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在哪看论文数据结果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传媒经济学--传媒经济学思考　　传媒经济学成为近年研究热点，今年5月，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140多篇，共有30名国内学者宣读了论文，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但是从这些论文看，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一些误区，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这是学科发展的特定阶段必然产生的现象。但我们必须认清现状，明确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以建成有本土特色的传媒经济学科体系。　　需要应用研究，也需要基础研究　　传媒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传媒经济学赖以腾飞的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科学史表明，一门学科生命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社会对这门学科的需要程度，还取决于这门学科基础理论的扎实、深厚程度。传媒经济学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传媒运作实际问题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应用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另一方面，因此渐渐滋长了一种价值取向：传媒经济学研究要解决实际问题，要有经济效益，进行应用研究才是正道，研究那些抽象理论有何用？于是，在当今传媒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　　这种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功利倾向影响了传媒经济学科的成长，现阶段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实用主义———有不少成果乃是传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二是依附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新闻学、传播学、管理学、营销学等等）；三是由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对传媒经济进行多角度、多学科、多层面、多方法的考察，因而，关于传媒经济的内涵、外延、要素、功能，关于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方法、内容等问题上的见解，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商榷”文章不断。一些文章甚至不屑于进行此类划分和定义，完全凭自己对传媒经济的常识性理解来研究，使得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局面。　　仅以传媒经济学的定义为例，就出现了许多纷争。现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者中除了原来研究传播学的以外，还有许多是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各学科的研究者都试图把传媒经济学朝着自己研究方向上靠。原先研究经济学的学者认为：传媒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一些知识来回答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些经济现象，必须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传媒问题；研究管理学的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关于传媒业经营和管理问题的研究；传播学研究出身的学者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研究媒介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学科。定义的纷争加剧了“传媒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的疑问。确实，它是什么，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研究范围难以确定，那么传媒经济学是单单考察报刊、广电、网络等媒体，还是包括印刷、造纸、采编、广告、出版发行等支撑其发展的产业链上的各环节，抑或包括数字技术支撑、电信、网络、数字信号处理、传输技术等？是以媒体为研究主体，研究媒体在传媒运作中所起的作用和获得的成效，还是以受众为研究主体，研究受众在传媒运作中获得的利益和受到的影响？是研究单纯的传媒经济活动，还是研究包括影响传媒经济活动的政策、法律、社会大背景？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传媒经济学的归属也成了问题，一些人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另一些人则认为传媒经济学是个独立的应用学科。