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题目

伴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对外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举国上下重新瞩目入世的影响与对策时，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对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作出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就此谈几点想法。　　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基本任务与意义　　如果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作出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其基本任务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考察这一理论的发展历史，即其产生、推进和形成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该理论是在我国哪些不同历史时期受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经济开放实践的影响而产生与发展的；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占主流地位的理论观点是怎样发展演变的；对这一理论产生与发展发生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见解和观点，如何评价其历史地位；在同一历史时期就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有哪些重要的不同认识；这一理论的演进过程经历了哪些大的阶段，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性，等等。　　另一个方面是考察这一理论的发展现状，即在概括介绍现阶段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和理论界对各个重要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分析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同时，针对学术界就一些主要理论问题产生的不同认识作进一步的分析，结合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作前瞻性研究。　　之所以承担两个方面的任务，是由中国经济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内在需要所决定的。首先，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思想源远流长，并对现代经济理论有重要影响。即使自近20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对外开放理论也伴随实践的发展而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对这一理论的历史是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理论发展研究不能停留在史的考察上，只有深刻把握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研究的现状并开展深入和具有前瞻性的探讨，才能使“经济理论发展研究”臻于全面。而后一种角度恰恰是现今中国经济思想研究领域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一些论著只停留在思想史的考察之上，过于侧重学术性，影响了经济思想研究服务于指导实践的功能的发挥。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研究应避免只承担思想史研究任务的作法，注意就理论现状部分做出自己的研讨，也就是说要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研究特点、重点问题、历史任务及发展趋向等作出分析和概括。　　从上述两个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任务量很大，但在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条件下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有益于促进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深入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结合对外开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特别是围绕对外开放战略、引进外国资金与先进技术、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特区与区域开放、“三资”企业及其管理、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等方面出版了不少著作，发表了大量论文。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政府决策部门在总结实践经验、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许多指导我国正确实行经济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其中同样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有关理论和思想。但是目前还缺少较为全面总结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过程的著作，并且在经济学界近些年全面总结理论发展经验时又存在对此方面注重不够的情况，这显然不适应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条件下总结理论发展经验，推进理论建设与时俱进的需要。（注：笔者近几年就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之际出版的总结经济理论发展方面的若干著作和一些研究跨入新世纪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著作进行了初步考察，感到一些论著在作出很多学术贡献的同时却对总结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与经验方面注意不够。例如在《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中选择了15个重要理论专题，却没有对外开放方面的题目。在《中国经济学家代表作精选（1978－1998）》（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中选了14位著名经济学家的代表作，也没有一篇论文是研究对外开放的。在《影响中国20年经济体制改革论文精选》（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中，共选录160多篇论文， 只有一篇关于经济特区方面的文章。在《跨世纪的预言》（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中，有65位经济学学者透析中国经济走势，只有5 篇文章从局部的角度思考了经济开放涉及的问题。这种情况固然与我国国内经济改革与发展存在许多重要问题需要着力探讨有直接关系，但却与对外开放在实践中支撑我国近20年来经济发展的地位不很相称。此种情况在近几年出版的研究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如《新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等。）因此，对经济对外开放理论作出较为系统的考察与分析，从发展历史的角度总结其间的规律性认识，从发展现状的角度概括其特点并找出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无疑会促进此理论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更好地发展，使这一关系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事业全局的理论更加丰富和深入。　　有益于加强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一是可以帮助深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研究经济对外开放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但很长时期，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没有这一块内容。在建国后对我国政治经济学影响颇大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论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但只讲前苏联阵营内部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排斥这些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没有对外经济关系的分析发展到在社会主义部分的某一章中加进了少量有关介绍，再发展到单独设置了“对外经济关系”一章，直到我国将对外开放确定为重要国策，才开始从真正意义上阐述了经济对外开放的理论。但是，受教科书的性质、篇幅等限制和影响，书中展开的是一般原理，往往概括介绍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原则、形式等。因此，对我国经济开放理论从发展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考察与分析，将有利于展开和深入研究对外开放的基本理论，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这一越来越显示出重要地位的部分得到充实。　　二是可以提高中国经济思想史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等学科研究的水平。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学术界是个较老的学科，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始就已经先后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建国后，一大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了全新的探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从通史的角度出版了不同特色的专著，但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古代和近代的思想部分。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来，学科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程度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出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1〕和加强了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2〕但是研究专题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基本理论，国内经济改革、 发展理论乃至应用经济理论方面。一些有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方面的专著也属于较早时期的断代史，如《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2）、《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研究》（1994）等。〔3〕可见，系统研究我国经济开放理论的演进过程， 尤其是把重点放在当代理论与近20多年理论发展的考察之上，可以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促使这一学科朝着更全面完善的方向发展。　　此外，由于经济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由于对外开放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加强经济开放理论的系统研究还会对中国发展经济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等学科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有益于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顺利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基于跨世纪条件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特点和我国特殊国情，我们肯定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也不能简单依据我国原有的理论认识来办事，而应当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理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现实，探索有效指导实践的新理论。中国经济开放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正在于此。通过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对外开放实践的历史经验，努力揭示这一理论的发展规律；通过剖析这一理论的现状，找出其需要继续深化和发展之处，正可以推动这一理论朝着分析新情况、新问题的方向前进，这将为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顺利进行提供理论工具和有利条件。　　本篇文章来源于 “论文地带” 转载请以链接形式注明出处 网址：-15/html

