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杂志编辑部主任

潘伯荣，男，世界胃肠病学杂志（英文版）（SCI期刊）、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名誉主编、原第四军医大学学报首届主编、第四军医大 学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创新医学网医学编辑部学术名誉主编。许昌泰，男，医学硕士、硕士生导师、编审、原第四军医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创新医学网编辑部学术首席编委王征爱，男，南方医科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总编，硕士生导师，广东省科技期刊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高校学报研究会会长，全国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校医学期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创新医学网编辑部学术编委。并且在中英文摘要翻译和修改方面研究颇深。冷怀明，男，第三军医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编审，硕士生导师，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理事，第三军医大学第十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第三军医大学学报》常务编委，创新医学网编辑部学术编委楼主这应该可以看出实力了吧！

郭瑞贤是我所认识的年轻书画家中极富潜力的一位。原因有三：首先他对书法有明晰的认识和执着的追求；再者是他根基稳实，兼通画印；其三是他对自性有清醒的把持，因而能以心使笔、缘性而作，跳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书画行为与目的的障蔽。能做到这几点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不妨看一下当下书坛，真正能从艺术的高度认识书法，能在书法中表达一点鲜活的艺术趣味，这样的作品并不多见。郭瑞贤对书法的认识却因其质朴与真诚而少染时习。他在锤炼技艺的同时，并不泥于古人；他也有功力之想，但更多是对书法本体魅力的追求；他的创作只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并不受展览风向的牵拘。他对书法的执着反映了自性的诚朴，一事而外，皆为余事，敛精竭虑，用志不分。当然，这也容易造成对事物的“近视”，好在他能外扩新知、内练修养加以调正，在技艺精进之时，确保神气畅适、真气弥漫。在技法上，他以碑为基，众体广涉，对传统渐入独到把握。他曾对小爨用心良多，深体古人用意，并在后续学习中与篆隶、行草参化斟酌，悟出了很多用笔结字之法。由此扩展，汉魏碑版、隋唐墓志、石窟造像等，他都下过一番功夫，形成了扎实的碑体基础。与此同时，对经典名帖他也一样心追手摹，比如二王凤骨、唐宋意度，总之不囿一家，用心体悟，从精神上接近古人，使古人之法化为我法，以期在创作中妙兼众体、随意取用。郭瑞贤在画中显示的良好定力有赖于他对自性的清醒把持。他是那类做事投入，真诚而执着的从艺者，但他并不偏激，或者说他的聪明在于不断变换自身角色的同时，始终固守着原有的本色身份。他对入古出新一路画风选择既是顺任自性的显例。清人刘熙载说：“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建立在自性之上的趣味乃至风格，才真正具有艺术创造上的价值，相反，那些模仿之作，即便更精致更“成熟”，也不过虚饰而已。他对清雅一路画风的不懈追求，在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班结业之后，显得更自觉、更具方向性。观其近 期书画，拙中寓巧，用笔沉厚、时见虚灵，可见其对传统的取法已再上层次，在把握自性、体悟古人，进而师法自然上有了发自本心的觉悟，这才是艺术创作的真正开端。诚然，艺术的目的在于娱己悦人，所谓“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他任何功力不过是副产品，顺其自然乃可。因而东坡学士有“君子寄意于物，不可留意于物”的真言。然一艺之成，终须穷毕生之力而事之，所以董其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名言，依然是每一个从艺者的行动指南。有鉴于此，我对瑞贤抱以坚信而期以厚望。祝振中（作者系北大《中国水墨》杂志编辑部主任）六法还与八法通——郭瑞贤写意花鸟谈要祝振中近几年来，郭瑞贤在书法上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大家的印象中，他确乎是一个书法家。但实际上，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在写意花鸟的修习中，他已积累了十年之功，而且随着书画印的兼习与互通，他的绘画已开始呈现出独特的优势，昭示着长久的潜力和值得期待的前景。写意画，尤其写意花鸟，要在尽可能简约的笔墨中“立象以尽意”，对于笔墨的修炼是断不可少的。这里所说的修炼，应当包含三层意思。一，运笔用墨的技术。这是书画相通的基础，也是一切的意境落实到视觉层面的着落。二，以笔墨应物象形的能力。这里所强调的形，因首先来自于物，所以便有“象”的要求，因此，对于形的理解与刻画成为绘画的要质。三，寄意拟境的修养。在此，拈出修养二字，目的是要说明在笔墨技术以及造形天分之外，支撑写意画的最为关键的要素，这一要素的获得，除了以上两点的日常修习，更为重要，也更为内在的是“养”的落实。修养气质，褒养心性，涵养品格，最终笔与墨、物与我、情与境才能达到相分而相融、相谐而统一之境。此三者，由外循内，由内发外，使写意画兼具笔墨之美、物象之神与意境之妙。写意画之难由此可见一斑。