这里又可分为很多观点：　　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新闻传播学下属的应用学科的，如周鸿铎教授：“传媒经济是应用传播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播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有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也有人认为它应属于管理学、营销学等。无论是哪种划分，似乎传媒经济学就是个大杂烩。　　显然，从这些纷争中建立一门与各相关学科相区别的、有自己独特而确定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的传媒经济学是困难的。必须借助基础理论研究，对寓于各相关学科中的要素进行理性抽象，从而把与各相关要领相关学科混合、粘结在一起的概念、原理从这些概念、学科中剥离、独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明确传媒经济学独特的不与其他学科相混淆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内容，并制订出传媒经济学的发展战略。　　回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当传播学刚引进时也呈现出与今天的传媒经济学研究纷争不断的现象，这或许是一个新学科引进的必然过程。　　当时也有一批学者发出呼吁，要重视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仅仅关于新闻、传播的定义就讨论了很多年。检索当时的论文，有关新闻定义、传播功能、传播模式、传播效果研究的讨论比比皆是。当然，大讨论的结果是可喜的，至今，关于新闻学、传播学基础理论已基本定型，新闻学、传播学都已走向成熟，形成了完备的学科体系。同样，传媒经济学的引进也应实施这样的重视基础研究的思路，根扎得深了，才能枝叶繁茂。　　在当前传媒经济学界厚此薄彼，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理论研究的背景下，有必要强调重视传媒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但在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上，所有国内学者提交的几十篇论文中，只有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梅笑冬提交的论文《对传媒业流通产业性质的初步认识》属于探讨基础理论问题的。看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需要宏观研究，也需要微观研究　　传媒经济学需要宏观研究，但更需要贴近实际、指导实践的宏观研究；需要微观研究，但更需要能抽象出来、引申为普遍原理的微观研究。　　从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从宏观方面研究传媒经济的论文居多，探讨传媒体制改革思路、研究报业发展趋势、思考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论文比比皆是，这主要源于中国传媒经济的特殊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传媒的市场化还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话题，此后，传媒市场逐渐放开，这是个变化的过程，传媒管理机构在逐步完善和发展适合国情的传媒政策体系，调整和变革不断，文化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在此前提下，研究传媒经济，就不得不紧跟传媒政策变化，研究影响传媒运作的大环境变化及对传媒运作造成的影响和前景展望，这是特定研究阶段的必然。　　同样，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传媒经济运作都与它们的媒介政策、法律法规分不开。与中国相比，只是西方国家的传媒政策法律体系已趋于完善，不需太多调整。表现在传媒经济的研究上，就是研究宏观传媒环境少，研究微观传媒运作多。　　但是，现在传媒经济的宏观研究却存在着不贴近实际，难以指导传媒实际运作的问题。建议引入报刊的退出机制，但却不提及报刊退出之后，原有人员怎么安置、遗留下来的债权债务问题怎么解决；呼吁传媒集团整合由物理变化转为化学反应，但如何去实现，如何有效合理整合资源，却拿不出有效措施来；讨论打破行业壁垒，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但却未考虑引进多元资本后，如何管理多元资本、多元资本如何利益分成的问题；强调应明确传媒产权，强化产权责任，却忽视了传媒产业的现状……。传媒经济学要成为显学，要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必须加强学界与传媒业界的沟通与交流，以实践来推动理论，以理论来指导实践。　　传媒经济的微观研究少，而且，许多微观研究属于媒体的成果展示，或经验介绍，业内人士戏称为“述职报告”。此类研究的特点表现在：　　以偏概全，常将某媒体的成功归功于某一项新措施的实施，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就现象谈现象，就问题说问题，研究深度不够；重感性思维、轻理性研究，很少运用数理逻辑及经济学理论构建传媒经济模型；研究中描述性、解释性成果居多，预测性成果较少；理论性不够，对于媒体运营实践的指导性不强。这些微观研究不具备科研成果特性，无法抽象成普遍原理，很难被推广，成果作用也得不到发挥。　　针对这种微观研究现状，应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使其成为一般性的媒体经济实践决策的科学依据。