”[2]这种清楚地认识使俾斯麦利用拿破仑三世在德意志统一战争起了关键作用。所有经历都让俾斯麦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显得游刃有余。 德意志统一1848年欧洲革命后,“德国的统一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当时的阶级对比关系下，这种统一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即或者是通过革命，或者是通过普鲁士王朝的战争。通过革命，就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建立全德共和国；通过普鲁士的王朝战争，就是巩固普鲁士地主在统一的德国中的领导权。”[3]容克地主出身的俾斯麦无疑将选择第二种方式。为此，他精心策划了三次战争：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1866年对奥地利的战争以及1870－1871年对法国的战争。每一场战争的处理结果都为发动下一次战争做好准备，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同时为了使战争顺利进行，俾斯麦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攻势。其中有两点是起了关键作用：首先俾斯麦坚持始终与俄国保持友好关系，甚至不惜与普鲁士统治集团决裂。如此固执的坚持己见，俾斯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地缘角度看，对西北方的丹麦、东南方的奥地利和西边的法国作战，普鲁士需要稳定的后方。俄国作为东方边境上的唯一大国，与之交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从国家关系看，普鲁士与俄国并没有大的直接的利益冲突，这就为两国友好提供了基础；从国际环境看，与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在所难免，英国奉行“光荣孤立” 政策，同时希望普鲁士强大以抗衡法俄，基本上对德意志统一保持中立态度。剩下的唯一大国俄国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事实证明，俾斯麦的决策是正确的，俄国的中立态度使普鲁士在统一战争中畅通无阻。其次是俾斯麦坚决地抵制了普皇和军队将领进攻维也纳的要求。在俾斯麦看来，对维也纳的占领只能给“普鲁士的将士带来愉快地回忆”，而这对奥地利自尊心的伤害却会“给对方留下无法和解的情绪”[4]，当时的国际形势也促使俾斯麦做出这种决定。拿破仑三世态度的改变，使法国对战争的干预变得不可预测，维也纳的沦陷必然会加强其干涉的决心。即使允诺对拿破仑皇帝的中立给予他所企望的补偿以阻止，那么在将来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很可能要面对法奥的联合进攻。这种有损普鲁士政治利益的事情是俾斯麦坚决不能容许的。而俄国一旦从中窥见普鲁士力量的发展前景，也将加强防备戒心，甚至有可能是直接的武装干涉。如果这样，普鲁士无疑将陷入困境。“胜利后不提出能从敌人身上索取多少东西，而只追求政治上所需要的东西，这从政治上看是恰当的。”[5]俾斯麦的国家利益至上思想使他在因一直胜利进军而兴奋不已的统治集团内部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做出更富远见的决定，为后来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做好了铺垫。 和平生存政策任何一个国家统一之初都会面临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如何生存的问题，德意志也不例外。但它的处境似乎比较好。东方的俄国是由来已久的盟友，且继续受到俾斯麦的重视；战败的奥地利也因复仇主义者的下台而为两国关系的改善提供契机；对岸的英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殖民地问题上都与德国不存在利益冲突，甚至英国还希望德国强大成为欧陆上抗衡法俄的力量；法国在普法战争后一蹶不振，根本没有实力将复仇口号付诸实践。不过俾斯麦并不因此而放心。他力图为德意志帝国创造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而在德国处于欧洲中心这个事实面前，那是多么困难！但实际上俾斯麦做到了。从德意志帝国建立到俾斯麦辞职的二十年中，德国确实获得了和平生存，实力逐渐强大。针对法国的复仇主义，俾斯麦以法兰克福和约为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孤立法国成为基本的外交路线。为此俾斯麦竭力拉拢俄国、英国和奥地利。但俄英奥三国之间的矛盾使关系复杂化。英国与俄国一直以来都在近东，尤其是中亚竞争，两国之间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奥匈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竞争也未曾缓和。这似乎意味着俾斯麦只能选二舍一或选一舍二，但舍弃任何一边都有可能给法国创造机会。俾斯麦充分发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创造政治上接近的机会，同时又充当协调者以避免因战争爆发而使德国处于艰难选择的境地的情况发生。为缓和法国的复仇情绪，俾斯麦同时支持在印度支那有矛盾的法英以及在突尼斯有冲突的法意；为了能从竞争中获利，俾斯麦在近东问题上怂恿沙俄和奥地利，同时又避免矛盾激化而发生战争。这需要相当的技巧和勇气。同时俾斯麦通过外交途径向所有需要的国家表示友好，以获取信任，其中不乏蒙、欺诈、牺牲他国利益等不正当手段，订立盟约。结果德国获得一种这样的地位：如果同法国作战，有意大利的同盟做保障；同俄国作战，有奥地利的同盟作保障。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使德国的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这就像俾斯麦精心编织的一张保护网，那么完美却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破裂。德意志的统一与强大，不能说是俾斯麦一个人的功劳，但他的主导作用是不可辩驳的。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对统一梦想孜孜以求，国家利益至上思想使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复杂的家庭背景和丰富的经历赋予他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这一切都成就了俾斯麦这样一位伟人！ [1] 《思考与回忆》俄译本序论《外交家俾斯麦》，阿·叶鲁萨里姆斯基[2] 《思考与回忆》中文版第一卷第123页[3]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92页[4] 《思考与回忆》俄文版序论《外交家俾斯麦》，阿·叶鲁萨里姆斯基 [5] 《思考与回忆》，奥托·冯·俾斯麦，198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