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李白的论文

李白入蜀县名、乡名考──兼谈《大学语文》等教材中历史人物简介问题 摘要 本文列举了数本大学中文权威性教材有关李白的生平简介，进行了比较，然后，依据新编《江油市志》及有关李白的第一手资料，考证了李白入蜀的县名应该是“昌隆”，乡名应为“青廉”，需要更多更详细的资料可以去原创论文网查找 应该是可以帮到你的 里面有非常多的历史人物论文的

一篇关于李白的论文　　李白的文化性格与待诏翰林政治失败漫议　　诗人李白的一生，可以说始终都是以追求政治上的成功为其毕生奋斗目标的，而天宝初受玄宗征召并被命为翰林待诏，则可说是最接近政治成功同时又与成功失之交臂的一段经历。从天宝元年秋奉诏进京，至天宝三载春离京，其实际居京的时间仅一年半左右，旋即被“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这个政治中心。就李白的一生而言，这次进京的荣耀与离京的失落，不仅构成了他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而且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对于这样一次最接近政治成功却又以失败告终的经历，不论是倾慕李白的同时代人，还是后代热爱李白的读者，无不表现出某种同情、慨叹乃至痛惜，并从不同的角度为李白的政治失败做出诠解。但是，如果将李白的从政方式放在盛唐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则可以发现李白的政治失败，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必然性。生活于盛世的诗歌天才的政治落魄，实际上凸现的是一种由文化疏离与冲突所造成的文化性格的悲剧(1)。　　一　　就李白的仕进道路来看，一个众所熟知的事实是，李白没有像一般士子那样，试图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仕途。他从一开始就有着与众不同的选择，这就是希望以奇人名士的风采耸动天庭，进而直取卿相，甚至幻想成为帝王师式的人物。从李白天宝之前的行迹来看，他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是围绕着培养自己的名士声望而展开的。　　在中国士文化传统中，“名士”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并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大约始于东汉后期（2）。桓、灵之际，当宦官、外戚干政造成东汉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时，士人以对黑暗政治的对抗与批判，展示了其独特的操守，从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形成了一批虽遭迫害但却在个人品格上受到尊敬与仰慕的名士群体。《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即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藩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故、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精神品格的卓异而著称的名士群体。至魏晋六朝，名士在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仍很活跃，虽然由于时代的变化，他们所呈现的精神风貌与其品格内涵已有所不同，但却仍是作为政治与文化的精英而受到士林的宗尚的。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当时袁宏曾作有《名士传》一书，其书今不传，详细内容无从得悉，但刘孝标在为《世说》作注时则云：“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可以大致了解其时名士的概况。《世说新语》一书，记录的多是汉末迄魏晋名士的言行，除上述刘孝标注所提及袁宏《名士传》中的人物外，还有其他一些人物，也常受到称赏，后世士人所乐道的魏晋风流，就是由这一群魅力独具的名士构成的。这些名士，也许性情、思想、趣味、作风不同，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士，原因却并不复杂，那就是一定要能够超越世俗的平庸，显示出自己精神、品格或才性上的迥拔流俗，而率性、洒脱乃至任诞，又往往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徽。也由于此，由对名士的崇拜，甚而导致一些人视任诞、放浪为名士，“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但总体看，魏晋六朝名士群体的个体风貌并不相同，其或者才华超群、或者潇洒风流、或者任诞不羁、或者品德高尚，而不论何者，都构成了他们赢得士林声誉并为朝野所瞩目的重要因素。　　大致也是李白谪仙人称号出现后，中国人对谪仙特征的理解。但这已与唐前有关谪仙形象有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由于谪仙人李白的出现，原来的谪仙观念已被重新改写增加了新的内涵。人们对它的认识与理解，已脱离了仙传文化的传统语境，而更多地带有了由李白所产生的直觉联想。

