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学论文2000字

●学术论文：《可持续性创新分析》独立完成，3000字，《光明日报》2000●学术论文：《警惕：未来的人口大倾斜》，独立完成，3000字，《经济日报》13。●学术论文：《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断思》独立完成，3000字，《经济日报》25。●学术论文：《企业活力系统分析》独立完成，2500字，《经济日报》20。●学术论文：《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最优路径》独立完成，2800字，《经济日报》13●学术论文：《城市化能让城乡双赢吗?》独立完成，2000字，《解放日报》15(13)。●学术论文：《社会科学是生产力之母》独立完成，10000字，《经济学家》2005年第2期。●学术论文：《经济全球化下的认识误区与盲点》独立完成，10000字，《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第7期。●学术论文：《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制度创新路径分析》独立完成，8000字，《经济研究资料》(经济研究副刊)1999年第9期。●学术论文：《流动人口研究需要创新的领域》独立完成，13000字，《中国人口年鉴》2003卷。●学术论文：《经济体制变迁中双轨格局的内在缺陷》独立完成，11000字，《文史哲》1998年第6期。●学术论文：《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人口规律》独立完成，12000字，《文史哲》1999年第4期，●学术论文：《现代化的动力是绝大多数人受益》独立完成，10800字，《文史哲》2000年第4期。●学术论文：《繁荣时期政府不作为的宏观政策命题——关于宏观调控的一个理论假说》独立完成，12000字，《文史哲》2004年第6期。●学术论文：《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独立完成，10000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5期。●学术论文：《人口流动规律及其政策含义》独立完成，10000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1期。●学术论文：《水环境优先兼顾水资源》第一作者，8000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4期。●学术论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分析》三人合作，8000字，《农业经济》2007年第4期。●学术论文：《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路径》独立完成，16000字，《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5期。●学术论文：《稀缺、制度与效率的关系分析》独立完成，6000字，《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学术论文：《制度现代化解构》独立完成，12000字，《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学术论文：《经济学分析的六观层面》独立完成，13000字，《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学术论文：《城市化进程中的若干问题辨析》独立完成，12000字，《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学术论文：《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4第6期。●学术论文：《充分就业路经》独立完成，9000字，《学术论坛》2005第9期。●学术论文：《人口发展与制度创新——兼谈制度人口学的构建》，独立完成，7000字，《理论学刊》2005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C5《人口学与计划生育》2006第1期全文转载。●学术论文：《社会主义劳动力商品问题浅议》独立完成，6000字，《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学术论文：《企业独立化是走出“两权分离”困境的有效途径》独立完成，8000字，《齐鲁学刊》1988年第4期。●学术论文：《简论市场机制的作用》独立完成，6000字，《齐鲁学刊》1990年第6期。●学术论文：《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原因的寰观思考》独立完成，8000字，《齐鲁学刊》1991年第6期。●学术论文：《按劳分配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独立完成，11000字，《齐鲁学刊》1999年第1期。●学术论文：《中国买方市场分析》独立完成，12000字，《齐鲁学刊》2000年第2期。●学术论文：《充分就业状态及其发展陷阱》独立完成，10000字，《齐鲁学刊》2004第6期。●学术论文：《客观规律与比较方法》独立完成，7000字，《东岳论丛》1998年第2期。●学术论文：《市场机制生成的三大基础要件》独立完成，6000字，《东岳论丛》1999年第2期。●学术论文：《人的现代化与教育创新》独立完成，8000字，《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学术论文：《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本路径分析》独立完成：18000字，《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分类号：F10；分类名：《国民经济管理》；复印期号：200403)●学术书评：《‘新中国劳动制度发展与创新研究’评介》独立完成：3000字，《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学术论文：《理论更新周期断思》，独立完成，6000字，《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学术论文：《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科学解析》独立完成，6000字，《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学术论文：《中国人口流动的动因分析》独立完成，14000字，《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学术论文：《种草与种树的经济学分析》独立完成，8000字，《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学术论文：《全球化与中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第一作者，6000字，《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学术论文：《关于利益集团分析的若干问题》独立完成，8000字，《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学术论文：《适度人口理论与适度流动人口》，独立完成，8000字，《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学术论文：《农民工就业能力研究》第三作者，8000字，《调研世界》2007第11期。