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和汉文化论文

许长安《近代汉字学刍议》（载《语文建设》1990年第5期）。这篇文章在董理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把汉字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有利於对汉字的研究。尽管对近代阶段的汉字各家有不同的名称，作者采用了“近代汉字”这个名称，宣导建立近代汉字学。作者认为，近代汉字可以分为汉代隶书、魏晋南北朝楷书、隋唐五代汉字、宋元汉字、明清汉字、现代汉字六个时期。近代汉字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字源、字量、字形、字音、字义、字序、断代研究以及汉字教学法等八个方面。（32—34页）这是近二十年来第一篇专门讨论近代汉字的文章，强?{了建立近代汉字学的重要性，并就该学科的构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意见今天看来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对文中提出的近代汉字的内部分期以及相应名称还值得进一步讨论。此外，作者所列近代汉字的研究内容过於庞杂，音义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对汉字本体研究的范围。　　张鸿魁《近代汉字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东岳论丛》1994年第4期）。这篇文章由5部分构成：文字学的三个研究层面；汉字史的分期；近代文字的研究材料；专书用字的字形结构分析；字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近代汉字界定为以楷书作为书写规范的汉字系统，并且明确指出近代汉字历史分期的上限在唐朝初年。研究近代汉字的材料，有传世手抄真迹、碑刻和印刷文字。作者认为俗文学作品最适於用来作断代的文字研究。专书用字的?{查研究是建立近代文字学研究的基础工程，可以从字件、字构、字用三个方面来研究。（97—102页）这篇文章提出的从三个层面来研究近代汉字的观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张涌泉《大力加强近代汉字的研究》（载《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这篇文章指出近代汉字是指隶书以下的汉字，加强近代汉字的研究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意义：有助於构建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有助於对汉字简化的正确认识；有助於汉字的规范和统一；有助於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此外，近代汉字的研究对提高大型字典的编纂品质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6页）这虽然是一篇讨论研究意义的文章，但是也给我们指出了近代汉字研究的几项重要的内容：（1）俗字和疑难字考证；（2）常用字字形、字用演变研究；（3）简化字及简化规律研究；（4）汉字文化圈“书同文”研究；（5）文字辨伪。这篇文章材料翔实，论证充分，足以引起学界对近代汉字研究的重视。　　刘金荣《“近代汉字”刍议》（载《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这篇文章对近代汉字的概念、分期、上下限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讨论。文章仔细梳理了前辈时贤的观点看法，得出如下结论：“汉字的历史应划分为上古汉字、近代汉字和现代汉字三个时期，近代汉字是指自汉代初年到‘五四’时期这一历史阶段的汉字。近代汉字的研究，包括近代汉字的特点、近代汉字形体、结构、字义的演变等。近代汉字正字历代研究得较多，且与现代汉字没有多大的区别，因此不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近代汉字俗字是一大特色，俗字形体演变是沟通上古汉字形体与现代汉字简化字形体的重要桥梁，所以，近代汉字的研究，应该以近代汉字俗字为重点，由此探索近代汉字在形音义的演变，将上古汉字与现代汉字贯穿起来。”（168页）这个结论对近代汉字的概念、分期、上下限、研究内容、研究重点等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作者关於近代汉字的概念和分期的观点，是受了汉语史分出近代汉语这一观念的启发。近代汉语的研究，可以回答我们汉语是怎样由古代汉语一步步地演变为现代汉语的。同样，近代汉字的研究，可以回答我们汉字是怎样一步步地由古代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从历时的角度来进行近代汉字研究，或许更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将这4篇文章放在一起考察，发现学界对近代汉字的认识和研究逐步走向深化。首先，明确了近代汉字是隶楷阶段的汉字；其次，近代汉字的时间跨度是从汉代初年到“五四”时期；再次，近代汉字主要研究隶书和楷书汉字的字形、字构、字用和字源。其中隶变文字和俗字是近代汉字研究的重点。