郭瑞贤的花鸟画在三层关系的表现上已有了足够的认识，他能以写法入画法，在笔墨气格上得占先机。在他的画中，能以气势运笔，对用笔锋势的把握显示出过硬的功夫与敏锐的悟性。石涛上人曾说：“作书作画，无论老手后学，先以气胜得之者，精神灿烂，出之纸上”。以气势运笔墨，又能体察细微变化的韵味，是书法入画的关键所在。入得此关，然后再进一步体证笔墨之妙与物象形质的关联，使落笔之间物象形神具现，则书法融入画法，而更显绘画风神。郭瑞贤的气势运笔，得力于其书法气质。他的书法以汉碑筑基，笔力沉雄、锋毫泼辣，于放逸中不失沉着，以此笔法移入画法，无论写花点叶，皆能保持写的畅快，呈现出强烈的笔势之美。他在勾画花卉枝干及兰竹时，行笔更具书法意趣，提按有致而力度沉凝，体现了良好的笔墨技术修养。郭瑞贤的气势用笔，还得力于对蒲华画法的揣摩。蒲华是近代海派大师，以纵逸洒脱的气格标领当时海上画坛，他的草书入画是其写意笔墨的神采所在，他亦自标为“书家画”。事实上，蒲华绘画的妙处，并非一般习画者都能体察到。郭瑞贤能心仪并领悟其笔墨之质，已说明见识不俗，然后他能心追手摹，从中汲取英华，并与自性相参合，运用于绘画中，足见其善学与深思。当然，笔墨自如表现的另一面，离不开对物象结构、神理的精审。就绘画而言这其实更为关键。对这一点，郭瑞贤显然有清醒的认识。他善画牡丹、墨竹等题材，这除了文化上的选择，当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长年从军于洛阳，对牡丹的熟识与喜爱自是情理中事，这为他的写生提供了方便。他细心观察牡丹的生长过程，揣摩历代大家描绘牡丹的笔墨理法，所以能下笔果断，墨彩灵动，在物象形与神两者间，能不失笔墨表达的自由，确是难能可贵的。另外郭瑞贤还是一个净心悟道的人，他有参究佛理的体会，对于禅的境界有自己的体认，从他的作品中，大约能感受到那种貌似狂禅作风背后的一种沉静心境。这也是他能潜心静修的深层支撑。当然，书画相通只是一种理想境界，毕竟书法并不等同于绘画，对于绘画造型而言，功力与才情同样需要长期的修炼与证悟。所以能修炼到书、画、人三者取与不隔、形神合一，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从这一点来说，郭瑞贤今后的功课依然不会轻松，他需要在笔墨与物性之间找到更恰切的对应，在体悟画理的同时，进一步明确画面结构的规律，如此，他全面的艺术天分才能更从容地于绘画中得以展现。我相信，以他的勤奋与敏悟，他会如愿以偿的。2012年9月于三多堂

陈益升，曾用名陈益升，祖籍安徽省怀宁县，1935年6月15日（农历五月十五日）出生于安徽屯溪（今黄山市）。少年时代，曾随母亲回怀宁照顾祖母，在三桥读三年私塾，辍学一年学做菜地水田农活和家务劳动，目睹和经历日军侵袭和日机轰炸。1946年到屯溪随父学做生意，感悟人生艰辛，于是弃商复学。1948年春，入屯溪小学，插班三年级。1949年9月，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曾任少先队中队长和大队长。1951年7月，考入屯溪中学，三任班长，多次荣获“三好”优秀生称号和奖励。1952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曾任班团支部书记和校团总支委员。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当选屯溪市黎阳镇人民代表。中学喜爱物理和历史，初中学英语，高中学俄语。 1971年夏，陈益升从“五七”干校回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开始潜心翻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俄文专著《化学元素概念的演变》，同时学习德语。1975年8月至1978年7月，陈益升在教育部《自然科学争鸣》杂志编辑部工作期间，积极参与曾为《资本论》特别是其中“机器与大工业”一章写作奠定基础的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手稿的续译和校译工作，他从20万字的译文中选出2万字的论述按专题进行编排。1977年8月，马克思这部分论述的中译文，经批准首次在我国公开发表，从而为学习革命导师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的论述提供一点新的材料，新华社专门为此作了报道。1978年7月，陈益升由教育部调到中国科学院新组建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工作。1979年9月被提为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他受委托创办《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以介绍国外科学和科学思想发展为宗旨。在他的主持下，从1979年到1986年，《科学与哲学》共编辑出版48辑。当时，《科学与哲学》曾与《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一起，被誉为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界“三大思想天窗”，为中国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方便阅读和翻译供《科学与哲学》选用的日文文献资料，1980—1981年间，他入中国科学院业余科技大学日语速成班和初级班学习并结业。 陈益升是我国第一代科学学研究的资深学者，他为科学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早在1979年夏，他主编的《科学与哲学》就为全国第一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编译出版一期“科学学”专辑，系统地介绍国外科学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1980年5月，北京科学学研究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同年10月，他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会员。