●学术论文：《中国人口发展的创新路经》独立完成，4000字，《中国人口报》04●学术论文：《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的动因分析》独立完成，4000字，《中国人口报》26●学术论文：《简论人口流动》独立完成，3000字，《中国人口报》09●学术论文：《发展人口学构想》独立完成，5000字，《国际学术论坛》2004第4期。●学术论文：《中国当代人口发展分析》独立完成，8000字，《东方论坛》2004第4期。●学术论文：《建构服务型政府的创新路经》独立完成，8000字，《东方论坛》1●学术论文：《试论两大部类交替优先增长规律》独立完成，8000字，《山东经济》1988年第3期。●学术论文：《试论自然经济的历史缺陷》第一作者，6000字，《山东经济》1997年第5期。●学术论文：《市场失灵与间接调控》独立完成，6000字，《山东经济》1998年第4期。●学术论文：《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工具创新路径》独立完成，6000字，《山东经济》1999年第5期。●学术论文：《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独立完成，6000字，《山东经济》2000年第4期。●学术论文：《高架桥的经济学分析》独立完成，5000字，《山东经济》2004年第2期。●学术论文：《简论宏观调控的转轨变型》第一作者，5000字，《当代企业家》1989年第10期。●学术论文：《市场竞争中优质取胜和创新取胜策略》独立完成，6000字，《科学与管理》1998年第4期。●学术论文：《市场竞争中信誉取胜和信息取胜策略》独立完成，6000字，《科学与管理》1999年第2期。●学术论文：《恩格斯论竞争规律与供求规律的关系》独立完成，4000字，《发展论坛》1998年第6期。●学术论文：《现代自然观与企业活力》独立完成，3000字，《发展论坛》2000年第11期。●学术论文：《企业功能与企业活力》，独立完成，3000字，《发展论坛》1999年第6期。●学术论文：《略论企业经济系统》独立完成，10000字，《济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学术论文：《价值·金·纸币》独立完成，6000字，《济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学术论文：《全球化与现代化》独立完成，6000字，《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学术论文：《中国城市化进程演进分析》独立完成，8000字，《济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学术论文：《中国人口流动态势》独立完成，9000字，《济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学术论文：《发展观的历史变迁》独立完成，9000字，《济南大学学报》2●学术论文：《谈谈公平与效率》独立完成，2000字，《大众日报》21，该文于1987年首先在理论界提出“效率首先，公平其次”的理论观点，在1993年12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中证明是正确的。●学术论文：《对按酬付劳的一点新理解》独立完成，2000字，《大众日报》3。●学术论文：《科技转化与创新》独立完成，2000字，《大众日报》18。●学术论文：《论可持续性创新》独立完成，2000字，《大众日报》14。●学术论文：《论制度创新》独立完成，2000字，《大众日报》13。●学术论文：《摈弃“轻商”的傲慢与偏见》第二作者，3000字，《大众日报》2003年6月29日。●学术论文：《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竞争策略》独立完成，4000字，《山东企业管理》1998年第10期。●学术论文：《中国未来的人口问题大倾斜》独立完成，6000字，1986-1988三个年度10篇优秀稿件奖。《三不月刊》1988年第11期。●学术论文：《关于纸币产生问题的新认识》独立完成，4500字，《山东金融研究》1988年第9期。●学术论文：《市场竞争中广告取胜和谈判取胜策略》独立完成，8000字，《青年思想家》1998年第6期。●学术论文：《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教育创新路径》独立完成，6000字，《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5期。●学术论文：《现代科学发展观的十大核心要义》第一作者，16000字，《WTO与中国经济》，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年出版。●学术论文：《流动人口学构想》第一作者，6000字，《WTO与中国经济》，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年出版。●学术论文：《供求规律及中国买方市场分析》独立完成，6000字，《学习月刊》1998年第7期。●学术论文：《脚手架上抖风流》独立完成，(调查报告)，12000字，《齐鲁企业家丛书》，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学术论文：《企业之路》独立完成，(调查报告)，11000字，《中国企业家名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88版。●学术论文：《关于当前中国市场状况的思考》独立完成，12000字，《山东社科界》1998年第3期。●学术论文：《诚信应成为泉城的品牌》独立完成，2000字，济南日报02注：另有若干学术会议宣读文章未列出。其98%以上的学术论文均为个人独立完成，其中的两篇两人合作的学术论文，俞宪忠也是第一作者。现有11文章有待定稿。

楼主，可以参考：我国立法制度的不足和完善我国的《立法法》是一部规定立法规则、确立立法制度的基本法律，涉及“立法权限”、“立法程序”、“法律效力等级”和“法律监督”四大问题。立法立法必须严格执行《立法法》的规定，坚决克服“立法不法”的现象。立法是法治的关键和核心，其目的在于合理配置立法权力，有效规范行政权力的运作，从而为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充分保障，实现公平、正义、自由、秩序等价值目标。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不仅要求法的权威性和依法而治的法的工具价值，而且强调立法对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追求、法的内容的合理性等法的实质理性。法治已经演进为一个综合概念，它融汇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诸多价值观念，包含着法律至上、民主政治、权力制约、司法独立、立法等丰富的制度意蕴，其核心则是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几个世纪以来，法治理论与实践对政府权力予以高度关注，这与立法权力作用范围的广泛性、与人们生活联系的直接性密切相关。二十世纪以来，立法权在很多国家的权力结构中极度扩张的事实，不断提醒人们，对立法权力的制约是国家权力制约的重中之重。在我国，立法尚处在初级阶段，立法法治还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制度上都面临着挑战。因此，立法是一场深刻的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当前，我国立法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在思想意识方面，有些立法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的观念与立法的要求不相适应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律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由于我国缺乏依法治国、立法的传统，人们的民主法制观念淡薄，特别是一些非常有害的观念或思想，严重阻碍着立法的实现。