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共和国作出了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古老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到2008年，改革开放步入而立之年，回眸这30个年头，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改革逐步深化并推动开放，开放也进一步促进改革。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禁海几亡，开海则强”， 30年间的改革开放恰如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一样，我们正是以一种更加开放的精神走向世界，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开洋看世界。 值此，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年度策划“一日30年”，以每天两个版的“日志中国”，通过还原“卅年今日”的标杆性事件，来记录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时也记录30年的思想解放史。 我们一起重温历史。在以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报道将陆续回放中国30年来所走过的路。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第一个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中央机关，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的诞生，第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中国影片，第一个在国内举办的外国时装展，第一部移动电话的问世……许多现在看来已经成为基本常识的“新生事物”，在当时曾经引起多么剧烈的震动。 我们试图梳理发展脉络。我们不局限于对过往记忆的“叫醒”，更试图“窥斑知豹”，见微知著。我们不忘记抬头远眺社会森林之广阔，也更会低头审视一草一木生根发芽成长之生动。我们想从社会的每一个风云变幻、脉搏跳动中，对发展历程进行分析、解读和判断，得出中国前进的逻辑和路径。 这30年的历史，是国家综合国力从“濒于崩溃边缘”到“当惊世界殊”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是通过一次次思想解放大讨论、破除各种思想束缚、寻找或者回归发展常识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是改革不适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建立现代国家发展模式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是“放眼向洋看世界”对外开放、加大国际合作、逐渐融入世界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也是认识到须由单向的经济发展拓展为政治、文化、社会全面推进的科学发展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更是探求“以人为本”、弘扬人的价值，保护私产、保障自由、彰显权益的历史，因而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 前进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对发展常识的重新发现和回归，都伴随着旧思想、旧体制的革除和新理念、新体制的建立。每当遇到前进中的困难，也总有人对改革开放提出各种责难，但是，经过一番思想的讨论，“改革不可动摇”仍会成为一种广泛的共识。这是因为，30年的成果，改革给了人们实惠和幸福，以及信心和希望———实践，任何时候都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言：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的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开放“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国家将隆重纪念并对“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进行系统的回顾总结”。纪念过去是为了未来。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长久积累未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已经凸显，改革由此进入“深水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个“深水区”绕不开、躲不过。那么，循着什么样的发展逻辑、踏着什么样的发展路径，顺利通过“深水区”，达至理想彼岸，回顾和总结30年历程，必能找到答案。

“十个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总结神州大地多烂漫，一片红旗百尺竿。三十春秋挥手间，芳菲四季绿堪染。转眼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从此，改革开放的大幕在解放思想中被浑然拉开，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十几亿人口的文明古国，开始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30年来，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始终在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一、解放思想，使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实事求是”出自班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表达的是中国古代学人的治学之道。1942年，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解释，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是”就是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实事求是”作为校训送给中央党校，如今这几个大字镌刻在花岗岩上，时刻给每一个党员干部以警醒。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用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取得宝贵经验。然而，曾几何时，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被无端歪曲，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盛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革”被果断结束后，举国欢腾，百业待举。但是许多人还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为我们党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充分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积极支持推动这场大讨论，为全党摆脱“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殚精竭虑，披荆斩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是‘两个凡是’”。“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他说，“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就是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大无畏精神，力挽狂澜，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振聋发聩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篇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是我们党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美国《时代》周刊在1979年第一期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毫无疑问，这个“壮举”的动力来源于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来源于敢于解放思想的强大勇气。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马列主义的本本上找不到答案，别国模式无法照搬，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答案和出路。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邓小平同志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是“异端”。1985年12月23日，《时代》周刊总编辑格隆瓦尔德向邓小平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有没有矛盾？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同志提出，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些惊世骇俗的论断，没有解放思想的强大勇气，没有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和精神，是断然不可做到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重大的问题，形成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