李白创作的成功唐代在700-77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一位巨星般的人物。他就是被人们称为“天上谪仙”，“地上诗仙”的李白。在仕途上，李白扮演着失败者的角色，但作为诗人，他是成功的。 李白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所以他的早期教育颇为与众不同。他既能像一般士大夫子弟一样享有读书的条件。又比他们享有更多的自由与宽松。这种难得的自由与宽松培养了他广泛的兴趣和豪放不羁的性格。到了十五岁，他已经通诗书、精剑法、懂道术了。由于受时代潮流和儒家传统教育的影响，李白也把“兼济天下”作为人生最为突出的目标。他想像着自己从峨嵋山上飘然而来，不仅具有高洁的品质、超然出世的精神，还有一颗伟大的人间情怀，在挥手之间帮助人间的帝王整治天下，然后功成身退、还游江湖。天真的诗人在想像中弥合了儒家的人世精神和道家的出世态度之间的冲突。“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最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诗人非常自信，他这样评价自己的诗：“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诗圣”杜甫对他的诗也是称赞不已：“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他的诗的确具有无比神奇、难以抗拒地艺术魅力。真正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李白的诗歌一大显著特点是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据统计，在他的现存九百多首诗歌中，出现“我”、“吾”、“予”、“余”或“李白”、“太白”字辞竟达半数以上。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唯一的。他要求仙就有“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f则呼喊出了他的政治失意。这种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不仅能增强诗歌的气势，有时还给读者带来亲切感。另外他毫不掩抑收敛自己的感情。而是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如《宣州谢脁楼楼饯别校书叔云》开端不是咏怀，也不是写饯别场景，而是用了两个长达十一字的散文句式，直接抒发内心的精神苦闷：“弃我去者作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这是诗人长期以来进步理想与黑暗现实相矛盾而产生的精神苦闷，这种苦闷通过这凭空而来的发端得到了极好的宣泄。当有限的语言无法表达激情时，诗人就用大胆的夸张。如《秋浦歌》中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借有形的白发之长，来突出无形的忧愁之多，夸张非常大胆。当现实的事物难以形容思想、愿望时，便借助神话和幻想等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来达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如《蜀道难》中从蚕丛鱼凫到五丁开山，全用虚无渺茫、无凭无据的神话传说。烘托出一种奇险的氛围。 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使诗人陷入了无止无休的孤独、苦闷之中。李白有抱负，有才能，想成就一番事业。但他既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又找不到多少知音和朋友。所以他常常陷入孤独的包围中，感到苦闷，感到彷徨。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一个孤独灵魂的呼喊，这呼喊既有对不合理的黑暗社会的抗议，也有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的渴望。他的《月下独酌》堪称描写孤独心境的千古绝唱。“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开端两句已点出“独”字。大家知道，爱喝酒的人是不喜欢独自一人喝闷酒的，诗人酷爱饮酒，他当然愿意与人共饮。可现在他有酒无亲，一肚子的苦闷、满腹的牢骚无处倾诉。只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孤独到了邀约月亮和影子来共饮作伴。可见程度之深。不仅如此，“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甚至在以后的悠悠岁月中，他也难以找到共饮之人，只好与月光、身影永结无情之游，并相约在高邈的天空。 仕途的失意，并未使诗人一蹶不振、不可自拔。庄子的虚静无为、恬淡忘我的处世哲学这时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能在政治失意后，能寄情于锦山秀水，来缓解内心的煎熬。李白一生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对于安徽，诗人似乎情有独钟，曾多次前来。并在这里流下了不少传世千古的佳作。“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天上几只鸟儿高飞远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寥廓的长空还有一片白云，却也不愿停留，慢慢地越飘越远，似乎世间万物都在厌弃诗人。鸟飞云去后，静悄悄地只剩下诗人和敬亭山了。寥寥数字，便把诗人孤独、凄凉的心境憔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当诗人登上宣城谢脁楼时回想起谢脁的遭遇，又想到自己的不幸，不禁发出了“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慨叹!仕途的失意，悲愤痛苦的心情难以排遣，诗人最终只能用“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愤激之语来宣泄。 创作、饮酒、游历山川就是李白的生活。这样的生活 使诗人的情感得到成功的转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神上的重压。作为伟大的诗人，李白是当之无愧的。然而仕途的波折和灵魂的煎熬却最终成就了伟大“诗仙”的诞生。试想如果李白政治得意，整日忙于政事，哪有闲暇游历山川、寄情山水?千秋诗苑的天空，定会因为失去这颗熠熠生辉的明星，而变得黯淡无光。这将成为全人类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