它们是：第一，人治观念。有些立法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对立法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到位，有的是不重视，总认为立法不管用，按法定程序办事太麻烦。因此，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立法还多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并没有真正落实到行动上；有些领导干部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置法律于不顾。第二，治民不治官的观念。有些领导干部往往把自己摆在了超越法律之上的位置，总习惯地认为法律只管老百姓，忘记了自己同样需要接受法律的约束，从而无视法律的规定。第三，法律工具主义观念。将法律仅视为一种治人的工具，而不具有法律的目标价值观念。甚至认为，当对自己有利时就拿来适用，对自己不利时就不执行。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立法观念的根植和立法方略的推行。因此，实行立法必须要大力培养和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重点是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立法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的法治观念建设，切实地进行为依法立法所要求的观念更新。1．树立法治观念。为此，必须明确：第一，宪法至上。法治的实质是宪治，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体现，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灵魂。第二，法律具有极大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而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三，法大于权。任何人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第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树立权力制约观念。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人类历史证明了的真理。3．树立人权观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必须把保护人民的权利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最讲公平、最重视保护人民的权利。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人权，高举人权的旗帜。4．矫正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树立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目标主义并重的观念。将法律视作既管老百姓又管政府的同时，结合法律目的，把立法、依法治国的重心转向人民权利的保障及正义的实现，应是我国实行立法、依法治国的策略选择。二、在立法立法方面，有关立法立法空白较多，所立之法缺陷较大目前，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立法法制建设还比较滞后，立法管理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立法质量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突出表现在现存的法律、法规与规章之间缺乏协调和统一，使立法执法者难以适从；有些法律、法规的一些条款太原则，不便操作和畸轻畸重；还有一些法律、法规对某些立法机关设置的职权过大，尤其对自由裁量权，往往规定的幅度过大，并且没有顾及到公民权利一旦受到侵害后的法律责任，容易造成少数立法执法人员毫无顾忌地滥用立法权；立法程序法律制度很不健全，没有实现立法程序法律化，严重影响了立法机关的立法。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法律体系，为立法创造法律条件。首先，必须加快立法步伐，改变某些领域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的状况。当前，特别要抓紧制定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市场经济秩序、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和救济、规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解决在建立商品市场、原材料市场、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执法依据不足的状况；改变实施细则滞后、法规不配套现象，尽可能使法律法规及规章同步出台，并加强立法解释工作，使法律规范更加适应实际，操作性更强，以解决有法难依问题。其次，注重立法质量，纠正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的倾向。法律、法规的生命力在于其质量。近年来我国颁布实施的许多法律文件修改过于频繁，并且有些在实践中难以施行，问题的要害在于立法时，立法者对该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缺乏科学而精细的调查研究，或者着力于通过立法解决本部门的编制、级别、经费及其他种种具体问题。应当看到，一个法律文件制定得成功与否以至于最终能否被有效地施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法是否正确而深刻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以及它所要调整的那部分社会事务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立法必须提高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使法律充分体现民意，与社会生活相一致，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防止立法中渗入局部利益和部门利益而影响法律的全面、公正和完整。同时，避免各种规范性文件在调整社会事务时发生重复、冲突或疏漏，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再次，抓紧制定立法程序法，改变立法程序缺乏法律规范的现状。可以说，离开了立法程序法，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立法。最后，立法要依法。三、在立法执法方面，现存的立法执法体制不顺，影响了法律、法规与规章的执行效果现存的立法执法体制不顺。具体表现为：第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从法理上说，执法主体只能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企事业单位不能拥有执法权，然而目前立法执法主体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并不少见。以政企不分为例，工商部门管市场，又办市场；城建部门管理城市建设，自己也搞城市建设，并进行自我质量监督；种子公司既是种子的生产经营者，又是种子生产经营的管理监督者，等等。