1982年6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前夕，他受委托起草的《关于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编译出版工作》文件，以及后来草拟的相关文件，成为研究会开展编译出版工作的基础和依据。1982年6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正式成立，他当选为理事、常务理事和编译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在南宁举行第三次全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学术讨论会，他代表研究会宣读钱三强理事长致大会的贺信。陈益升作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连续三届理事、常务理事和编译出版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创办和主编学术期刊《科学学研究》和翻译期刊《科学学译丛》。两刊均于1983年正式出版，成为我国科学学、科技政策、科技管理领域重要的核心期刊和学术交流窗口。 作为《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第二编辑室主任，陈益升在从事编译工作的同时，还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1982-1984年间，他与周发勤先生合作，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及其获奖成果进行分析研究，相继发表《从诺贝尔科学奖看科学发现》、《科学发现的研究周期》等多篇论文，对当时和此后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产生着积极的影响。1984年3月，陈益升应邀参加国务院召开的“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他在会上就借鉴美国硅谷和我国经济特区经验开发中关村智力资源问题作了发言，并与赵文彦等先生联署提出“充分开发中关村地区智力资源，发展高技术密集区”的建议。会议《简报》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相继登出这一建议，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要求有关专家研究和论证。这一建议，对促进中关村地区智力资源开发、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起了先导作用，并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1984-1985年间，他和赵文彦等先生承担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的“科学管理问题研究”课题。陈益升主持其中有关科技发展战略子课题研究，并与学界同人合作编写出版我国第一部 《科技战略导论》一书，成为钱三强、于光远、陈守一三位教授作序推荐的《科技·经济·法律》丛书的首部著作。从1985年2月起,他积极协助赵文彦先生创办中国智密区研究所，并担任研究所副所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1985年春，被聘为国家科委《中国科技论坛》杂志编委。1986年2月，被聘为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1986年6月，被聘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86年9月，被评聘为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1986年12月被聘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教授。1987年被聘为《中国科技产业》杂志编委。1991年10月，被聘为兰州大学管理科学系客座研究员。陈益升作为我国科学学的早期学者，20世纪80年代前期，他在科学学研究方面，相继发表《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学研究》（1981年与龚育之先生合作）、《科学技术观的光辉文献—--读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手稿》（1983年）、《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研究》（《科学学研究》发刊词，1983年）、《科学学：历史与现状》（1985年）、《为我国科学学事业辛勤耕耘》（1985年）等论文，从不同角度阐述科学学问题，并且根据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一种独特的“科学”和“科学学”的定义：科学既是一种知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现象。