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证据法学的论文摘要

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论文的大概内容，有助于选定关键词，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简明扼要，提纲挈领。 命题讲究理论性和现实性，从一般性说特殊性。理论性是指基于某个理论。（1．摘要的规范摘要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要求扼要地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研究方法和最终结论等，重点是结论，是一篇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短文，可以引用、推广、扩展。2．撰写摘要注意事项①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忌讳把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不要照搬论文正文中的小标题（目录）或论文结论部分的文字，也不要诠释论文内容。②尽量采用文字叙述，不要将文中的数据罗列在摘要中；文字要简洁，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应删除无意义的或不必要的字眼；内容不宜展开论证说明，不要列举例证，不介绍研究过程；③摘要的内容必须完整，不能把论文中所阐述的主要内容（或观点）遗漏，应写成一篇可以独立使用的短文。④摘要一般不分段，切忌以条列式书写法。陈述要客观，对研究过程、方法和成果等不宜作主观评价，也不宜与别人的研究作对比说明。）（1．关键词规范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通常以与正文不同的字体字号编排在摘要下方。一般每篇可选3~8个，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按词条的外延（概念范围）层次从大到小排列。关键词一般是名词性的词或词组，个别情况下也有动词性的词或词组。应标注与中文关键词对应的英文关键词。编排上中文在前，外文在后。中文关键词前以“关键词：”或“[关键词]”作为标识；英文关键词前以“Key words”作为标识。关键词应尽量从国家标准《汉语主题词表》中选用；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和地区、人物、文献等名称，也可作为关键词标注。关键词应采用能覆盖论文主要内容的通用技术词条。2．选择关键词的方法关键词的一般选择方法是：由作者在完成论文写作后，从其题名、层次标题和正文（出现频率较高且比较关键的词）中选出来。）还有:（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提出问题-论点；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结论。

试论《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对于上述两项义务，有的著作认为是“附随义务”，对此，我有不同观点。我认为此两项义务是法条明确规定的，属法定义务或法定程序，而不是附随义务。只要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就应符合法定的条件或程序，履行法定义务。三、不安抗辩权的效力 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只是一时性的抗辩权，只是“抗辩”，产生中止履行的效力，即只是暂时停止履行或延期履行，不消灭履行义务。但仅仅中止履行并没有真正解决双方因法定情形出现而产生的矛盾。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不安抗辩权行使将产生两种效力，即中止履行和解除合同。这也是《合同法》对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与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的结合。 （一）、中止合同履行的效力 1、先履行方可中止履行合同，但应通知对方，并给对方合理期限，使其恢复履行能力或提供适当的担保。中止履行既是行使权力的行为，又是合法行为，应当先履行方不履行债务或迟延履行在此并不构成违约。中止履行，是暂时停止履行或延期履行的意思，不同于合同的解除，其目的不在于使合同关系消灭，而是维持合同关系，等待对方恢复履行能力或提供担保。 2、在合理期限内，后履行方恢复了履行能力或提供了适当担保，先履行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如果后履行方的履行能力恢复，即法定的四种情形好转，已能满足履行义务的要求，或者提供了担保，如提供了保证人，用财产作了抵押或质押，则不安抗辩权消灭，先履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提供了适当的担保是消灭不安抗辩权的条件，先履行方中止履行合同的基础消失。此时，充分体现了不安抗辩权一时抗辩权的性质。原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因先履行方合法行使了不安抗辩权而应相应顺延，或由双方重新确定新的履行期限。 （二）、解除合同的效力 如果合理期限届满，后履行方的履行能力没有恢复，也没有提供适当的担保，则先履行方可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合同。解除权是合同成立生效后由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并不需要对方同意，只要有约定或直接根据法律规定即可。《合同法》在此就给予了先履行方解除权。《合同法》关于先履行方解除权的规定是传统不安抗辩权制度中所没有的，这显然是吸收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中的做法，应该说是对不安抗辩权制度的重大发展。四、《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与传统不安抗辩权及预期违约制度的比较 《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是承继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对传统不安抗辩权的不足加以了改进，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 （一）、与传统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的比较 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是指订立合同以后，后履行一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恶化，先履行一方可以要求对方立即履行合同或提供担保。在此之前，可以不履行自己的债务。如《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都有相应的规定。我国的法律属大陆法系，但《合同法》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与法、德等国的规定不尽相同。 1、成立条件上看，按照传统规定，发生不安抗辩权应具备两项条件：一是合同成立后后履行一方的财产状况恶化；二是财产的显著减少可能造成后履行一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而《合同法》规定了发生不安抗辩权的四种情形，即（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3）、丧失商业信誉；（4）、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从此规定上看，成立的条件不仅仅是对财产状况的恶化，而且包括其他条件，要比传统的规定更宽。在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下，更有利于保护先履行方的利益。尤其是把商业信誉的丧失作为判断相对人失去履行能力的标准，充分体现了诚实信用的立法原则。 2、传统上的不安抗辩权不需要提出确切证据，允许先履行方较低限度的主观上的判断。而《合同法》规定必须提供“确切证据”证明。 3、传统上只规定了可以拒绝自己的给付，但对于后履行一方不为对待给付或提供担保时，先履行方是否可以解除合同没有规定，不安抗辩权只有抗辩的性质。而《合同法》规定了解除合同的具体条件，即后履行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约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二）、与预期违约制度的比较 在《合同法》中，与不安抗辩权制度相似的是预期违约，即第108条的规定。预期违约又称先期违约，包括明示的预期违约与默示的预期违约。明示的预期违约是指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或届满之前，一方当事人明确地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默示的预期违约是指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或届满之前，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预期违约是英美法系的一项传统制度。在预期违约中，当事人并没有实际违约行为，但其行为已表明他已置合同于不顾，意图消灭有效的合同关系。预期违约表现为未来将不履行义务，而不象实际违约那样表现为现实的违反义务。实际上侵害的是期待的债权而非现实的债权。