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局面，人为形成监督不力。第二，立法执法部门纵向集权，条块分割，部门壁垒，相互之间缺乏协调配合，结果造成执法工作形不成合力，相互掣肘，办事效率不高。第三，管理系统交叉过多，职责不清。如对个体户的管理，涉及到工商、税务、物价、卫生等多家执法部门，由于对同种法律行为有多种不同执法依据的交叉，客观造成立法执法者不作为、乱作为或难作为。与此同时，我国立法执法队伍建设虽然经过多年努力，有了长足进步，但是整体素质仍然不高。目前立法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如越权执法、不作为违法、随意执法、乱施处罚等问题的出现，既有不懂法而出错的，也有滥用权力而违法的。因此，必须理顺现行立法执法体制，按照条块结合、适当分权、便于执法、讲求实效的原则，走综合执法之路。要积极推行立法执法责任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立法，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立法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通过明确政府机关法定立法执法职责，健全立法执法评议考核体系，落实立法责任追究机制，实现规范立法执法行为的目的。立法执法责任制，要力求做到实际、简明、准确、可操作性强。具体推行时，关键要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清理立法执法主体，明确执法依据和执法权限，切实减少立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的推诿扯皮现象，努力提高立法效能；二是确定执法岗位，分解执法职责，严密执法程序，细化执法标准，切实改变过去那种执法岗位不清，职责不明，权力行使层级之间“上侵”、“下夺”、“左挤”、“右占”，相互扯皮、揽功诿过的现象，有效地规范立法机关内部管理秩序，提高立法效率；三是架构执法评考体系，突出执法效能评估，完善立法责任追究机制，将立法职权的行使与执法人员的年度考核奖惩紧密挂钩，实现行政权的规范运作。同时，要提高立法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其关键是要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健全对立法执法人员的录用、考核、晋升、奖惩、辞职、辞退等具体制度，突出严字，严格管理，严明纪律，赏罚分明，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机制。四、在立法监督方面，现行立法执法监督体系乏力，存在缺陷目前，我国对立法权力的监督制约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审判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立法机关自身的监督、党的监督以及新闻舆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的社会监督。应该说，我国的监督体系是比较全面和严密的，它在实际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实践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表明了立法权力监督乏力和监督体系存在缺陷。这其中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监督机制上的原因。立法方面，主要是缺乏监督的法律规定，以致使人民群众等一些社会监督流于形式而得不到落实。监督机制上，主要表现为有些监督缺乏必要的独立性，直接影响其监督作用的发挥。例如，作为立法系统内的专门监督的立法监察，由于它与立法机关有着立法隶属关系，使得这种监督在实践中很难真正履行其监督职责，以致弱监、虚监、失监现象相当严重。还有，立法复议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有些同志怕麻烦、推诿等不愿受理立法复议申请的情况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在立法复议决定上，还存在该撤销或者变更而维持的情况，上下级之间“官官相护”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等等。因此，必须强化和完善立法执法监督制约机制，确保严格、公正执法。首先，加强权力机关对立法执法工作的监督。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尽快制定《人大监督法》。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选举和任免干部时，应该把是否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是否依法办事作为衡量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在听取他们的述职报告时，应把他们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的执法状况作为重要的考察内容。各级人大常委会要通过听取和审议所在政府和单位实施法律、法规工作报告以及组织代表检查、视察、评议执法工作等形式，督促立法机关做好执法工作。其次，民主党派的监督、社会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也必须努力落到实处，使它们共同服务于人大监督这个中心，并形成监督合力。综上所述，我国要实现立法，必须革除一切与立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旧观念，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法律体系，必须理顺现行立法执法体制，提高执法队伍素质，必须强化和完善立法执法监督机制。惟其如此，才能为解决我国依法立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创造条件，不断推进立法的进程，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方略。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12/04/2003

内容提要: 企业社会责任最初以道德责任的形式出现，后来，一部分企业社会责任逐渐发展为法律责任和软法责任，并同道德责任并存。由于法律责任能够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因而法律责任化后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便变得非常确定。当然，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扩大法律责任化的范围。有时，软法可以借助其特有的提倡性规范促成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但由于缺少了国家强制力的推行，因而软法化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总体上变得不确定。这时有必要引入司法能动主义，且从广义上看，司法化也属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应有之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社会组织甚至企业，为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和实践。但是，对处于不同地域、文化中的企业，甚至是处于同一地域、文化中的不同企业来说，其社会责任承担的状况依然千差万别。