构建传媒经济学的基础性研究模型体系很可能并不完全等同传媒经济运作的实际情况，但是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抓住传媒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只要灵活应用，便可帮助人们更好地解释、分析、预测传媒经济运行的规律，帮助传媒经营者制定运营策略。　　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传媒经济学不仅需要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　　既要避免过分重视定性，轻视定量的研究方式，也要避免过分重视定量，轻视定性的研究方式。　　已有多篇文章批判过现今传媒经济学过分偏重于定性研究，而不重视定量研究。如陈积银的《试论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不足与突破》（《今传媒》2004年第7期）、潘力剑的《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闻记者》2004年第7期）、郭炜华的《传媒经济的研究进路》（《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等。有许多学者很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教育报刊社的陈中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保卫教授也曾谈到传媒经济学研究缺少定量方法。数据论据能使研究成果的论点更具说服力，量化研究指标建构数理模式也能使研究更具可读性和科学性。但为什么中国的传媒经济学者还是偏重于用定性方法来研究传媒经济呢？为什么在前几年就有人批判这种现象，到了现在依然普遍存在呢？　　这主要与当前传媒学术界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有关。最早开始从事传媒经济研究的学者大都是学习新闻传播及其相关专业出身的，中国新闻学传统上更主要地是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缺乏经济学的数理统计分析研究手段，缺乏实证研究成果积淀，因而很难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　　其次是研究传媒经济的学者缺乏进行定量研究所必须的数据。国外传媒许多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它们必须定期披露运作信息，这就为他们的传媒经济学者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公开数据源。从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收到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许多国外学者所做定量研究的数据很大部分都源于上市媒体公司的公开数据，如瑞典延雪平大学国际商学院、瑞士卢加诺大学的CinziaDalZottoandBenedettaPrario的《全球化传媒公司：如何应对跨国传媒实体组织？》、韩国首尔女子大学JaeminJung的《全球传媒巨鳄的合并与并购：对经营领域、整合模式、国外地区的偏好》、美国乔治亚大学的JunXu的《美国传媒产业的集中：复制与延伸》等。　　而国内传媒上市公司极少，非上市传媒则往往将传媒运作视为内部机密，决不外泄。因此传媒研究者无从获得信息，只能依靠传媒运作者偶尔、随意的公布获得。在这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上市传媒的信息披露显得尤为珍贵。去年北青传媒的半年报、年报数据成为传媒经济研究者的宠儿，绝大部分探讨报业经济的研究论文都引用了北青传媒信息披露的数据。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国内学者也非常重视传媒经济学的定量研究，但苦于没有可供利用的数据，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求定性研究。　　事实上，也不应过分迷信量化研究，对于传媒经济的研究，量化并不是万能的，对于有些问题，也只能利用定性研究方法才能实施。比如，基础理论研究只能用定性方法，而传媒运作实践操作最好用定量方法；国家传媒政策实施应用定性方法，而传媒政策实施效果则应用定量方法；传媒产品价格与受众选择的关系研究最好用定量，而传媒内部管理模式探讨则最好用定性。在向本次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如果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丁和根副教授单一利用定量方式，则可能无法完成其论文《媒介经营体制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同样，如果浙江传媒学院传媒管理系的詹成大教授单一利用定性方式，也可能写不成《民营资本进入我国传媒业的影响研究》。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中，定性与定量是研究方式的两翼，缺一不可。在某一类型研究中，只存在哪个是主要研究方式，哪种研究方式最合适的问题，不存在定量即为先进，定性便是落后的道理。　　同样，这篇思考文章，需要哲学思辨和理性判断的定性方法，如果用定量方法，还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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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剧理论下现象类选秀节目的自我呈现研究——以《乘风破浪的姐姐为例》张彪（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摘 要：现如今的很多综艺节目，明星嘉宾的表演有很大一部分是其“后台表演”的“前台”呈现，嘉宾们在其中努力进行印象管理，成为一种新的媒介景观，本文借以拟剧理论,分析《乘风破浪的姐姐》选秀节目中明星嘉宾参与者“后台表演”和“前台呈现”的关系,具体了解选秀综艺节目的真实与表演，重新观察作为被消费的明星嘉宾的自身符号及“人设”符号是如何应用到综艺节目当中的，并思考如何处理这种关系才能更长久地有利于节目、受众与嘉宾的多方发展，以此为女团成长类综艺节目的传播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拟剧理论；自我呈现；印象管理；《乘风破浪的姐姐》 引言在新媒体时代下，无论打开哪个视频软件，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充斥着受众的眼球，在此环境下选秀综艺节目的出圈显得极为困难。