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文章经典范文当代文学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在他看来，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是所谓"子学时代"，这是个思想自由解放的时代。而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思想界便日渐形成了定于一尊的正统思想观念和依经立论的思想方法。冯友兰先生相信此后两千多年中，不仅儒家，其他如道家佛家等哲学流派，也同样是依经立论，依据现成的经典进行思维和判断。引申开来讲，直到现代的思想界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经学色彩。 这种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划分，看起来似乎有点简单，但一般说来同人们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认识是吻合的。可以说自汉代以来，文人们对圣人和经典的权威地位的无条件尊崇便成为传统。因此用"经学时代"来概括两千年的中国思想史应当说大致上是不错的。但与传统的经学联系密切的文学是否也可以这样概括呢?人们往往认为当然也可以。自儒家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和把《诗》列入"六经"之伦，《诗经》便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无上的位置。现代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时，也总是把孔子谈论《诗经》时所说的"兴、观、群、怨"等观点和《尚书》等经典中的"诗言志"等说法作为中国诗学的早期经典，甚至如朱自清先生所说"开山的纲领"看待。按照这样的理解，中国的传统诗学当然也同其他学术一样属于"经学"传统。 如果用这种关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认识来解释传统经学中关于文学的观念，显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说这样的观念也是中国早期诗学的观念，还不是十分有说服力。事实上，在经学兴起并以伦理教化的观念解释《诗经》的汉代，诗歌的创作与接受活动并非都是以伦理教化为主。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勾勒诗歌发展史时指出，汉代诗歌创作活动虽然也有"匡谏之义，继轨周人"的继承《诗经》传统的作品，但总的说来，从意图、趣味到形式却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从"雅润"到"清丽"，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到"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再到"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尽管每一代文人都在谈论《诗经》的伦理或政治教化意义，但一代代的诗歌创作却是"华实异用，惟才所安"，依作者的兴趣与才华而转移。关于诗歌创作追求的演变，钟嵘是这样说的："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注解：〖ZK(〗钟嵘：《诗品序》，《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他所描绘的诗歌创作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从《风》即《诗经》的传统蜕变出来的过程。这种蜕变的动机与教化无关，只是为了"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为了使诗歌有"滋味"而已。 从刘勰和钟嵘的说法来看，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点是从四言转变到五言、从"雅润"转变到"清丽"、从"取效风骚"转变到"有滋味"，而这个过程显然与以教化为中心的观念相去甚远。这种差别说明，在两汉时期人们的心目中，《诗经》与一般的诗歌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已成为儒家的经典，因而关于《诗经》的认识基本上属于经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诗学。而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与欣赏活动中，人们对诗歌之类文学作品的看法却有一种不同于经学的观念。经学化的《诗经》同非经学的诗歌创作与欣赏实践已出现分立之势。孟子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对于这句话的意思，有的学者认为应当解释为："自从采诗制度废弛而诗歌亡佚，《春秋》之作就取代了诗歌的职能。"