这是因为，在排除考虑法律等强制性制度安排因素的情况下，这种伦理色彩浓厚的责任承担的实现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行为主体的道德素养——当然，这又更深层次地取决于行为主体所处社会共同体的道德水平，而道德则总是“具有多样性”。[1]作为调整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的道德和法律并非互不相干，某些情况下，法律对已属道德调整的行为的补充调整完全能够强化伦理的约束效果，道德和法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调整便是如此。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 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即企业的社会性的责任，迄今依然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概念——正如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持续发展部原经理AntonioVives指出的，即便是“‘社会性的’和‘责任’这两个词也都总是被人曲解，比如，有些人认为‘社会性的’是指诸如健康、教育、安全之类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一般是属于政府责任（responsibility）范围内的。其他人则更为恰当地将其定义为企业活动范围内的地球（planet）和环境。对于‘责任’一词，一些人认为其指企业行为（actions）的责任（accountability），其他人则认为是对社会的职责（duty），还有些人认为是良好的判断（即金科玉律中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至于对“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解释，在官方的、国际组织的、民间的和学术性的各种定义中的分歧更是随处可见。 尽管如此，人们现在对“企业社会责任”还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共识，即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企业传统经营理念的修正，其本质是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当维护和增进其他社会利益。当然，由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不一，不同人眼中的“其他社会利益”的范围和程度并不尽相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理解也导致了对其性质的不同看法。就本文的主旨来说，对企业社会责任性质的界定是研究其法律化的前提。 （一）最初的道德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 企业社会责任并非自古存在。在古典经济学视域中，我们现在所界说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无以立足的，市场主体如果有什么社会责任的话也被严格限制在商业合同关系的范围之内，或者，如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亚当·斯密所主张的，市场主体的活动本身就是实现社会责任的活动——“诚然，他所考虑的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是研究他自己的利益自然地或者毋宁说必然地导致他去采取最有利于社会的使用方法。”“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一个他无意追求的目的。虽然这并不是他有意要达到的目的，可是对社会来说并非不好。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能促进社会的利益”。[3]现在，这种观点依然存在，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者同样反对企业社会责任观念，他主张“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利用它的资源和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弗里德曼甚至斥责企业社会责任学说为“一种自由社会里根本的破坏主义”，是“最坏社会的信条”。[4]古典经济学的主张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深信充分、完全的市场竞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因为竞争是以一人之“自利”之心对抗另一人“自利”之心的最有效机制。当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否定也并非古典经济学一家之言。在管理学界，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如果你发现经理主管打算承担社会责任，立即解雇他，越快越好！”[5]韩国商法学者李哲松教授也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一说有违“企业乃纯粹的营利性组织”这一本质，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模糊，义务对象也笼统而不明确。[6] 但是，“自利”驱使下的市场主体这种对利润最大化的唯一追求显然同社会对其的要求和期望相背离。特别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和19世纪自由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阶段的演进，一方面，社会化成就了市场主体规模的大幅扩张，也给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另一方面，与市场活动相关的一系列外部性问题随之而来，如环境污染、劳工待遇恶化、损害消费者利益、贫富分化等问题日益突现，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对市场主体的道德指责和抱怨声随之而来且越来越强烈。被指责的市场主体除自然人之外，更多的是企业，尤其是公司制企业，其在19世纪后成为市场主体的主要组织形式。 早在1895年，美国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w．Small）就曾在美国社会学创刊号上呼吁“不仅仅是公共办事处，私人企业也应该为公众所信任”，这标志着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萌芽。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Oliver Shelton）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道德义务。1953年，美国的另一位学者霍华德·R·鲍恩（Howard R．Bowen）出版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才使企业社会责任正式走进人们的视野。[7]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普遍要求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兼顾企业职工、消费者、社会公众及国家的利益，履行保护环境、消除污染等社会责任，将其经营目标与社会目标统一起来。