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获取期刊是什么意思

在一系列持续的抵制活动后，“学术之春”迎来了阶段性胜利：英国政府计划将拨出5000万—6000万英磅专款来资助学术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一些观察家认为，虽然英国在学术出版业所占份额很小，但这一政策可能会引起横跨大西洋(600558,股吧)的涟漪效应，外界对于传统学术出版的批评也将更激烈。7月6日，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名为《数学论坛》（Forum of Mathematics）的“开放获取”期刊，意在为数学研究者提供与传统期刊质量相当、经同行评审的学术论文，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最权威的国际化同行评审队伍。为推广该期刊，剑桥大学出版社决定在该期刊发行的最初三年放弃出版盈利，并向论文作者提供期刊全部文章的获取权。剑桥大学此次大力推行“开放获取”期刊，与期刊编辑委员会创始人之一、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著名数学家威廉·提摩西·高尔斯（William Timothy Gowers）发起的针对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文献出版商之一荷兰爱思唯尔集团（Elseiver Group）的“学术之春”抵制运动有关。高尔斯早在1月曾发表博文列数了爱思唯尔集团的几大“罪状”，包括利用商业“捆绑手段”向高校图书馆出售期刊数字订阅权和肆意提高订阅费用等。他表示不会在该集团下的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并拒绝担任外审专家和编辑。该博文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已有超过12000名学者表示支持该抵制运动。针对商业出版牟取暴利、缩紧学术传播渠道等行为，学界和出版界都展开了广泛讨论。牛津大学中断与爱思唯尔的学术合作高尔斯批评爱思唯尔的商业手段近乎专断，除了“捆绑销售”和不断提高价格外，其还阻止实施开放型阅读，并取消一些试图讨价还价的高校图书馆的订阅资格。然而，为何爱思唯尔集团如此阻碍学术传播、实行商业垄断却仍能稳居学术出版巨头地位？高尔斯认为，许多图书馆为顺利获得学术期刊订阅权不得不“忍气吞声”，加之众多高校图书馆各自孤立、缺乏联合，也使得爱思唯尔“趁虚而入”有利可图。实际上，部分学者已意识到自己有说“不”和抵制爱思唯尔商业专断行为的权利。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最激烈的抵制源自该集团内部。2006年，爱思唯尔旗下《拓扑学》（Topology）杂志的整个编委会以辞职抗议订阅费过高。编委会委员之一、牛津大学数学系教授马克·赖肯贝（Marc Lackenby）说：“作为学术出版集团，爱思唯尔并未立足于学术传播，而是以牟取商业利益为目的。如此高收费将有损《拓扑学》的名誉。”据悉，伴随着《拓扑学》编委会辞职，牛津大学也与爱思唯尔中断了学术合作。爱思 唯尔就辞职事件也做出了反思，“我们在学界已有千余种期刊出版，所以面临的内部管理问题自然也层出不穷，但这样的编委会整体辞职事件还是第一次发生，这值得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开放获取”期刊学界与大众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家珍妮特·芬奇（Janet Finch）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从长远来看，未来的学术成果发布将会趋向“开放获取”。“开放获取”期刊自诞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加拿大电子健康创新研究中心（Centre for Global eHealth Innovation）巩特尔·艾森巴仕（Gunther Eysenbach）总结称“开放获取”期刊主要有三点优势，即方便引用，用户多元，为跨学科研究提供更多可能。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文中心主任梅丽莎·特拉（Melissa Terras）认为，借助信息技术平台崛起的“开放获取”期刊前途无量，“在社会媒体和网络传播基础上所建立的开放获取期刊与传统期刊相比，将会为学术研究带来更多便利”。然而，也有学者对“开放获取”期刊的学术论文质量表示质疑。对此，挪威特罗姆瑟大学（University of Troms?觊）教授科特·赖斯（Curt Rice）认为：“出版商并不会因降低收费而将 文章质量大打折扣。网络媒体的传播、大众的监督都会为学术透明化、规范化和合理化营造生长环境。”与其他学者不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斯蒂芬·库里（Stephen Curry）对“开放获取”期刊为学术界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深感担忧。