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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号的用法比较简单，但是在“某某编辑部”、 “某某杂志社”、“某某栏目”中书报栏目名用不用书名号，笔者翻查了手边的50种书刊，发现这里面没有一个明确的使用规范，让人难以把握。翻查的50 种刊物中，有30种书刊的编辑出版单位署名是“杂志名＋编辑部”，其中23 种报刊名上加用了书名号，如《人民文学》编辑部、《读书》编辑部、《语文月刊》编辑部、《语文建设》编辑部、《课程教材教法》编辑部等；没有使用书名号的 7 种刊物是：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部、人民教育编辑部、语文世界编辑部、小说月报编辑部、名人传记编辑部、求是杂志编委会、中学数学月刊编辑部等。再看署名为“某某杂志社”的情况，50种刊物中有34种刊物的编辑出版单位署名是“杂志名＋杂志社”，其中有15种加用了书名号，如《语文月刊》杂志社、《语文教学之友》杂志社、《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社、《秘书工作》杂志社、《知音》杂志社等；没有使用书名号的 19种刊物包括“半月谈杂志社”、“求是杂志社”、“中国妇女杂志社”、“哲学研究杂志社”、“读写月报杂志社”、“中国语文杂志社”、“今日中国杂志社”、“中华儿女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家庭杂志社”等。有的报刊在使用时甚至前后矛盾，《人民日报》在为其属下的《新闻战线》作广告时，“人民日报社”没加书名号，但用到“《新闻战线》杂志社”时却加了书名号；《法制日报》在为其属下的《金剑》杂志作宣传时也是“法制日报社”与“《金剑》杂志社”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在“某某栏目”中书名号的使用就更加混乱。同一张《中国教育报》上，“凡‘教师书房’所刊图书均可在此购得”，栏目名“教师书房”用的是引号； “《文化视野》好稿一季度获奖作品”中，栏目名“文化视野”用的又是书名号。同样都是语文刊物，《语文月刊》在介绍自己的栏目时，栏目名上用的是引号而不是书名号；《学语文》在推介自己的刊物时，栏目名上用的又是书名号而不是引号。彼此矛盾，不知正确的用法是哪种。不管是用书名号的刊物，还是没用书名号的刊物，都有影响广泛的国家级期刊、语文专业期刊或中文核心期刊，到底用不用书名号，哪种用法才规范，确实叫人无所适从。“某某编辑部”、“某某杂志社”、“某某栏目”，不管用不用书名号，在表意上都不会出现误解，但由于它们的使用频率较高，若没有一个统一的用法，势必影响到语言文学工作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对这一用法进行规范。《标点符号用法》规定，书名号用于书名、篇名、报纸名、刊物名等。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重新发布了修订后的《标点符号用法》。对书名号是这样定义：书名号的形式为双书名号"《》"和单书名号"〈 〉"。书名、篇名、报纸名、刊物名等，用书名号标示。例如：a）《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b）你读过鲁迅的《孔乙己》吗？c）他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d）桌上放着一本《中国语文》。书名号里边还要用书名号时，外面一层用双书名号，里边一层用单书名号。例如：《〈中国工人〉发刊词》发表于1940年2月7日。但实际使用中，书名号已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电影名、电视剧名就常常用书名号，例如：（l）有一次和宿舍的女生去看《罗马假日》……（《南方周末》2004年4月7日22版）（2）梁从诫直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是对历史事实和文化精神的双重歪曲。（《中华读书报》2000年5月10日第5版标题）书名或篇名的简称或合称也可以用书名号，因为它们也是书名篇名，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和全称是等价的。书名号的作用是区分书名与非书名，以避免产生误解。有人不用书名号，而用引号，这样一来，引号的负担就太重了。从当前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出版物对书名或篇名的简称是加书名号的。例如：（1）1996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筒称《用法》）对此并无明确规定。