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研究法是谁提出的

二重证据法大家都认为是王国维首先提出，而三重证据法的情况不同。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由“谁”提出，20世纪80年代后，不同学科领域的一些学者相继提出多种形式的“三重证据法”，更象是对前辈学者的考据方法的总结，而不是“三重证据法”的开始运用。并且对于它的内容，也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例如饶宗颐先生提出：探索一个文化，必须将田野考古、民族学、异邦古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字的研究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即主张从出土文献和实物中系统地整理“寻绎有规律的历史理据”。杨向奎先生主张：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考古材料和民族学的材料皆可作为史料证据。汪宁生先生认为：文献、考古发现、民族学资料、考古学的发掘皆可为古史研究提供新的实证，而语言学的分析可为古史研究（特别是民族历史及古代习俗的研究）提供有用资料。即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调查来的资料，同样可供研究古代社会和文化进行类比。从而主张：研究中国史现在已不再限于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而应提倡“三重证据法”（文献、考古发现和民族学资料），甚至“多重证据法”，即有关学科所能提供一切证据均可利用。叶舒宪、萧兵认为：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以及跨文化的民族学与民俗学材料皆可作为证据而运用于历史研究。毛佩琦先生针对《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所撰的书评《历史研究中的“三重证据法”》中提出的“三重证据法”为：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和社会调查材料。马彪先生于2006年12月25日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作题为《谈谈简牍学研究的三重证据法——以龙岗秦简与云梦禁苑为实例》的学术讲演中提出的“三重证据法”为：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和实地调查史料。彭裕商先生认为徐中舒先生运用“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史料研究先秦史，即运用了“三重证据法”。从而主张“徐中舒先生是“古史三重证”的提出者”针对上述观点，也有学者予以反驳，说道：通过对饶宗颐、杨向奎、徐中舒等学者的论著细读，发现三位学者的主张及其学术实践，并未突破王国维的“古史二重证”中“历史文献”和“考古史料”的范畴。笔者理解的汪宁生提出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调查来的资料”；毛佩琦先生提出的“社会调查材料”；马彪提出的“实地调查材料”，包括调查所获得的文书、实物、口述三方面的资料。这些“调查资料或材科”显然是独立于“历史文献”和“考古史料”之外的第三重证材料，特别是口述史料。其实，调查资料或材科中的文书也在王氏所列的“纸上之材料”之内。

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文献法是一种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文献法是一种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与其他收集市场信息的方法一样，文献调查法也需要建立严密的调查计划，并对将要利用的文献进行真实性、可用性的检查，这样才能保证调查的系统性和可靠性。但作为一种独立的调查方法，又有其自身固有的优点。相关如下文献调查法的检定：① 文献真实性的检验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通常的检定方法是看作者，应排除有疑问的作者，或浮夸成风年代的文献。② 文献可用性检定，是指检查文献的属性，特别是对数据性文献资料，要检查数据测量尺度、分组状态是否与调查内容要求相适应。如果需要原始数据，还应事先了解清楚所需支付的费用，以防超出支付能力。文献的可用性检验，还包括对文献的时效性、完整性的考察。③ 文献真实性和可用性的检验，是根据调查目的而对将要采用的文献可利用价值的考虑。高质量的文献资料的基本特点是真、新、全、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