《乘风破浪的姐姐》是一档主打30岁+女性成长类的选秀节目,自开播以来因议题和姐姐们的舞台表现和个人形象频繁登上热搜,可以说是2020年现象级综艺。在2021年年初，该节目又推出了第二季，在当前众多“养成类”偶像选秀中脱颖而出,在收视率和反响度上取得良好的成绩,在真人秀节目差异化竞争中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利用媒体平台展示的综艺节目就好比欧文·戈夫曼“拟剧理论”中所称的“舞台”。从过去的非主流《超女》《快男》到现在的人设综艺，都在显示选秀节目通过对符合受众价值期待的符号呈现视听节目，以期达到控制观众心理、吸引用户参与的目的。1 国内选秀综艺节目的概述1选秀综艺节目的发展现状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大量高质量的综艺节目应运而生，成为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的主要文化产品之一。为使节目不出现同质化的问题，选秀节目也划分为好几种类型，早期的《快乐女声》《加油好男儿》,重点打造素人偶像；到前几年出现的《中国好声音》开始聚焦有舞蹈或演唱功底的选手；再到后来引进国外节目版权的《创造101》《青春有你》等，是以打造团体为主，参赛选手几乎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练习生,这些节目的出现填补了国内偶像市场的空白，通过选拔男团、女团来打造新一代的偶像。这些选秀节目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在播出期间，热度居高不下。目前,国内选拔男团、女团的选秀综艺节目的受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对偶像团体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这类节目的选择也越来越丰富。2《乘风破浪的姐姐》播出现状《乘风破浪的姐姐》是芒果TV的一档综艺，选取30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女艺人聚集在一个房子里，通过为期3个月的培训与练习，最后进行唱跳比拼，由现场观众投票选拔，最终突围者组成女团出道。该节目通过聚焦大龄女艺人，使在不同领域已经有所成绩的女艺人重新以练习生的身份来挑战唱跳,并通过团体公演来决定是否可以最终成团出道。这样的节目设置打破了人们对这些已经出道多年的女明星的固有印象，迅速吸引了观众的眼球。除此之外,其也因为立意深刻并且是本土原创的选秀综艺而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评价。2 戈夫曼拟剧理论与选秀综艺节目1自我呈现——理想化的表演1后台表演与前台呈现戈夫曼将社会生活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指个人扮演正式角色的社会场所或接触活动，他们在进行“舞台表演”。后台则是人们积蓄支持力量并为更正式场合的互动做好准备的地方。后台类似于剧院的后台或者摄制电影时镜头之外的活动。当安全地躲在场景之外时，人们才得以放松，并可以宣泄一下感情，充分表现自己的行为风格，这与他们在台前一直拘谨的行为完全不同。在属于比赛竞演环节的过程中,选手们的唱功和舞蹈，服装道具，整体的舞台展示最能够带来看点，带来受众对节目的点击量还有评论。在竞演的筹备过程中，选手之间的互动，选手们与工作人员的交流，以及选手们自己的准备阶段，在这个后台里，他们身上的符号包括他们的个性也会成为节目的看点，观众因为喜爱某个明星，便想要关注他除了舞台表现之外的东西，当然，受众在认为观看到选手背后的真实个性，也会对其有新的认识和标签。当嘉宾的“后台表演”与原有人设和受众期待重合度较高时,即“前台呈现”与“后台表演’”相似时,观众会认为嘉宾在前台上“本色出演”,如呈现选手在台上的高光时刻和台下的艰苦训练,符合受众对选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越努力越幸运”的期待。例如张含韵在沉寂了近十年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以一首《Wonderful U》征服了很多人的耳朵。蓝盈莹微博里发的关于年度总结与她在节目里对团队的选择相契合，于是有了关于“蓝盈莹好胜心”“蓝盈莹拼命三郎”等热搜，“人设”已经把姐姐们“符号化”了。当“后台表演”与原有人设和受众期待存在差异时,综艺节目呈现出嘉宾台前台后的“反差萌”,如张雨绮身上的自信，李斯丹妮舞台上的飒爽女风与她们在台下却打打闹闹、互相调侃，与成熟姐姐身上的沉稳感觉带来一种“反差萌”，不符合受众原有的刻板印象,具有惊喜感和话题度,容易引发讨论,节目组也可以在社交平台引爆话题。同时, 嘉宾身上的“反差萌”可以拉近他们和观众的距离,通过嘉宾的“ 接地气”来打造节目的“亲和力”，带来综艺节目的“综艺感”。全方位展现嘉宾,塑造更立体的形象,在符合众期待的同时，满足受众的好奇心,受众会继续观看和窥视行为,增强对节目的黏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把握好这种反差的度,容易导致节目过度娱乐化, 受众注意力“失焦”，偏离节目原有的设定,与节目想要传达的价值背道而驰。