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客观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规律，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指南；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关于科学活动组织、协调和管理的社会体制，它通过实践来利用客观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规律，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科学学作为“科学的科学”，则是关于“科学大厦”自身的学问，它以科学及其活动为对象，不仅把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来进行研究，从总体上揭示科学知识体系的结构、性质、发展规律以及科学与其它知识体系的交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成为人们认识科学和掌握科学的指南，而且更重要的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进行研究，从社会角度探索科学活动的结构、性质、发展规律以及科学活动与其它社会活动的交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成为人们规划科学和发展科学的指南。 1985年6月，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陈益升担任科学学研究室主任。在他的领导下，科学学研究室开展了一系列课题研究。△ “高技术开发区研究”是国家科委委托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承担的重要项目。1985年3月至1988年5月，赵文彦、陈益升领导主持开展该项研究，对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科学工业园区以及我国智力资源、工业技术基础和政策环境较好的地区基本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并对世界科学工业园区形成发展、我国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技术开发区所应采取的战略思想、发展模式、选址方案、选项准则、投资环境、法律保障、管理体制和政策措施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该项研究成果于1988年10月通过国家科委和中科院联合组织的专家鉴定，相继获得1989年度中科院科技进步奖和199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1990年主要研究成果汇编成《新兴产业的摇篮》一书出版。△ 20世纪80 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周发勤、陈益升等合作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三项关于“科学发现”研究课题，即：“国内外科学发现的社会研究”（1989-1990）、“当代中国自然科学家科学发现的调查研究”（1991-1992年）、“当代中国自然科学家科学发现的规律研究”（1993-1995年）。三项研究主要以世界各国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和中国现/当代自然科学家为对象，通过对获奖成果、科学成就、成长经历、学术生涯、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分析研究，揭示自然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经验、特点和规律。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学术界和国外同行的好评，并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专家评估为“优”等。△ 结合上述三项基金资助课题调研，陈益升和周发勤先生作为主编和副主编，组织学界同人在分析研究我国科学家队伍状况的基础上，编纂一套 大型系列丛书，弘扬我国新一代优秀科学家的历史业绩。丛书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院士作序，于光远、卢嘉锡、吴阶平、汤佩松、李振潜、金善宝、钱三强、钱伟长、钱临照等教授担任顾问，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0-2000年间，丛书共编辑出版12册，相继获得广西首届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1991年）、中南五省(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991年）、首届中国青年读书节“青年喜爱的书”奖（1991年）、“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1992年）、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1992年）等五个奖项。△ “科学系统论研究”是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资助的项目。1989-1992年间，陈益升承担并完成其中的“科学系统的功能”和“科学系统的环境”两个子项研究。其成果编入《科学系统论》一书出版。△ 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理工大学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共同开展以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政策、哲学、文化为主题的合作研究。陈益升作为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承担并完成该项研究的“中国古代自然观与科学技术”、“中国炼丹术与化学”两个子项，并分别在柏林（1990年）和北京（1992年）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以两个子项名称为题的论文。