汉文化、汉文化圈及其当代复兴 2004年2月16日至19日，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复旦大学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合作承办的“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04年年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韩国、日本、美国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活动。� 怎样理解汉文化和汉文化圈� 汉文化、“汉文化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否科学，它确切的内涵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就是汉文化，这是这次会议讨论最为热闹的问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认为，“汉文化圈”作为一个学术命题，是否科学值得探讨。其一，汉，如果是指“汉族”，“汉文化”即谓“汉族文化”，“汉文化圈”则可谓之“汉族文化圈”，如果这推演成立，中国境内其他各民族的地方文化，是否属“汉文化圈”；何况，中国周边诸国也各有其民族文化。显然，用某一民族的文化，来表明或涵盖这些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是不恰当的；其二，“汉文化圈”这一提法本身也有问题。汉字，音、形、义合为一体，这一特质使之成为文化积淀、文化传承与文化交流的有效载体，也为东亚一些族群创造自己的语言系统时部分采用，在推进这些族群文化交往及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能否将使用汉字或部分使用汉字的所有这些族群、地域，统称之谓“汉文化圈”；其三，这一概念，如若是指“汉字文化圈”，实际上，它是指融合了道、法诸学的儒学影响所及的地区。正因为它是一种思想、学术，尽管具有其民族与国家的特色，但毕竟与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字的文化有较大差异，因此，它可以成为另一民族、另一种文字文化的资源。如此，不如称其谓“儒学文化圈”更贴切。� 南通师院副教授羽离子认为，东亚汉字文化区的存在，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它是得到16世纪以来在东亚诸国欧洲传教士公认的。法国汉学家、欧洲东亚研究会主席汪德迈，在其于1986年出版的《新汉文化圈》中，对“汉文化圈”的两个标准做了诠释：“汉文化圈，实际就是汉字的区域，汉文化圈的同一即‘汉字’”，另一标准“是筷子”，如果说前一标准“受同一文化精神熏陶而成的一体”，后者则是它“与众不同的物质文明上的特点”。朝鲜、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就属汉文化圈范围。但是，羽离子认为，这只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现象和影响，而且，这种“筷子文化”，“不能确认在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科技、建筑、艺术以及其他民俗等诸多方面都有可区别其他文化圈的共同特性。”� 东亚世界的形成，就是中国文化圈的形成� 沈阳东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孙泓副研究员，考察了中外诸多史学家的论著，对东亚文化圈与中国关系作了阐释。他认为，可以肯定回答，东亚文化圈是客观存在的史实。它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而这种文化圈并不是一个由政治或军事力量所形成的，而是纯粹文化影响所致，它的范围和它所传播的地区：南至越南、北及朝鲜，其中包括日本”。谈到这种文化圈的共同要素，孙泓引用台湾学者高明士的著作作了归纳：“语言文字部分可由汉字来代表，物质文明部分可由中国的科学技术来代表，社会组织部分可由律令制度来代表，精神思想部分可由儒教、中国化佛教来代表，文化活动的主要成分，既然可用中国的文化要素来说明，一般也就将此地区的文化形态明之曰中国文化圈”。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孙泓将东亚文化要素归为八大项：汉字、儒学、律令、中国的科技、中国式的佛教、中国式的教育制度、中国式的文学艺术、中国式的民俗。� 二十年后，中华文化圈一定会复兴� 谈到近代以来，东亚汉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走向衰落和瓦解，东亚汉文化圈能否再复兴，再有新的发展话题时，沈阳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孙进已研究员认为，他对此并不悲观，二十年后，东亚汉文化圈一定会复兴。目前，东亚各国在处于迅速现代化的进程中，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等于放弃自己本国的系统文化，东亚各国“不仅没有全盘西化，反而更加促进东亚本土文化的发展”，东亚各国把经济的飞速发展归之于东亚文化的特殊力量，这一点连亨廷顿也承认：“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他们“把亚洲成功的原因归功于从根本上来讲是儒家文化的亚洲文化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孙进已进而分析道：“汉字过去似乎普遍认为是一种非淘汰不可的文字，现在看来仍具有巨大的生命力。”他引用日本汉学家石井勋的评论：“没有一种文字像汉字那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汉字是世界上惟一的一种只需用眼睛看就能思考，即使口语不同也能理解意思的文字，将来汉字可能成为全世界通行文字”，“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说：‘如果无视汉字，将难以理解我们的古典文化和传统，有必要实行韩汉两种文字同时使用。’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说：‘母语(指汉语)是我们的价值观、根源和特性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并制定汉语学习方案。”汉字正恢复其在东亚文化圈中的重要地位。孙进已认为，“二十年后东亚汉文化圈一定会复兴，并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