《合同法》在规定了不安抗辩权的同时，又在第108条规定了预期违约，即“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特别是默示的预期违约极为相似，有人认为是法律条文的重合。但我个人认为，其二者还是有区别的。预期违约的适用不存在前提条件，即不以当事人履行债务的时间有先后顺序为条件。这就可以保护那些应后履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该当事人发现对方不能履行时，可解除合同，而不必等待对方实际违约。这样显然可以减少其风险和损失。不安抗辩权的行使仅为依约为先履行一方，而预期违约制度则平等地赋予合同双方救济权，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秩序。《合同法》既规定不安抗辩权又规定预期违约制度，也有拾遗补缺，将一切预期的违约行为都纳入到法律规范中，以维护市场秩序的初衷。五、《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的不足 （一）、举证责任过重 与英美法系的默示预期违约制度和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允许有较低限度的主观判断不同，《合同法》对举证责任的要求相当严格。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要求“有确切证据”，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行使不安抗辩权一方负举证责任是应该的，但即使在市场规则较完善的国家，要取得“确切证据”也非易事，更何况目前我国法制环境还不完善，要掌握“确切证据”相当困难，需付出大量人力和物力。此虽可避免权利被滥用，却将大大增加当事人的行使成本。证据的“确切”程度也不明确，怎样才算“确切证据”？这将出现你提出证据，对方会反驳证据不确切，造成扯皮局面。因此，有必要在要求先履行方负举证责任的同时，要求后履行方负一定的反证责任，以减少行使不安抗辩权的使用成本。 （二）、“适当担保”含义不清 当后履行一方提供了“适当担保”后，先履行方应恢复履行。但“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没有做出规定，怎样才算“适当”？应以谁的标准为准？在后履行方提供其认为是“适当”的担保后，先履行方可以担保不适当为由拒绝履行其义务，从而造成后履行方的损失。因此应当对“适当担保”做出明确的解释。 （三）、“合理期限”不明确 当后履行一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先履行方可解除合同。那么多长时间才算“合理期限”？是由双方约定还是法律规定？在实践中较难操作。因此应借鉴英美法系中的有关规定，由司法解释根据我国国情做出确定为宜。 综上所述，《合同法》将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和英美法系预期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极大丰富了我国民法理论，使现实中许多问题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尤其是对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法律救济措施的规定，使实践中更易操作，对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将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和庭审实践共同加以解决。

论文摘要新《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立法上的具体规定，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思考分析，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实施中的发展建议。　　论文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范围证明责任排除程序　　2012年3月14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获得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在我国得以确立，并对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等方面都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早已设立，并以相当完善的证据法规则。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至逐步完善的过程。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如下法律中：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我国加入该公约，其要求各签署国严格贯彻保障人权精神，并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宪法》，在我国，宪法对于非法取证行为也持否定态度，并作了原则性规定，《宪法》第33条、第37条都涉及人权和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保障。　　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须依法定程序，收集能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条中并没有将非法获取的证据给与“排除”的规定。　　为解决97年刑诉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了对非法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的规定，否定非法证据的证明力。其虽仍未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相比之前的刑诉法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　　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建立，也为我国司法人员的实践提供了指导。　　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55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第56条规定了法院审判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以及当事人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申请，第57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第58条则规定了将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此次刑诉法的修订，对非法证据排除具体内容做了规定，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非法证据规则的内容　　（一）非法证据排除范围对于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采用“无条件排除”。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长且期以来在我国实务界，被广泛应用，是司法人员侦破、审查、审判案件的重要依据。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便是为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它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影响和危害最大的的非法取证行为。这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肉体，也给其带来了精神上的严重侵犯，这种非法取证行为也破坏了口供本身的证明价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讯、威胁、引诱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做出虚假的供述，而过分倚重这些供述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规定非法获取的证据将予以排除，这样也就在源头上减免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也是程序正义的内在体现。　　对于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应当采取“区别对待”。与言词证据相比，实物证据是存在于人脑之外的，在犯罪发现之前形成，它的产生、存在、变化、消亡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加之实物证据证明力和其获取方法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可信度与证明力都要比口供强，也更客观。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此类证据不应采用“无条件排除”的原则，应当是在程序公正优先的前提下，兼顾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需要，并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实务需求和社会治安的形势，区别的、有选择的对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的效力来进行判断。