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诗歌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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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是艾青1938年2月，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国北方山西、陕西等地流离，路过潼关之时写下，同年4月发表于《七月》杂志。全诗以舒缓、忧郁而流畅的调子，宣泄了那弥漫在他心头的浓得化不开的悲哀，以灰色阴郁的色调实际，作为当时中国现实的一个缩影，描绘这个伤痕累累的祖国，这个曾经让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祖国，如今却是一片悲凉的景象，反复的渲染和强调显示了诗人内心世界的沉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有着高度责任感的诗人的崇高品质和美好心灵。《北方》在发出悲壮的情感同时，表达了戚戚之期待，不在沉重中灭亡，而是在希望中破茧而出！

抗战时期的以救亡为中心的爱国文学作品，在艺术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大众化方面就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同时也因为宣传任务的急迫，作家们没有时间对艺术形式本身进行太多的修饰和加工，因而也出现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作家们满足于廉价地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任务，因而，总的来讲抗战文艺艺术价值不是很高。但是，其中也诞生了优秀的传世作品。《北方》是艾青抗战初期的重要诗歌作品集，诗人记叙着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痛苦和不幸，同时更是以强烈的爱国情怀热烈地讴歌这这篇土地，表达这对这土地的一往深情。艾青吟哦道： 中国 我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有时诗人不免是悲怆的，他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诗歌避免了抗战救亡文学直白、简单的毛病，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 艾青：以歌当哭 艾青(1910-1996)，中国诗人，原名蒋海澄，生于浙江金华。著有《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向太阳》、《黎明的通知》等诗集。诗风沉雄，情调忧郁而感伤。到了延安以后逐渐转向悲壮、高昂的诗风。是对中国新诗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被聂鲁达誉为“中国诗坛泰斗”。 唱出人民的苦难和愿望 有人曾问我：在整个中国二十世纪诗歌史上，最感动你的诗人是谁？我脱口而出：“艾青”。 艾青天生具有诗人气质，他在巴黎留学时，本来学的是绘画。他感受敏锐，感情深沉，文笔疏放而流畅。最重要的是，他的诗都来源于他对现实语境的直接经验，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诚挚关心。他秉承浪漫主义的一些主张，强调诗人自己先要有强烈的情感，而且要比较直接地把热情呈现出来，要达到皮肤与皮肤接触、呼吸与呼吸交融的效果。艾青本人在许多场合曾表达过这样的诗学观点：“要说由衷的话，就必须自己内心里的确对自己所歌颂和赞美的东西发生了强烈的感情，不说出来就不舒服，这就决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吐自肺腑的心曲。”艾青诗歌中的题材是日常的，语言也是口语，他写出了千百万人心中的感受，使千百万人和着他诗歌的节奏歌与哭。 艾青的诗歌是为时代立言、为人民请命。从感人的广度和共鸣的深度上，当时比较重要的诗人，如卞之琳、何其芳和戴望舒等人迅速被艾青超越。因为其他诗人的作品虽然也挺独特、优美甚至深刻，但缺乏血和泪。早在1939年，就有人说：“……卞之琳先生他们的诗不坏，但是他们的诗不能使我血脉跳得更快，做我应做的工作。”他的意思是，艾青的诗不仅能令人愉悦，催人思考，而且能鼓舞读者投入到火热的哪怕是危险的斗争中去。诗人穆旦是卞之琳的学生，他在1940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艾青的诗“会摇起你年轻的精力，鼓舞你更欢快地朝着斗争，朝着光明。” 诚然，艾青不仅控诉罪恶、暴露黑暗，而且热爱光明，向往幸福。他的诗让读者宣泄心中的痛苦和烦恼，但并不让人消沉、绝望，而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快感。读着他的诗，你会流泪，但还没读完，你就会抹去眼泪，以实际行动去争取自我的也是民族的自由与解放。 《大堰河——我的保姆》悲悯与感恩 1932年，作为一个美术青年，由于在上海从事进步绘画运动，艾青被国民党上海当局关进了监狱。他失去了画具，只好进行比较简便的诗歌创作。这一写，就一发而不可收，就写出了他个人也是新诗史上最感人的诗篇。没想到，一位大诗人就这样从监狱中诞生了。这再一次证明，“不幸”是诗歌的温床——对于诗人诗歌来说，这到底是幸还是不幸？ 在那批“狱中诗篇”中，最催人泪下的，是《大堰河——我的保姆》。1933年1月14日，这是个数九寒天，大墙外雪花纷飞，囚室里寒气彻骨。艾青以颤抖的手、颤抖的心，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一百多行的长篇抒情诗。