他认为，“充满枯燥的专业语言的科学论文与高额的收费相比更为可怕。面对读者群的扩大，科学论文也将面临可读性与普及性的双重要求。尤其是那些关于转基因、气候、防疫、药物政策和能源等专业性强、可读性不高、缺乏与读者互动的学术文章，将会在开放获取期刊的推行中面临更多考验。”出版界：高收费源于出版前的高投入在一系列持续的抵制活动后，“学术之春”迎来了阶段性胜利：英国政府计划将拨出5000万—6000万英磅专款来资助学术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一些观察家认为，虽然英国在学术出版业所占份额很小，但这一政策可能会引起横跨大西洋的涟漪效应，外界对于传统学术出版的批评也将更激烈。据悉，在英国，出版商每年向大学图书馆收取约2亿英镑的获取费用。对这种高收费，各界都对出版商从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中牟利的行为表示不满。面对来自学界的诸多批评，学术出版商予以回应称，由传统出版向“开放获取”期刊转变，首先需要考虑出版商在出版过程中添加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自然》（Nature）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表示，“我认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背后凝聚了出版商付出的繁杂工作，如筛选论文、组织同行评审等，因此高收费是合理的。而如果要实现数字化平台运营，则需要额外的资金。”“开放获取”出版机构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编辑部主任西奥多拉·布卢姆（Theodora Bloom）认为，考虑到随着读者的增加而增加的印刷与邮寄费用，订阅模式在印刷媒体的现实中不无意义。但在网络世界中，相关费用是止于成果发布的那一刻，并不会因读者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出版商所承担的高风险需要高收费来支撑。针对高校图书馆控诉出版商收取高额订阅费的问题，爱思唯尔通用访问总监艾莉西亚·怀斯（Alicia Wise）回应称，造成学术界对订阅价格不满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学图书馆对其订阅量的预期与他们可负担的费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并非源于我们制定的价格或是获取的等，而是这几十年来，大学图书馆的预算与全球研究和发展投资之间存在差距。全球每年用于研发的投资超过万亿美元，且每年增幅高于4%。这就使得科研项目越来越多，达到发表水准的论文数量也不断增加，而图书馆的负担能力却十分有限。这一问题亟须出版商、学者和资助人共同关注、共同解决。如果出版业没有在电子期刊方面投资，那么学者们可能至今还需费力地到图书馆查询实物资料。出版业的投入带动了电子期刊的发展、数字化存档和标签分类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研究效率。”

开放获取（Open Access）被认为是未来学术出版的模型，是促进科研信息交流、沟通学界与大众的有效途径。把同行评议过的科学论文或学术文献放到互联网上。使用户可以免费获得，而不需考虑版权或注册的限制。开放获取运动旨在打破学术研究的人为壁垒。但现在“开放获取”就是有可能要断了这些出版社的财路，而这一运动在国外越来越风行，并逐渐得到了各国政府的支持，如我们国家最近签署的“柏林宣言”就是推动“开放获取”的一个政策性宣言。“开放获取”与最近互联网上争论得很厉害的“是否要封杀BT的问题”有相似的地方，都是新的网络传播与某种传统商业模型的矛盾。 BT的流行可能会是对影视业娱乐业的一个冲击，而开放获取则是对学术出版业的冲击。当然学术出版和影视娱乐比起来是一个小很多很多的行业，而且也不太受普通人的关注。那么学术研究领域里的“开放获取”为什么受到大家的普遍欢迎呢？这还要从学术出版业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生意（Business）说起。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出版出现在西方，伴随着近代实验科学在西方的兴起而逐渐产生。出版商通过印刷哥白尼的《天体运行》、伽利略的《对话》、牛顿的《原理》，把近代科学的研究成果迅速地传播到整个欧洲，并逐渐成为科学家社群不可缺少的交流方式。19世纪随着科学分工的日益细化，又出现了一大批综合或专门的科学期刊，进一步满足了科学发展越来越专门，越来越快速的需要。审稿制度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往往由学会（科学家共同体）来“定义”一个学科研究的方法、问题和纲领，并规定什么样的文章才可以刊登在自己的刊物上。如当时巴黎语言学会成立时就在其会章中明确规定不接受讨论“语言起源”的文章，认为这种文章都是猜测多于论证，是当时典型的“伪科学”。