（《语文建设》2000年第2期第15页）（2）《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新增收了不少词目……当然，《现汉》的这些情况在修订本中大有改观。（《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第1期第105页）（3）娃娃今天要不要读《四书》《五经》（〈〈家庭教育〉〉2004年第三期）此外，电视的栏目有时也用书名号，例如：（1） 经济频道在已形成品牌效应的《经济半小时》、《经济信息联播》、《幸运52》、《开心辞典》、《对话》、《生活》等一大批名牌栏目，推出众多各具特色的栏目。（〈〈人民日报〉〉）（2） 晚间龙头栏目《经济半小时》、《经济信息联播》与新开的早间栏目《第一时间》、午间栏目《全球资讯榜》共同构筑经济频道的主线；服务版块包含《生活》、《前沿》、《健康之路》、《为您服务》，为观众提供无微不至的生活服务。（〈〈人民日报〉〉）这种用法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此外，戏剧、歌曲、乐曲、绘画、雕塑、摄影等的作品名称也可以用书名号标示。书名号的作用已扩大到标示各类作品（包括用文字、声音、图像、动作等表现的作品等）的名称。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随意扩大书名号的使用范围如将书名号用于产品名、奖品名、单位名、活动名、课程名、会议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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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来以人文发达著称的法国，历史沉积深厚悠久，文化精英层出代兴。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洋溢于文化界的活泼而宽松的气氛，又极大地激励着文艺家思想家放手创作，著书立说。因此，每一季度，法国都有几千种图书出版，发行流通于业已充盈的文化市场。与此相应，图书评论也异常繁荣，按照评论对象和读者指向的不同，分门别类地刊登在各种报章杂志上。在有全国影响的书评专门杂志当中，《读书》是引人注目的一种，在读者中影响颇大。 与《文学杂志》、《文学》、《批评》、《欧洲》等精英杂志不同，《读书》把自己定位于普及性的书评读物。它面向大众，立足于一个新字，将最近出版的新书，尽快地评介给普通读者，给这些前往书山览胜的人们，开辟出一条捷径。法国各家声名赫赫的精英杂志，也都有相当篇幅提供给文评书评，但这些评论文章学术性很强，大半是教授写给教授看，一般读者若是没学过符号学、阐释学，不了解海德格尔、德里达，根本读不成行。《读书》杂志则尽量回避这股高不可攀的学院气，力求办得清新活泼，平易近人，在精英文化和消费文化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读书》与精英杂志在指导思想上的这种不同，单从封面就可以看出：精英杂志的封面设计，大多朴素无华，纯净淡雅的底色上，仅印一个期刊名称而已，若是混到其他刊物中，很不起眼，因而有一副孤芳自赏的架势，随你爱看不看。《读书》杂志则不然，每一期封面都赫然登出知名作家的特写彩照,并用醒目的红字标出该期要目，摆到书店的架子上，好像在那里招手叫着"快来快来"，即使再粗心的读者也不会错过。精英杂志大多要去大学图书馆或者拉丁区的书店才能找到，而《读书》则陈列在巴黎的每个街心报亭中，一年中重要几期的招贴画，甚至地铁车站的广告招板上都能看到。因为读者面广，发行渠道通畅，《读书》作为文化刊物，在一般公众中及在法国国外，知名度有时反要比精英杂志大。比如在我国知识界，就有很多人知道这本杂志，一家著名的人文杂志，在它为法国文化动态所设的专栏中，也直接以《读书》上的文章为蓝本，参照引据之间，给这本杂志蒙上了某种文化权威的色彩，这大约倒是《读书》的编撰者们所始所未及的。 《读书》创刊于1975年，每年出版十期，到2001年年底，正好出满300期。杂志每期大约120页，固定栏目很少变更，从创刊起一直延续至今，而各期之间，各个栏目的比重也大同小异，都有自己的一定之规。篇幅较长的专栏主要有："访谈"、"调查"、"案宗"、"史料"、"作家世界"、"法国小说"、"外国小说"、"经典作品"以及"传记"等等，以评论文学类书籍为主，旁及艺术、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类人文学科，对科普读物也时有介绍。"访谈"、"调查"、"作家世界"、"法国小说"等几个栏目，主要介绍在法国轰动一时、灸手可势的作家，评论他们最近出版的新作，是每期杂志用以招徕读者的重头戏。以2000年及2001年"访谈"专栏为例，杂志采访的对象，有哲学巨子保罗·科利，有文学怪才米歇尔·伍雷白克，有文坛元老阿兰·罗勃－格里耶，有政论宿将雷吉斯·德布雷等数人。这些大名鼎鼎的文化人出台助阵，本身就是杂志品位质量的一种保证。