〖ZW(〗《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这意味着《诗经》与采诗制度废弛后的诗歌是不同的。采诗制度废弛后并不是不再有诗歌了，只是不再有对诗歌进行整理删定的工作，这些诗歌也就不再被用来进行社交应对和教化；《诗经》与《诗经》之后的亡佚诗歌变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前者成为政治或伦理教化的附庸，后者则变成了个人的自发行为；由此而产生了诗歌观念的差异：以《诗经》为对象的诗歌理论或者称之为"诗经之学"，与传统的广义文学概念和政治、伦理功能相联系，成为一种经学化的文学理论；而《诗经》之后的诗歌创作观念所体现的却是作者自发的趣味需要与形式冲动。"诗经之学"与严格意义上的诗学之间出现了差异。 人们之所以把两汉文学理论整个归结到教化附庸的观点上去，显然是因为这种经学化的观点在经学昌盛的当时具有重要影响。而另一方面，尽管两汉时期的文学创作很繁盛，但诗歌创作意识与观念却带着强烈的自发倾向，作为创作观念体现的严格意义上的诗学传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尽管已经有了许多优秀作品，有了许多关于诗歌创作与欣赏的看法，却还没有一种理论把它们像对待《诗经》那样使之成为文学的经典和理想。汉代以来文学创作的发展呼唤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和理论的成熟。三国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为历史上较早的一篇关于文学问题的专论文章，就体现出这种时代的需要。曹丕在这篇专论中一方面盛赞当时文学创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优秀作家辈出；另一方面又指出，这时的许多文人对文学的认识还为个人的偏长和偏见所囿。他认为这时应当有能够审己度人、公平客观地评价作家作品的理论著作和理论家"君子"对文学进行更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他提到了文学的内在根据("文以气为主")，也强调了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重点内容还是对作家风格的评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文体的不同风格要求。这些研究实际上开了后来《文心雕龙》对不同文学风格和范式研究的先河。 曹丕之后，东晋陆机的《文赋》更具体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问题。陆机在《文赋》的序言中提出，他之所以写作《文赋》，是要总结如何写作的规律。但他也知道，写作的有些内在的奥妙是难以用语言说明的；他所能做的，实际上是示人以取则之径："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利害之所由"。所以在《文赋》的第一段就讲"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前人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章应当是有感而发；但在他看来，有感是不够的，还要"取则"，即要有学习的典范。《文赋》各节讲的都是如何写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从优秀作品的范例和自己写作的体会中总结出来的范式："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练世情之常尤，识前修之所淑"。从《典论·论文》到《文赋》，关于文学的理论逐渐成熟，形成了以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为准则的典范观念。 陆机之后的另一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说，他写作《诗品》是因为面对着文学活动的繁荣与无序而产生了想要为文学寻找规范的强烈愿望。钟嵘在批评诗歌时指出："诗之为技，较而可知"，也就是肯定了诗歌批评应当是有规则、有标准的。他所标举的标准就是在《诗品序》中提到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如果说陆机试图确立写作的典范，那么钟嵘所做的则是建立批评的规范。这些行为都已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活动风尚。这个时代的文学写作与传播活动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文学自身的典范和标准。从《世说新语》中士人们相互之间对文学作品的批评褒贬到《文章流别》、《文选》等文学作品选集的出现，都是这种评价活动的表现。而在理论建设中最能体现这种时代精神的当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 刘勰对文学提出的原则是"宗经"，听上去是个经学的口号，但实际上他对经典价值的解释可以说完全文学化了。