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论文选题

论文的选题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了论文的价值，如果论文的选题具有一定的价值，哪怕是写得稍显平庸了一些，但给人们新的思考问题的视角，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跟进的研究。相反，如果你的论文写得再严谨，表达得再到位，如果论文选题是别人所熟知的，老生常谈，这样的论文有什么价值呢？ 关于论文选题，有些建议和朋友们分享，请朋友们指正。 第一，要有宏观意识 在确定论文选题的时候，既要立足于当地群众文化工作蓬勃发展的实践，又要自觉地从宏观的角度，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当下的群众文化现象、群众文化创新实践，思考要尽可能地深远一些，不断挖掘内在的价值。要熟悉当前群众文化工作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把握群众文化的发展趋势。从宏观着眼，从微观着手，论文的选题既接地气，又有普遍的意义，体现出论文应有的价值。以去年浙江省第十二届公共文化论坛“综合文化站发展专题”为例，一些优秀的研究者就是从宏观着眼，写得很有见地。2010年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回顾“十一五”成为2010年下半年一个热门的话题。省群众艺术馆理论调研信息中心周航主任在大量数据支持下，梳理了浙江省这五年期间综合文化站建设现状，撰写了《浙江“十一五”时期综合文化站建设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同时敏锐地指出综合文化站建设存在的不足，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科学性。站在2010年这个时间节点，对“十一五”综合文化站建设进行思考和研究，为“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的制订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因此获全国综合文化站发展论坛一等奖自然在情理之中了。金才汉先生是我钦佩的一位群众文化研究者，他在乡镇文化站工作，却是浙江省群众文化论文一等奖的专业户，他的论文选题有独到之处，善于从宏观层面来思考问题。针对群众文化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领导说了算”、“长官意志”，有违群众文化工作规律的现象，金先生撰写了《乡镇综合文化站工作科学化的理性思考》，从提高综合文化站工作科学化的意义着手，阐述了乡镇综合文化站工作科学化的主要内涵和实现途径，既契合高层提出的工作科学化的理念，对乡镇综合文化站工作又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二，要有问题意识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术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对群众文化研究者来说，以科学怀疑为前提，对已有的群众文化研究成果进行大胆的质疑，对群众文化实践进行理性的反思，不断深化群众文化规律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正处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在这个时期群众文化出现新的问题，需要人们进行研究、探讨。群众文化研究不应仅仅是对于政府政策的解读，应该如社会学研究者那样，深入基层，关注民众的文化权益，关注民众的文化需求，关注公共文化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这些问题的成因，思考破解问题的对策，使群众文化研究扎根于民间，根深才能叶茂。在2010年浙江省第十二公共文化论坛“综合文化站建设专题”中，我欣赏其中的一篇论文《浅论乡镇综合文化站考评中引入群众满意度测评的障碍及对策》，作者金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虽然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才两年，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这个挺有意思的选题，其敏锐的思考令人欣喜。对综合文化站的考核评估，往往多注重于文化设施、政府文化投入、文化工作内容等项目，而作为综合文化站服务对象的当地民众没有发言权，考核评估的机制设计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金笑以其良好的问题意识，关注综合文化站考核评估工作中的这一缺失，展开理性的思考和探究，选题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这也是该篇论文获本次论坛征文一等奖的原因之一。群众文化研究关注文化民生，以科学的怀疑精神关注存在的问题，是群众文化论文选题中一个富有实效的方法。 第三，要有前瞻意识 群众文化研究的前瞻意识，指的是在研究过程中具有的对群众文化工作的远见，或者能够从具体的群众文化现象中推理、预测群众文化发展未来的意识。群众文化研究既可以从历史的视角去反思群众文化发展中的问题，也应该从历史和当下的群众文化现象中进行前瞻性的思考，探讨群众文化发展走向，为群众文化实践起到理论的引领作用。这就要求群众文化研究者要理性的思考，从纷繁复杂的群众文化实践中，细心梳理群众文化发展的规律，对群众文化现象具有敏感性，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导向，从网络技术广泛普及应用的背景下，敏锐地捕捉到群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当网络时代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浙江省群众艺术馆就在几年前组织承办了全国群艺馆网站建设论坛，就群众文化工作的网络化趋势进行深入的研讨，组织者的群众文化工作前瞻意识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好评。就在2010年全国综合文化站发展论坛上，我在论坛上交流了题为《互联网时代沿海发达地区综合文化站工作的历史转型》的论文，指出送戏下乡、送书进村等有限的文化服务，与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相比，无疑是杯水车薪。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却是缩小城乡文化鸿沟的一个有效载体，有效地突破城乡文化设施建设、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等瓶颈。随着农村年轻网民的大量涌现，互联网正在逐渐改变农村文化的面貌，成为新农村文化建设、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当互联网成为农村青年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农民文化生活才可能出现质的飞跃，农民文化生活的多样性才有可能实现。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综合文化站网络化趋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农村综合文化站工作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型，改变传统的群众文化工作模式，顺应农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将群众文化工作向互联网延伸，让互联网助推农村文化工作的蓬勃发展，这在沿海发达地区更是迫在眉睫。与会的一家国际知名计算机公司的职员饶有兴趣与我交流这方面的想法，成都市群众艺术馆资深的群众文化研究者郑时雍先生热情地将我的论文刊发在《成都群众文化》刊物上。我的论文中可能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对于群众文化工作的前瞻意识，却是群众文化研究者不可缺少的。 在几年前浙江省群众文化论文加工会上，我遇到了一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从事文化工作的年轻朋友，他在听了一天的论文逐篇讨论交流后，深感到论文选题的重要性。他发现自己写的论文虽然结构严谨，论述有力，论文的内容却是正确的废话，遂决定回去后重新确定选题，进行写作，不久后他新的论文获文化部社文司和中国群众文化学会组织的全国农民工文化论坛一等奖。重视论文的选题，让他深切感受到由此带来的研究和写作的快乐。关于论文选题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师说题目太旧的不要 写论文带，真的不知道怎么选了，求指教

地域文化与地域经济——试论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此选题有利你今后就业，但你27日肯定来不及）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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