而每次采访，都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专题，有导向，力图触及当前文化界的核心和热点。比如2000年10月289期采访保罗·利科，是以他刚刚出版的《记忆历史遗忘》一书为话题，探讨恶、罪、正义、历史等伦理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而2001年10月299期采访阿兰·罗勃－格里那，则是因为这位新小说主帅，在退隐近20年后，以一部《恢复》走回文坛，重新成为法国文化视野的一个焦点。哲学家和文学家们的作品常常深奥复杂，寥寥几行书评很难萃取精华，长篇大论又与杂志的风格旨趣相左，而"访谈"专栏开辟了一个对话空间，以交谈这种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交流方式，邀请作者现身说法，深入浅出地表明见解，抒发感想，使读者不见其人却得闻其声，亲聆哲人文士们的关注所在，在直接和灵活上，实为其他书评体裁所无法比拟，确是一种得宜的编辑策略。 图书市场每年出版的书籍成千累万，书评杂志不能本本俱到，取此舍彼之间，自然隐含着价值评判。而为引导读者购书读书起见，杂志对它选评的各本书，常常要分一个高下优劣。《读书》杂志也不例外，它把进入自己目录的所有新作，分成佳、优、良、中、差、劣六档，分别用四根羽毛、三根羽毛、两根羽毛、一根羽毛、一根断羽、两根断羽标识。近年《读书》评论的倾向是品优不品劣，对待新书的态度，大率显精华而隐糟粕，喝彩多而骂座少，所评图书多列于三羽、二羽之间，打入断羽是极为罕见的。在这种倾向品优的评论气氛下。杂志定期刊登季度畅销书榜，向读者介绍各类图书中卖得最好的前十二名，比如289期的最佳回忆录排行榜，291期最佳外国小说，292期最佳连环画，293期最佳艺术图书，297期最佳日常实用书等等。这种新书排名活动的高潮，是每年12月－1月刊上的"年度二十本最佳图书"，由杂志编辑与知名评论家一道组成评委会，聚会在巴黎圣日耳曼广场旁的双丑咖啡馆，对上一年度所有新书中的佼佼者，不分体裁类别地进行评选排次。1996年至2000年高居榜首的五部作品，分别是凯特·阿金森的《博物馆的幕后》，蕾蒂·萨瓦里尔的《幽灵为伴》，米歇尔·伍雷白克的《基本粒子》，让·艾什诺兹的《我去也》，和柳斯查尔德·卡布辛斯基的《乌木》。在入选《读书》"年度二十本最佳图书"中，文学作品受青睐，上面提到的五部作品中，前四种都是小说，而2000年度的二十顶桂冠，也被小说拿去一半，而剩下的一半，则由纪实报告，政论艺术图书，哲学著作，回忆录，字典工具书平分秋色。《读书》这种年度和季度的评选工作，自然受到了图书市场行情，新闻媒体宣传，文学奖项颁布，以及文化时尚走向等多方面的影响，常不免夹些捧场媚俗的气息在里头，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年新书的真实价值，我们缺乏历史距离，还很难做出判断。但是，这个传统从1975年杂志创刊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却实在不失为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法国文化界风云起落的一个晴雨表。 在法国数量众多的文坛杂志、书评杂志中，《读书》既不追求高深人，又不流于浮泛，用大量有声有色的书评文章，招来数量可观的读者，在文化前台能够始终占据一席之地，其成功之处，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本杂志最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开放性。它以评论文学新书为要务，但同时向人文科学，向各行各业的文化产品敞开大门。它立足于当今巴黎文化，但又能把眼光放开，综观千年历史，横览东西文化。因此，它的评论范围非常广泛，创造出一个异常丰富而混杂的多声部空间，这在欧陆中心主义根深蒂固的法国文化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读书》一期杂志之中，传到读者耳中的，有上个星期罗勃－格里耶在诺曼底乡间别墅中的滔滔高论，有一千年前平安时代日本宫女在琵琶湖畔的浅唱低吟，有欧洲电视文化节目的象征人物追忆他20年前对纳勃科夫的一次采访，有名不见经传的电脑工程师讲解他新开发的一套自动作诗软件。《读书》杂志的这种开放精神，使它在传播文化评介文化上，很好地完成了媒体的连通功能，不仅为许多渴望获得新知识、了解新观点的读者，建立了一个可以参照的坐标和向导，更替那些力图推出新作家、新作品的出版社和文化机构，提供了一条走向公众的途径。据《读书》主编皮埃尔·阿苏里纳介绍，各个出版社向杂志编辑部寄发的待评新书，每天都有20邮箱之多，这与它每期高达12万册的发行量一样，大概都可以看作这本书评杂志获得成功的一个标志吧。(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