他在解释宗经的具体内涵时提出了六义，即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这些标准中所涉及的对文章内容的要求如"情深"、"风清"、"事信"、"义直"等等，都是一般化的概念，与作为儒家经典的具体伦理意义无关；更多的方面则是对于文章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的要求。 刘勰标举六义的真正动机在于匡正文学创作中"文体解散"之弊。在他看来，文学的问题不是遵循哪一家哲理的问题，而是缺乏文学自身的规则典范的问题。六义与任何一家哲学无关，其实是一套文章风格范式。他心目中的规范不仅仅是具体写作意义上的范式，而是本原意义上的规范，即"道"。刘勰在谈论"道"时并不关心与"文"无关的其他内容，他所要"原"的"道"是与"文"密不可分的概念。"道"将天地之文与人文统摄在一起，从而为文学规定了根本的性质。可以说《文心雕龙》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将经学的道统转换成了文学的"文统"，建立了文学经典的观念。他的"六义"说就是为将经学的经典转换成文学经典而提出的标准。只是在刘勰这里，树立文学典范的意识不是针对具体作品的品评意识，而是确立一种普遍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心雕龙》的确是在开创古典主义的理论观念。 "古典主义"是个外来语，在文艺思想史上人们最早是把古罗马时期的文艺思潮称为古典主义。古罗马的文艺思想就具体内容而言或许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没有多少可比性，但作为一种美学原则，古典主义却可以借用来很恰当地描述魏晋南北朝时代刘勰等人所代表的文学观念。一位学者把古罗马贺拉斯(QHorace)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概括为三条原则：借鉴原则、合式原则和合理原则。[注解：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其中合理原则可以认为是一般性的普适的理性原则，合式原则是针对艺术创作而言的具体要求，而借鉴原则是使得合理与合式的观念获得客观标准的典范性观念。总之，这三条原则将文学的理想理性化、规范化和现实化了。这就是古典主义的根本意义，不仅适用于古罗马的文学精神，也适用于后来的法国古典主义以及近代的其他古典主义艺术思潮，实际上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古典主义艺术精神。 在批评家看来，古典主义往往意味着对典范、法则的过分推崇和对个性、创造性和天才的漠视，因而似乎是艺术观念平庸化乃至僵化的标志。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这种对典范、法则的推崇，为文学艺术经验的积淀和理性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代的人们关于艺术理想的普遍性和优秀作品价值的永恒性信念就是古典主义观念的产物。曹丕和刘勰希望自己关于文学的研究使自己获得不朽的价值，也正是基于这种古典意识

写作短评时我们可分三步走：一定调二摘要三整合。定调即确立观点，提出对作品的看法。摘要就是从作品中摘录相关语句作论据来分析和证明观点，摘要既可以是原文的摘抄，也可以将原文内容进行概括性转述，如果是摘抄，一般要求将这些字句用引号标明，如果是转述，则不须用引号。整合则包括拟定标题，对观点加以分析，将论点论据整理成符合要求的短文。由于学生平常的文学作品阅读停留在意会的层次较多，言传的机会相对较少，加上平时这方面的积累也不足，所以，教师必须要为学生提供必要的鉴赏术语和一些典范的示例，以帮助学生熟悉文学评论的模式和写法。且看以下范例：　　想哭不一定有泪———评《乡愁》中的借代《乡愁》的一大特色是运用借代修辞手法，表现浓郁的乡愁。诗人独具匠心，用“小小的邮票”、“窄窄的船票”、“矮矮的坟墓”、“浅浅的海湾”来借代“小时候”、“长大后”、“后来”、“现在”等不同时期的乡愁，使之实物化。乍看起来很有些“挥手自兹去”的洒脱，但多读几遍，你会感觉到诗人的哭腔，你定然会被母子深情、夫妻恋情和游子对祖国统一的渴望之情所打动。正是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表明诗人无时不颠沛在离愁之中。欲哭无泪，借代使之然也。　　这是一则比较典型的微型文学评论，副标题已经明确界定了文章内容。术语的运用，语句的风格，均体现了评论的特点。短文开门见山，紧扣标题的限定内容，提出了“《乡愁》的一大特色是运用借代修辞手法，表现浓郁的乡愁”的观点，接着指出诗中什么地方使用了借代这种手法，并且分析了这种手法的内涵及其艺术效果，全文观点鲜明，点评中肯，对学生写作微型文学评论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再来看学生熟悉的《春》一文的评论。下面的评论是就其语言特色来谈的，阅读时注意其边节录边评析的方法。　　清新、隽永、警策———评《春》的语言特色　　朱自清的《春》之所以漂亮动人，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善于运用朴实、隽永的语句，把读者引进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中，与作者共享春天的乐趣，同赏山川的风姿。