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经过包装的形象属于“理想化表演”，这是一种经过包装而塑造出来的个人形象，张雨绮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的“憨憨”表演等就是“理想化表演”成功的范例。2引发社交媒体多触点传播除了综艺节目的类型和节目自身的内容，受众会把节目对明星嘉宾的选择作为他们是否会是该档节目的忠实观众的评判条件。综艺节目组请到年轻用户喜欢的嘉宾，明星嘉宾自带流量，这样在节目的初期便会引来关注度。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用户会关注嘉宾的微博，以及关于他们的新闻。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一些嘉宾依靠他们自身的人设和前台、后台的表现，会使一些潜在受众“路转粉”。在鲍德里亚消费观里，只要可以引起注意力的都可以作为消费对象,受众可以对明星外表所携带的符号进行消费，同时，选手身上的角色定位、社交网络、人际关系，都可以成为综艺节目中被消费的对象。对综艺节目来说,选择明星嘉宾并将其后台行为和真性情呈现给受众,可以给节目带来以下增益。节目播出前,节目组利用选手进行前期宣传,制造话题。选秀节目发布预告时会利用姐姐们的舞台表现来做出蒙太奇式的剪影照片，从而制造看点和悬念,引发受众的兴趣,也会提前放出选手们在为比赛准备的照片，接受采访的视频，截取具有选手个性特色的片段，而在节目播出之后,就明星嘉宾的舞台表现自然会引来受众的讨论,这其中不乏节目组为了节目热度，也会有意“制造”话题,所以在《乘风破浪的姐姐》播出期间，微博热搜总是有很多关于姐姐们话题，黄晓明作为节目的主持人，唯一出现度最高的男明星，与姐姐们的交流，也为节目组带来一系列的话题度。 “媒体奇观”是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媒体奇观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具体表现一般为“盛大场面”“名人文化”“娱乐经济”等。媒体通过符合受众心理期待和刻板印象的人设符号，制播出具有话题流量的节目和热点事件，营造出了各类奇观化的图景，制造出各类明星和热点事件。2印象管理——自我形象管理人们会在特定的情境中，不同舞台上认识到别人对我们行为的期待以及我们对他人思想、情感和行动的期待，会不但地根据自己身处舞台以及交往对象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姐姐们通过前台的表演进行印象整饰，印象整饰即印象管理，它是指个人试图影响他人对自己印象的现象与过程，也就是自我形象的管理。1综艺节目的嘉宾选择与角色设定网友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节目中姐姐们的表现，网友们更是发挥集体协作的智慧，将话题延伸至姐姐们的私生活中，深扒姐姐们的“黑历史”和私生活。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姐姐们个个都是出道10几年甚至30几年的圈内资深艺人，每位姐姐身上都沉淀着许多段精彩的经历，黄圣依的奥斯卡晕倒事件，伊能静早年的婚变八卦，张雨绮的打前夫等瓜都顺着节目的热议话题被一起牵出来。网友新瓜旧瓜一齐吃，使得一些姐姐辛苦塑造的完美人设受到了一些颠覆性的破坏。经过网友柯南式的深扒，我们会发现私底下的姐姐与我们通过媒体深度报道的看到的姐姐形象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反转，是因为姐姐在节目中的呈现是通过“表演”来对自己进行形象整饰，姐姐们所呈现的只是她们想要观众看到的内容，而真正的姐姐是怎样的，她们并不会直接表现。人的表演区域也有前台和后台之分，前台是人们进行表演的地方，后台则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的、不想被观众看见的地方，因此人们前台与后台的行为是不一样的。姐姐们在萤幕上呈现的状态与行为举止，就是前台的表演，私底下的生活则是姐姐们的后台，是姐姐们不希望被发现的部分。2印象管理中的个体人格表现 一面是“有女人的地方就有是非”的刻板印象，以及部分受众对于节目冲突性的期待；一面是“打破标签”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对于积极的女性形象的期待，这档综艺未播先火。姐姐们拒绝被定义，努力突破成长 的态度与节目主张的“天生青春”和“姐姐”们张扬的女性主义,形成了吸引受众关注、产生传播热点、扭转观众认知的力量,成为其热播的重要原因。因此,嘉宾的选择和表现对综艺节目的成功至关重要,综艺节目需要精心挑选出镜嘉宾,严格把关。3“剧班”表演所带来的受众心理满足就像一部电影的制作完成需要剧组人员一起创作努力，戈夫曼所提到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表演”中，需要一套“剧班”，来保证演出圆满完成。同样，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三十位姐姐组成了一个剧班，表演区域是舞台中央的唱跳表演和后台的精心准备，表演剧本是节目的赛制和流程，表演主体是选秀团员，剧班里强者相逢，集合的都是爆炸性的话题人物，《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核心话题离不开一个字“撕”。“综艺太后”宁静、“Battle至尊”张雨绮等等会发生舞台前和舞台后什么样的摩擦，能够让受众获得心理上对全新节目形态的满足。3 现象类选秀综艺节目对前后台界线的挑战与传播策略1“前台”与“后台”界线模糊在《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中，嘉宾除台上表演之外，在后台的表现，如姐姐们的人际交往、人际关系、真实情绪等,竞演的过程是即表演的前台,嘉宾需要以个人或团体的形式完成演出。而他们的准备工作则是在进行一种“后台表演”，但因为此时也有镜头，所以是在前台上展示自己的后台。