至此，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问题正式成为政府和社会讨论研究的普遍话题——“今天，社会责任‘是否需要承担’已经过时，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具体承担什么和怎样承担’”。[8] 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最早产生于社会对企业的一种道德要求，它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责任——“企业既不是机器也不是动物。它们是由人来运行的组织，而且正因为如此，即使它们不是道德人，但是却具有了接受道德评价的道德身份。”[9] （二）多元化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最初为“道德责任”并不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就是道德责任。但是，当前仍然有不少人主张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最初属于道德责任，而且是彻头彻尾的道德责任，此即道德责任论者。道德责任论者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乔尔·巴肯指出的，“也许是因为‘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由慈善事业进化而来，所以许多人继续将其同‘慈善事业’等同。”[10]在道德责任论者看来，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也不需要借助法律等机制，有的学者甚至声称其可以自我实现。如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教授费尔法克斯（Fairfax）指出，一般来说，企业会兑现他们承担社会责任的承诺。“更重要的是，即使企业的行为跟他们花言巧语（rhetoric）的责任承诺不一致，也存在促成这种一致的极大可能性。社会心理学表明，当一个人作出许诺的时候，她会经历来自使其自身行为同许诺相一致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压力。换句话说，这种压力戏剧性地增加了许诺者同他行为的一致性。而且，当诺言以书面的、公开的和不断重复的方式表现时，许诺影响其行为的机会将进一步地大大增加。”[11]当然，他也认为，“企业是拟制的实体，那些能对自然人形成推动并使得其言行一致的力量可能并不能对企业产生作用。进一步地，尽管企业由一个个的自然人组成，这些人也都具备那种推动自己言行一致的力量，但是，在企业的场合中这些力量可能变得销声匿迹。”[12]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这些障碍是可以被克服的，特别当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在增强企业代理人个人兑现企业责任意识的战略上时。”[13] 但显然的是，将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道德责任很难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同法律之间必然会存在某种关系。正如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Ostas教授指出的，“仅仅讨论商人的社会责任而不涉及法律是困难的，因为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总是交织在一起。法律责任可以通过罚款、监禁或者民事责任等法律制裁得以强制实施，比较起来，社会责任还包括那些不能通过法律制裁强制实施的责任。社会责任明显包括法律责任，但是其概念比后者更为广阔。”[14] 实际的情况是，企业社会责任虽最初产生于道德的需要，但这种道德责任并未到此为止。伦理的软约束离不开法律的强化，道德良知的自律和舆论约束的他律并不能普适于所有的市场主体，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在存在任何实在法体系的社会（国家）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除了继续由伦理予以调整外，另一部分（特别是对企业的道德底线要求）则逐渐上升为（广义的）法律要求：（1）对于有些社会责任的承担，法律直接对企业施加强制性，此时道德责任便成了法律责任，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公司法中的相关强行性规范便是其体现。（2）对于另外一些社会责任的承担，有时由法律以鼓励或一般性义务的形式向企业提出要求，但法律并不能直接强制企业承担，这种社会责任可称之为狭义的软法责任；有时又可能被正式立法主体以外的社会共同体、组织等以制定规范的方式对企业提出要求，这种社会责任同样不具有国家强制实施性，此即广义上的软法责任。[15] 因此，从伦理责任发展而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既可能是法律责任，也可能是纯粹的道德责任，还可能是软法责任（包括广义和狭义的），即一种多元化的责任。实际上，“企业社会责任”本来是个外来词，在英文中，Responsibility、Duty、Obligation和Liability都可译为“责任”。Duty是具体法律义务上的“责任”，Obligation是具体的法律或道德约束，Liability是归责意义上的“责任”，而“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责任”——Responsibility则是指角色及其权义设置，既可以是某种法律上的义务、职责职权，也包括伦理或道德范畴的义务或角色定位。[16] 不同性质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不一样，法律责任可以由国家强制实现，道德责任与国家强制无关，软法责任则介乎两者之间。例如，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在《商事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报告中列举了58种要求公司付诸实践的、旨在促进社会的进步的行为，涉及了10个领域。同时，他们又将这些社会责任行为分为两类：一是自愿性的行为，由公司主动实施并由公司在其实施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非自愿的行为，这些行为由政府借助激励机制引导，或者通过法律法规的强行约束来实施。[17]显然，这里的“自愿性”还是“非自愿性”行为取决于企业社会责任到底是法律责任、软法责任还是纯粹道德责任。当然，这三者之间的边界也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各自的范围从而强制性程度也会发生变化。在现代法治国家，由于借助法律机制无疑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因而考察这三者之间界限的变化，尤其是将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和软法责任化，并探讨其实现机制便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及其限制 法律责任的典型特征是能够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现。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一旦由立法以法律责任的形式体现出来，即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这种最初的道德责任的实现便变得非常确定。