他以无比的激情表达了他对底层劳动者勤奋与善良品性的同情与赞美，也表达了对为富不仁、世道不公等现象的仇恨和诅咒。这首诗之所以感人肺腑，是因为它写的全是真人真事。“大堰河”是艾青幼小时候的奶妈，曾对艾青关怀备至，使艾青感念一生。艾青说，这首诗“是出于感激的心情写的……我幼小的心灵总是爱她，直到我成年，也还是深深地爱她。”艾青本是地主的儿子，但他憎恨他那庸俗、势利而愚昧的父亲，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反而歌颂起佣人来；这表现了他进步的社会观以及只有大诗人才具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据说，这首诗的第一个读者是艾青的一个狱中难友。那人已经被判了死刑，他用上海话念诵这首诗，念着念着，就哭了。艾青知道自己在诗歌上的尝试成功了，因为他对诗歌的首要也是最高的要求就是让人哭。此诗于1934年5月发表后，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读者纷纷给编辑部写信，对它表示首肯。不久，它就传到了日本。在东京的一次朗诵会上，一个留学生哭着读了这首诗，听众中也有人噙着泪水。 在中学里，当我初次读到这首诗时，那保姆的动作、形象、神态活灵活现地展露在我眼前，因为我觉得她很像我那日夜劳作的母亲。对这样的劳作场面，诗中有着极为具体的描写：“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我想，此诗的感人魅力和动人奥秘主要就来自这样的描写。在诗的最后，艾青替天下所有的儿子向母亲呼唤道：“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你的儿子，／我敬你／爱你！” 《北方》诅咒与呼号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艾青成了逃亡的难民，先是从杭州逃到老家金华，然后带着妻子，从金华逃往武汉。当时汪精卫等汉奸正热心于准备给日本鬼子当儿皇帝，中华民族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形势不容乐观。艾青陷入了迷茫、悲哀与绝望。 在十二月底，又一个严冬的夜晚。他写出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震撼人心的杰作。接着，他以深广的忧愤、饱满的激情，创作了一首首类似的名篇，如《我爱这土地》、《北方》、《手推车》、《乞丐》等。这些诗描绘了被侵略战争破坏的祖国的土地、被苦难命运折磨的底层的百姓。艾青以切肤之痛奏出了一个苦难民族在苦难岁月里的哀号：“——啊，你／蓬发垢面的少妇，／是不是／你的家／那幸福与温暖的巢穴／已被暴戾的敌人／烧毁了么？／是不是／也像这样的夜间，／失去了男人的保护，／在死亡的恐怖里／你已经受尽敌人刺刀的戏弄？”经过半个多世纪后，七月派诗人牛汉回忆起当时读这首诗的感觉，精彩地说：“艾青‘下’的这场‘雪’，厚重得使人透不过气，直想吼出一腔的闷气。”“它是一声号召，也是一阵阵激越的钟声。” 艾青似乎更喜欢以北方的旷野作为他的诗歌的背景。他本生长于江南，也许是由于地域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反差，反而使追求新异的诗人比一般北方人对北方产生了更加敏锐的感受，也许是北方较之南方更为荒凉贫瘠的现实更激发了诗人的悲悯。在这些以北方为题材的诗中，《北方》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艾青以舒缓、忧郁而流畅的调子，宣泄了那弥漫在他心头的浓得化不开的悲哀。“北方是悲哀的／而万里的黄河／汹涌着混浊的波涛／给广大的北方／倾泻着灾难与不幸；／而年代的风霜／刻画着／广大的北方的／贫穷与饥饿啊。”牛汉先生说他在五十年前，一读此诗的开头，就被深深吸引住了：“它热热地贴近了我的未开垦的心灵”，“并唤醒了我的全部沉睡的近于诗的情感。”艾青的“北方诗”使我这个江南人也追求起了雄迈、粗犷的诗风，还使我在北方学习、工作、生活了十几年。 《黎明的通知》安慰与鼓舞 在抗战期间，艾青不忘对光明、温暖、美好世界的期盼和颂赞。他写了一些鸿篇巨制，直接号召、鼓舞人们为明天而战！如《向太阳》、《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黎明的通知》等诗，都是战斗的号角，催人醒来、起来、出发；又如明亮的火把，照亮了战士的征程。“请叫醒一切的不幸者／我会一并给他们以慰安。”艾青把个人的感受融入到了群众的洪流中，把个人的命运焊接到了抗日的崇高使命上。无数青年读了艾青的诗，坚定了本来也许摇摆的信念，加热了本来可能有点凉了的心血，从而继续更加英勇地展开斗争，或者舍生忘死，拿起武器，转身就投入了惨烈的战斗。通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的艾青是一个以笔为枪、为鼓的战士形象。1939年7月，为了纪念“七七事变”两周年，当时全国许多地方掀起了抗日宣传的高潮。桂林作为大后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也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纪念活动，而以火把游行达到最高潮。那天晚上，天刚黑下来，一万多名群众手执火炬，排成长队，如一条巨龙，穿行在桂林的主要街道上。艾青也在这浩大的队伍中，他的热血顿时沸腾了。不久之后，他写下了气魄恢弘的长诗《火把》。艾青在诗的最后写道：“孩子，别哭了／来睡吧／天快要亮了。”或许正是因为熟读并牢记这些诗，使我的创作理念有了一个范式，即我在许多以悲苦为主题的诗作的结尾，不由自主地加上了一条高昂的尾巴——哪怕那纯粹是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理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