朱自清善于提炼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口语，他的散文语言具有清新朴实的特点。如写草“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写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这些短句浅语都是从口语中来。从达意上说，平易好懂，从修辞上说，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之后，节奏明快，有浓厚的抒情味。作者还善于运用奇妙的比喻，增强语言的情味。如写春风拂面，说“象母亲的手抚摸着你”，把春天比作“刚落地的娃娃”、“小姑娘”、“健壮的青年”等。这些比喻新颖、贴切，不落俗套，富有表现力，蕴藉深厚，句外有意，朴实清新中有隽永的特点。　　朱自清散文的诗意还表现在语言富有表现力，有些话简直就是一篇之警策，自然地点上几笔，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他的语言没有斧凿痕迹，不是刻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是具有一种朴素美，平常之中显示出形象的概括力，恰如其分地传达出自己的心境，甚至还含有某种生活哲理。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最后，作者禁不住对春天引吭高歌了：　　“春天象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象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象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这个结尾奇崛，警策。作者在完美地制作了春天的画卷之后，纵情地对春天予以赞美，进一步揭示春天有不可遏制的创造力和无限美好的希望，从而开拓意境，揭示题旨。　　这篇短评的标题以三个术语来概括《春》一文的语言特色，中心一目了然。全文从两个方面对其语言特色进行分析。第一段着重分析其清新、自然、质朴、隽永的语言风格，后面则着重评析其富有生活哲理的警策意味，其写法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人性的虚伪性--简评《罪与罚》在接触各位世界大师的作品以前,对他们的崇拜绝不下于虔诚的基督徒对耶酥的崇拜后来,一连串的世界文学名著涌过来;使我对这种近乎痴恋的崇拜有了怀疑最初接触的是<<简爱>>感觉就是一首优美的自转散文诗至于反映社会的黑暗与大变动倒没有看出来多少尤其是最近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之后,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了而且还小心翼翼的读了两遍,生怕亵渎了大师的作品。 现实生活中的人都应该存在着双重的性格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帮助马尔梅拉多夫一家和他杀人以及他杀人前后思想斗争的反复交叉中;作者把主人公的双重性格刻画的入木三分这其中,如果读者细心就不难发现主人公不仅仅是双重性格,似乎还有一些变态甚至是生理的缺陷即使拉斯科尔尼科夫把那些钱财扔了,可是他却一直认为应该自首生活中有这样的例子就如一个杀人犯,第一次杀人后手会发抖后来也就变成了与吃饭一样自然的事情现实中有这样的白痴但肯定没有如拉祖尔欣和警察局长那样的白痴 　　透过主人公的精神面貌,作者似乎在努力寻找一种理性与现实磨合的张力只是通过运用象征,暗示等各种手法把一个正常的人变成不正常的人尽力凸现一个病态社会的缩影其实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不是不存在,算起来也已经有几百年了;还没有解决,就有些很不正常了。当然,如果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是早就解决了的从这点我又不得不怀疑他的主人公脱离了现实的轨道 　　很久以前读卡夫卡的<<变形记>>就使人摸不着头脑隐隐地觉得各位大师都是玩阴招的高手譬如两个打手比武,聪敏的一个用各种手段把另一个折磨的疲惫不堪然后再跳起来一拳打倒对手虽然赢了,但是却让人觉得厌恶不如明的来的凌厉细心地读了这位世界超级大师的作品后,使我再也不敢崇拜各位大师的手笔因为我也不想成为众多白痴中的一个尤其是语言让人不敢恭维有如一位黄土掩着脖子的老大爷在吭吭咳咳；令人感觉如芒在背，不堪忍受。 　　大师既然不是神,于是也便是个人了如果把大师捧得很高我们自己就很容易跌倒。就如鲁迅先生说:战士也性交,但就不可以称之为性交大师于是,能写出拉祖尔欣这样白痴的大师修为更加的不简单就好象段誉,不到一定的火候就发不出六脉神剑我们写不出这样的白痴,也许是我们的火候还不够或者愚蠢的级别还不到位一切都处于病态之中当然可怕但是,在太阳底下,似乎全部一下子都蒸发掉了我们一点儿的踪迹也看不到 　　于是,读大师的作品给我的启示就是:少崇拜蠢蛋,多做自己。 (全部原创，希望楼主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