当时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教授H·W·舒特提交这两次国际会议的论文题目分别为“自然观念与欧洲技术”、“欧洲炼金术与化学”，这正好与陈益升的两篇论文遥相呼应，可谓异曲同工，受到与会专家的热议和好评。 1991年11月，陈益升晋升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从1992年10月起，陈益升开始享受国务院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以表彰他“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1992年11月至1993年12月，经国家教育部选派，陈益升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在莫斯科大学研修科学学与科学史，从而更加扩大和丰富了学术视野。“高技术开发区研究”课题完成以后，陈益升在从事科学学与科学史问题研究的同时，相继主持和承担一系列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科学工业园区后续课题研究，其中包括：“高技术产业与智密区开发”（1988—1989）、“高技术R&T管理体制研究”（1988-1991年）、“科技产业发展机制研究”（1989-1991年）、“中关村科学城国际比较研究”（1994年）、“中关村科学城政策环境研究”（1994-1996年）、“中国高技术园区政策分析”（1995-1996年）、“中国高新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研究”（1995-1997年）、“科学工业园区历史变革研究”（1996-1998年）、“民营科技园区研究”（1998-1999年）、“经开区与高新区比较研究”（1999-2001年）、“科学工业园区协调发展研究”（2001-2002年），等等。这些课题研究成果，为国家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高新技术产，提供了决策咨询和科学依据。1999年初，陈益升作为国家科技部委派的专家组成员，参加了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综合评估和全国十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实地调研，为规范和完善国家高新区考评指标和动态管理提供决策咨询。1994年12月，陈益升担任北京科技咨询业协会理事、注册咨询师。1996担任北京赛普民营科技园顾问。1997年4月被聘为南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顾问。2000年9月，被选为全国科技振兴城市经济研究会理事。1997年1月，陈益升担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2000年12月，被聘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学术指导委员。2001年被聘为《科学学研究》编委会顾问。2000年10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主编的中国第一部《高技术辞典》出版，陈益升是这部《辞典》编委会编委及高技术综论（领域）编委会主任。2005年中国科学学界一些资深学者开始研讨科学学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程，陈益升承担其中有关科学学期刊在中国发展历史的研撰工作。2009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被汇集成《科学学在中国》一书出版。2005年1月，陈益升被聘担任中国科学院信息咨询中心顾问、发展研究部首席专家。同年7月，被聘为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20世纪90年代以来，陈益升相继入选“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美国国际传记中心”名人录，以及“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软科学研究会专家库”首批成员等。 在世界科学技术交流方面，陈益升多次应邀参加有关国际学术会议。他在日本东京（1984年）、德国柏林（1990年）、俄罗斯莫斯科（1993年）、巴西里约热内卢（1996年）、澳大利亚珀斯（1998年）、英国爱丁堡（2000年）等会议上，宣读学术论文并被收入《会议文集》出版。至于伊朗德黑兰（1989年）、苏联列宁格勒（1990年）、加拿大魁北克（2000年）、葡萄牙里斯本（2003年）等学术会议，他虽未能参加但论文亦被收入《会议文集》出版。这些会议的主题，广泛涉及科学发现规律、科学系统结构、自然观与科学技术、炼丹术与化学、经济技术合作、科学工业园区、科技政策与管理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积极地推动了国际科学同行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1998年6月，陈益升办理退休手续，后又被返聘，直到2001年他指导的研究生毕业才离开研究所工作岗位。此后他仍退而不休、笔耕不辍，并将他在科研、编辑、翻译等方面的成果和文稿，整理、编纂成书出版。截止2013年，他出版的主要著作已有：《民营科技园区在中国的崛起》（2003年）、《创新链的启动系统》（2007年）、《高科技产业创新的空间》（2008年）、《多元视野中的科学—-科学的哲学、历史、社会的研究》（2009年）、《国外交叉科学研究》（2010年）、《科学发现：经验与规律探索》（2011年）、《科学边缘上的耕耘—-编辑工作及其相关研究》（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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