相较于舞台，选手们的的社交账号也是另一个“前台”的展示，嘉宾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综艺节目有关的内容,这是他们与节目的互动，在每一期播出前,不光是节目组，明星嘉宾都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出预告,这其中会有节目的播出时间和本期看点，而在该期播出后,不少嘉宾还会在社交平台上发表自己的感悟，引发二次传播，为节目增加热度。2后台成为观众窥私欲的场所《乘风破浪的姐姐们》的选手多为出道的成熟艺人，不至于出现前者那般近乎重复的人物形象。嘉宾参加节目之前自身就有的知名度和参加节目之后所带来的话题度能够为节目引流,观众对于他们看好喜爱的的嘉宾有一定的好奇心，节目组满足受众对其舞台背后的窥探，也就将受众的注意力从明星本身转移到了节目上。3《乘风破浪的姐姐》的传播策略众多女团综艺节目定位于女性成长，《乘风破浪的姐姐》也是如此，从接到任务后进行训练的场地、集体居住的宿舍和在后台接受节目组采访，这些画面的都是通过一种真人秀与比赛竞技所结合的方式所呈现出来的，节目组所打造的姐姐们共同生活的特定环境，在大众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在这里凸显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矛盾。此后的女团成长类综艺节目，可以采用舞台竞技的方式呈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选秀节目的，但此后更多的综艺选秀节目可以不再如之前一样以批量的工业化女团形象为参照，而是掺杂更多的人性情感与个人经验对照，形成女团形象的新认知，就像《乘风破浪的姐姐》里，三十位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和鲜明个性，舞台隐喻关照到了大家的日常生活，观众在看她们无论是舞台前区还是后区的表演，便会产生共鸣。通过艺人全方位形象的呈现，受众会得到情感的反馈，并且会探讨社会对30岁女性的包容，4 结语目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大众对选秀综艺节目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内的选秀综艺节目也在紧跟形势。首先,国内选秀综艺节目正在不断丰富选秀对象的选择，增加节目的多样性；其次,《乘风破浪的姐姐》的出现,显示出国内选秀综艺开始注重节目的精神内核,不断增加节目立意的深度，并且开始丰富节目内容,注重节目效果的专业性；最后,国内逐渐开始出现原创综艺，并增加节目的创新性。同时,国内选秀综艺节目的发展仍然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后台形象前台化位移，明星形象在经历了节目塑造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以及通过这档节目，在社交平台话题引爆效应，还有嘉宾姐姐们社交账号引流带来的粉丝经济，后台表演的前台呈现应如何应用才能更长久地有利于节目、受众与嘉宾的多方发展等。只有不断增加节目的创新性和内涵,才能为大众呈现出更好的作品。六、参考文献[1]陈朝彦 拟剧理论视阈下《吐槽大会》中明星的自我呈现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徐明明,徐昕从纪录片到真人秀——拟剧理论视角下《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第二季研究[J]电视研究,2017(09):63-[3]沈成菊真人秀节目中的拟剧特点分析——以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为例[J]科技传播,2014,6(22):228-[4]高涛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之“拟剧理论”浅析[J]南方电视学刊,2014(04):74-[5]陈雪 大众传播中的“后台表演”现象分析[D]南京师范大学,[6]朱燕丹拟剧理论视角下电视真人秀的特点及策略研究[J]今传媒,2015,23(04):68-[7]李文嘉,唐嘉蔚拟剧理论视阈下声乐演唱节目的建构与叙事创新——以《声入人心》为例[J]戏剧之家,2020(31):154-[8]栾轶玫,郭爽后台表演的前台呈现——拟剧理论视角下综艺节目的嘉宾选择与角色设定[J]视听界,2020(04):34-[9]王文姝,林晓华拟剧理论视域下直播带货的表演解析[J]新闻论坛,2020,34(05):15-[10]栾轶玫,郭爽后台表演的前台呈现——拟剧理论视角下综艺节目的嘉宾选择与角色设定[J]视听界,2020(04):34-[11]刘晔拟剧理论视域下明星“人设”特点及建构策略探析[J]传播力研究,2019,3(17):217+[12]渠瑶台前幕后:拟剧理论视角下的“网红”现象[J]现代商贸工业,2020,41(17):45-[13]于江琦网络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的创新及反思[J]视听,2021(01):34-[14]张丽阳议程设置理论在综艺节目中的应用——以《乘风破浪的姐姐》为例[J]视听,2021(01):35-[15]郑艺晗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成功之道[J]东西南北,2020(08):82-[16]刘娜,梁潇媒介环境学视阈下Vlog的行为呈现与社会互动新思考[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11):47-[17]董晨宇,丁依然当戈夫曼遇到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与表演[J]新闻与写作,2018(01):56-[18]王长潇,刘瑞一网络视频分享中的“自我呈现”——基于戈夫曼拟剧理论与行为分析的观察与思考[J]当代传播,2013(03):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