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论文标题怎么写

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6年11月起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兼学术秘书。华中理工学院中国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语言研究室主任，创建《民族语文》杂志，任副主编。同年5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成立，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1980年2月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同年，中国语言学会成立，被选为理事、学术委员，《中国语言学报》编委，后被选为常务理事。为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员，198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博士生导师。同年11月应邀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院任访问研究员。1984—1990年先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字改革》《语文建设》主编，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语言学科规划小组成员，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兼二分会主任委员，后又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参加了国际标准化组织第46委员会（ISO/TC46）历届在各国召开的各种文字罗马字母转写（或译写）国际标准的工作组专业研讨会和大会讨论，1990年以后任国家语委委员、科研领导小组组长、顾问。还曾任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会长，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顾问，中文信息学会理事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北京市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研究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民族语言学会顾问、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等多种学会和《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等多种语言学术书刊的顾问，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金及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奖金评委会评议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2006年8月2日22点5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壮侗语族诸语言）和普通语音学、音系学、应用语言学、语言规划的研究。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分科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获中国社科院1979-1991年优秀成果奖）副主编，《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澳两国科学院合作，先后获社科院及国家图书一等奖）中方主编之一,《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主编（“当代中国丛书”之一，本丛书获国家图书荣誉奖），文标会的工作获国家科委全国科技成果一等奖（1992）。90年代，曾主编《罗常培文集》(10卷，山东教育出版社）和《语文现代化论丛》（1-3辑）、《南通地区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担任国家社科“九五”规划重大课题《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编委。有著作论文多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50年写的《参加中央西北访问团调查新疆兄弟民族语言的工作报告》（《科学通报》第2卷第3期）是他开始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标志。在普通语音学研究方面，他和罗常培合著的《普通语音学纲要》先以田恭的《语音学常识》的名义在《中国语文》上从1954年1 月到1955年5月连载了14期，后汇集成书，先后于1957年和1980年由科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结合中国语言实际来讲解语音学和音系学的一般原理和应用，在普及现代语音学和音系学知识及丰富普通语言学的内容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语音学研究与教学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被列入《商务印书馆文库》。另有《语音的社会基础》（合作，《中国语文》1956年第6期）、《语音的区别特征和生成音系学》（1980年）等论文。在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和研究方面，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足迹所至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做了大量的调研与指导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领导并参与调查、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语方言，为壮族设计、制订拼音文字方案；指导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黎语的调查与研究及黎语文字方案的设计工作；指导贵州省侗语的调查与研究工作，集体编写《侗语方言调查报告》，著有《侗族的语言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仫佬语、毛难语，填补了壮侗语族这两种语言的空白；担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壮侗语族8册简志的编委会副主任，并著有《仫佬语简志》（合作）。此外，他还著有《壮语及壮汉人民怎样互学语言》（合作，民族出版社，1979年）、《壮语概况》（署名壮语小组，《中国语文》1959年第10、11期）、《壮语中的汉语借词》（署名壮语小组，《中国语文》1962年第6期）等论文。在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方面，他关注较多的是民族语文工作中的一些重要的宏观的问题，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及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和民族杂居区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也多有涉及。著有《关于划分黎语方言和创制黎文的意见》（合作，1957年，海南黎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大会报告）、《关于侗语方言的划分和创立侗文问题》（1957年，侗族语文问题科学讨论会预备会议报告）、《少数民族人员应该按照什么地方的语音来学习汉语》（《民族团结》1958年第8期）、《侗族的语言情况和文字问题》（1959年）、《壮文创制和修订中的若干问题》（1982年）、《壮文工作漫话》（《中国民族语言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壮文创制30年的回顾》（《民族文化研究》第2辑，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等一系列论文，对语言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如语言与民族的关系、语言与方言的区分、汉语与民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问题及中国语言的系属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语文政策和语言规划方面，他结合民族语文的研究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汉语的规范化等给以关注，并著有《语言中的并存并用和规范化问题》（《中国语文》1962年第2期）、《少数民族文字中借词的标音标准和标调问题》（合作，《中国语文》1959年第5期）、《汉语拼音方案和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5日，《文字改革》1964年第1期）、《民族语文研究工作中的几个迫切问题》（《民族语文》1979年第3期）、《语言的发展和语言的规范化》（《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民族文字工作中的若干问题》（《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情况》（收入《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商务印书馆，1980年）、《汉语拼音方案与少数民族文字》（《文字改革》1983年第3期，《新华文摘》1983年第5期）、《民族语言政策是我国民族政策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语文》1983年第3期，《新华文摘》1983年第9期）、《谈谈学习和研究语言的问题》（《青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3期）、《推广普通话和贯彻落实民族语文政策》（《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新时期的语文工作和少数民族语文政策》（《贵州民族研究》《云南民族语文》1987年第2期）、《我国语言的功能分类和语言政策》（《语文研究》1988年第2期）、《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的问题》（《汉语学习》1990年第5期）等论文。在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方面，著有《对汉字改革问题的几点体会》（《中国语文》1954年第5期）、《音系学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语言调查研究讲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文字改革与新技术革命》（《文字改革》1984年第5期）、《新时期与推广普通话》（《文字改革》1985年第2期）、《推广普通话的战略要求和测试标准》（湖北《普通话》1986年第4期）、《新时期的语文工作与推广普通话》（上海《汉语拼音小报》，1986年6月20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合作，《语文建设》1986年第1期）、《汉语拼音的扩大使用范围和完善化》（《语文建设》1987年第5期）、《语文现代化与双语双文制》（《美国汉语教师联合会会刊》[英文]第31卷第3期，1996年；《语文现代化论丛》第3辑，1997年）、《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合作，《语文建设》1995年第9期）等。他还给多种语言学著作写过序文或评介，如《介绍〈广东人学习汉语法〉》（《中国语文》1952年第2期）、佟乐泉、张一清《“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研究》序（语文出版社，1992年）、陈保亚《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序（语文出版社，1996年）、《罗常培文集》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黄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许嘉璐、陈章太主编《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简介（《语言文字应用》2000年第4期）、《张清常文集》序（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此外，他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和各地汉族基础教育中语文素质的提高的问题，为此，他不顾年届古稀，先后到广西、广东、福建、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河南、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辽宁、黑龙江等地，亲赴实验基地进行调查测试，召开座谈，具体指导，并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以及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验教学等撰写了多篇论文。

开头，少数民族服饰种类丰富，样式多种多样，不同的年龄阶段和不同的性别服饰也千差万别。结尾，少数民族服饰是少数民族是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以及民族心理、传统信仰的产物。随着民族交流的增多，其他民族的服饰样式也不多被本民族人民所享有。结合朝鲜族特点。不知道你要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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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