由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学术出版的产生和发展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步出现的，并满足了科学家社群越来越迫切的学术交流需要，并通过审稿制度提高了交流的效率，使人数不多、距离很远的一群人成了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紧密社群，并创造出独特的“科学文化”。学术出版业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存在的必要，也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起来。最近10年来，由于互联网应用的普及，传统的出版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新的网络传播方式的出现，使传统出版业正面临着消亡或转型的危机。在学术出版领域，这种危机只不过来得更早罢了。一个学者为什么要出版学术著作，或发表论文，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学术承认，在学术社群内获得首先发现权，而不象大众畅销书的出版是为了追求销量和“码洋”。所以从这个角度，学术文章不存在“盗版”概念，文章传播得越快、越广，反而更有利于学术成果的传播，有利于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开展后续工作，增加作者文章的引用率。所以通过网络“开放获取”是对学者有利的。而经过同行评议过的文章，因其质量有更充分的保证，会更受读者的欢迎。可以发现在网络环境下，传统出版社可发挥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其传统的出版发行渠道，会在极短时间内被互联网取代。唯一有优势的地方就是“同行评议”，但“开放获取”的支持者们正是在极力鼓动大家将“同行评议”过的文章通过网络共享。目前在国外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在“开放获取”运动的压力下正逐渐放宽对作者的限制，允许他们将自己的科研论文放到自己的主页上或放到公共电子文库内共享。同时也出现了象PloS“公共图书馆”那样定位为“开放获取”的新式期刊。目前我国的“开放获取”运动刚刚起步，仅有一些研究者或研究机构在对此进行研究和实践，普通科研人员除个别学科外参与的并不多。而绝大多数中文期刊是不允许作者将文章放到互联网上的，一些受到国家经费支持的知识工程（CNKI、万方等），也都是以赢利为目的，与“开放获取”的概念没有任何关系。而美国NIH也规定今后NIH赞助的研究论文必须尽快发布在公共电子文库内向公众共享，这里的逻辑也很简单，研究经费是大众提供的，其直接成果（论文）理应向公众开放。在这种新的出版模型下，传统学术出版商的地位就很值得怀疑了，由于科学家只关心研究成果能否有效地被传播，而互联网又恰恰提供了一种复制零成本的快速传播途径。这样，传统的学术出版商就成了一个可以跳过的环节。“开放获取”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使学科间日益严重的“理解障碍”及大众与学界间的“相互远离”现象得到缓解，虽然说专业术语和专业方法仍然足以令外行畏惧，但至少我们可以不受限制地阅读各专业最新最权威的文献资料，这些人类文明最新的智慧成果，一两年后也许就会变成商品出现在你我的身边。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比任何时代都更迫切地需要了解最新的科技进展。开放获取也必然会从本质上提高民族的科学素质和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传统出版模型：科学家投稿（一般不支付审稿费）-->学术刊物（审稿、组织同行评议）-->出版、印刷、渠道-->读者（订阅）“开放获取”出版模型：科学家投稿（一般需支付审稿费）-->“开放获取”期刊（审稿、组织同行评议）-->网络传播-->读者（免费）在传统出版模型中，出版商通过销售，用读者的订阅费来支付“审稿、组织同行评议”及“出版、印刷、渠道”等的成本，出版商可在此过程中赢利。在“开放获取”出版模型中，“开放获取”期刊向科学家收取审稿费，并同时接受国家及私人基金的赞助以维护“审稿、组织同行评议”及维护网络平台的费用，对读者则是完全免费开放的。“开放获取”期刊是典型的社会公共事业，是非赢利的，需要国家、社会向其注入资金。因此，在我国现有条件下推广“开放获取”概念，还是很困难的。我们的科研教育总经费有限，也缺少关注公益事业的私人基金，我们也缺少鼓励“开放获取”科研成果的相关政策。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普通科研工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共同关心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