当然，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意义在于如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范围，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 （一）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形式 由于法律责任产生于行为主体对强行性法律规范规定义务的违反，因而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只能通过立法的方式完成。当前，许多国家的公司法和商法典通过强行性法律规范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公司法中体现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最早可见于1937年的德国《股份公司法》，其中规定公司董事“必须追求股东的利益、公司雇员的利益和公共利益”。[18]2006年修订并于2008年实施的《英国公司法》第172条第1款也规定：“公司董事必须以一种其善意地相信为了其全体成员利益而促进公司成功的方式行事，并且在如此行事时，已经考虑了：（1）任何决策从长远来看可能的后果。（2）公司雇员的利益。（3）培植与供应商、顾客及其他方的商业关系的必要性。（4）公司的运作对社区及环境的影响。（5）通过高标准的商业行为来维持声誉的愿望。（6）在公司成员之间公平行事的必要。”该条第2款规定，当公司的目的条款包含，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追求其成员之外的利益的条款时，第1款即应当在以下意义上产生效力：为了公司全体成员利益而促进公司成功，也就是等同于实现第1款所列的目的。[19]2005年的日本《商法典》通过修改公司法中的各项制度来使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特别规定了公司债管理公司制度、公司债债权人会议制度，在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上独树一帜。[20] 除了公司法和商法典外，其他立法通过强行性规范也同样能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如，英国1986年《破产法》第214条规定，如果公司董事或影子董事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公司的破产清算不可避免，却继续操纵公司进行交易而不采取积极措施尽量减少债权人的潜在损失，这时所进行的交易为不当交易（wrongful trading）。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有权要求股东认购公司未发行的股份。这些规定当然成为保护员工、债权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法律基础，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21]美国自1985年后也有近30个州通过法律特别规定：董事会在制定重要经营决策，特别是在决定是否接受和拒绝一项股权收购方案时，除了考虑股东的利益外，还要考虑其他参与者的利益；本世纪初，美国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严肃公司道德准则的法案，如《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加大对忽视社会责任、侵害相关利益者的企业的处罚力度。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不断地通过各式各样的法令，从职场、产品安全、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公平竞争等方面用强有力的执法来约束和规范企业的行为。[22] 我国《公司法》也以强行性规范的方式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1/3，并强化了监事会的职权；由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之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上市公司应设立独立董事，等等。这些规定实质上已经将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了，比如，如果公司在注册成立后违反这些强行性规定，根据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将导致相应法律责任的产生。同国外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途径类似的是，我国《公司法》中的上述规定仅是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一部分，况且，企业的范围也大于公司的范围。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强行性规定还零星体现于破产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税法等立法之中。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对“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含义和性质的不同解读，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范围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社会责任”包括“消费者保护、劳动者保护、环境保护等法律责任”，[23]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对公司和债权人、雇员、供应商、用户、消费者的关系完全可以用固有的诚实信用原则来调整，而公司社会责任仅是公司在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中负有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义务，以及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4] （二）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限制 如前文所见，道德规则可以变为法律规则，此正如霍姆斯法官的名言：“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积淀”。[25]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道德规则都有必要且有可能上升为法律规则，在赋予其强制性时尤其如此，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过程中同样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 企业社会责任只能是道德底线的要求 道德是有层次之分的，法律责任化的只是道德底线的要求。富勒将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类，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它“好比是批评家为卓越而优雅的写作所确立的标准。”而义务的道德是一种基本的要求，就如“语法规则”，“如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26]根据富勒的观点，能上升为法律的只能是义务的道德，即最基本的道德，“如果我们要寻找人类研究领域之间的亲缘关系的话，法律便是义务的道德最近的表亲，而美学则是愿望的道德最近的亲属”。