对于未经法定的审批进行搜查、扣押、冻结、查封等严重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获取的非法实物证据，因其获取手段的违法性严重，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但对于获取手段仅违反立法上某些“细节性”或者“技术性”的一般违法性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如侦查工作人员在对犯罪现场进行检查、勘验的过程中，没有见证人到场等其他违法行为所获取的证据，其效力就可以由法官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自由裁量。　　“毒树之果”应否排除。所谓“毒树之果”是指以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证据为线索，但用合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且这个果应该是独立的新的证据，而不是原有证据的重复收集。对待毒树之果，英国采用了排除毒树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即对于从被排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中发现的证据和事实，只要其相互关联，就可作为定案的依据。而美国的证据排除规则不那些违反证据规则所获得的实物或言词证据，而且对于毒树之果也予以适用。但鉴于我国的现实条件，如简单的排除毒树之果，这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因为不可否认，通过一些非法取证行为所间接获得的证据对于查清犯罪案情、佐证犯罪事实以及形成证据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证据与非法搜查、查封、扣押、所获取的证据相比较，区别在于非法搜查、查封、扣押获取的证据的程序本身是违法的，而“毒树之果”的收集证据的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这些证据之前的程序存在有违法的情形。笔者认为，在我国对于“毒树之果”的效力，我们应当予以承认，这既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承担证明责任，即意味着承担诉讼的风险，然而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同证明责任的承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所进行的司法活动应当符合法定的要求，遵循法定的程序，当其行为的合法性遭受质疑时，其必然也要承担证明其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责任。可是如果让控诉方对每一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那无疑是增加了案难度，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大大浪费，但若让不懂法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话，也是相当困难的。鉴于此，我国刑事诉讼法采用了由双方分别证明的方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57条的规定，被告人一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或材料，人民检察院对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即我国刑事诉讼中，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初步责任是归于被告人一方的，但证据合法性问题之证明责任便是控诉方承担的。　　（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5条规定，被告人可在庭审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则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书和判决的依据”，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的职责不仅赋予了法院，还赋予了检察机关，使得检察院有了审查证据合法与否的职责。在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上，我国则采取了被告人申请启动和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两种方式，给予了被告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也能够让检察机关更好的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能。　　在非法证据的法庭处理上，《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然而，笔者认为，此规定也有不足之处，即未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救济性权利，如果在司法实践过程汇总法院拒绝或未能准确的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时，被告及其辩护人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呢？故笔者认为，相关机关可考虑出台司法解释对此类问题予以规定。　　三、关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建议　　“法律不是抽象的存在，相反，法律必须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实效才能证明自己的生命”。故如何让这一规则在司法实务界进行贯彻实施，仍然是我们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　　第一，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到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初期，必定会面临诸多困难，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薄弱。但我们要知道，该规则的确立不是为了补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权利所受到的伤害的，更不会放纵犯罪行为，而是为了从宏观上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使我国的法制更加健全，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实到具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当中。　　第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实施应当注重发挥司法解释的规范作用。虽然新刑诉在排除证据的范围、证明责任及排除程序的设置上都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操作过于原则化、排除条件特别严苛以及程序设置存在未涉及之处等等。我们应及时研究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内容进行规范和补正，指导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各项问题。　　第三，加强司法队伍人员的整体素质建设，强化对其专业知识方面的培训，提高其业务能力水平。“法不徒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也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发挥其作用的，而在此过程中，人的素质和能力的高低，也决定了法的作用发挥的大小。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对司法人员队伍的建设，加强其对于新《刑事诉讼法》中新的规定的内容进行学习，规范其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行为，严格要求其遵循法定程序、运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将新刑诉法各项具体规定贯彻运用到具体工作当中。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书中提到，“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他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此次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项规则在此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中的相关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内容，仍需要经受司法实践的检验，发现不足之处，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进步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