[27]博登海默也指出，在道德价值的这个等级体系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类要求和原则。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承担的任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必要的，或极为可欲的。避免暴力和伤害、忠实地履行协议、协调家庭关系、也许还有对群体的某种程度的效忠，均属于这类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极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则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慷慨、仁慈、博爱、无私和富有爱心等价值都属于第二类道德规范。对于第一类道德要求，即道德的基本要求，其“约束力的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禁止杀人、强奸、抢劫和伤害人体，调整两性关系，制止在合意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过程中的欺诈与失信等，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事例。”[28] 对企业社会责任来说，能法律责任化的同样只能是最基本的道德，即道德底线的要求。实际上，只要考察一下当前已经法律责任化的企业社会责任，如有关保护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劳工等强行性法律规范，就可以发现其都是对企业道德底线的要求。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法律对道德底线的判断会发生变化，从而道德责任向法律责任转化的现象会持续不断，这就如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持续发展部原经理Antonio Vives指出的，“‘构成负责任的行为’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是变化的，即使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个文化，也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变化。几年前，人们并不认为食品公司对于它顾客的肥胖有什么责任可言”，[29]而现在，公司显然需要为此承担道德责任甚至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的实现必须具有现实性 米尔恩曾说，“不是所有向往之物都能成为法定权利”。他并以就业为例对此做了说明：“不可能存在就业的法定权利，倘若这一权利意味着无论何时何地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种类的工作的权利。由于自然和经济的原因，这种权利的相应义务，是政府和任何社会性权威机构都不可能履行的。”[30]米尔恩的话揭示了一个本质问题：向往之物的实现必须具有现实性。将其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也是同样适用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这种“向往之物”，只有当其法律责任化后能够实现才具有现实性。这里继续以就业为例予以说明：就业是劳动者改善生活甚至维持生命的基础，对于企业来说，它们一般有能力保障劳动者的就业，在经济不景气时它们也可通过减少管理层薪酬等方式尽量不跟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看，保障劳动者的就业，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时不跟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但显然的是，立法不可能将这种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化，因为其不具备强制实施的现实性，“道德义务法律化的前提是该道德义务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遵守，如果超越社会理解和接受的限度，对义务主体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不加考虑，势必会导致法律的遵守状况不如人意。”[31] 此外，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化还会受到其他一些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如社会和立法机关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程度，立法水平，反对声音的强弱——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Lawrence E．Mitchell教授就坚持认为，“引起那些不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和许多同公司治理有关的内部问题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公司法对公司实体以及它的管理层的道德限制。他的结论是：通过放松这些法律限制应该可以增加公司及其管理层的道德义务（accountability），并且因此增强责任感。”[32]如此等等。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责任化与司法能动主义 根据制定（或形成）主体、产生程序、表现形式和保障措施（或约束力）等方面的不同，法有硬法（hand law）和软法（soft law）之分。硬法是指由国家创制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规范体系，具备法律责任条款是硬法的典型特征，前文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化的规范即属于硬法规范。软法的界定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软法的制定主体仅限于立法机关，“狭义上的软法是指，由社会公权力所制定的不具有强制拘束力的行为规范，软法与硬法的划分标准在于‘是否具有强制拘束力’。”[33]在国外，软法也多在狭义上使用，如美国芝加哥大学Jacob E．Gersen和Eric A．Posner教授就将软法“定义为立法权威制定的规则，它不必遵循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所必需的宪法的、其他正式的形式或程序。”[34]从广义上看，所谓“软法”，是指不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它是一种由多元主体经或非经正式的国家立法程序而制定或形成的，并由各制定主体自身所隐涵的约束力予以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35]软法的主要渊源包括国家立法和政治组织形成的规则和社会共同体形成的规则。[36]本文对软法的界定采用广义说。当企业社会责任由软法予以规定的时候，企业社会责任便软法责任化了。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责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