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文化论文

李远国教授自学成才，理论基础扎实，具备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其视野开阔，研究的领域涉及中国哲学、道教、巴蜀文化及宗教、文化、科技、艺术诸学科，尤其是在道教研究领域，是目前道教学界的一流学者，在国际上拥有相当的影响力。曾与日本东京大学蜂屋邦夫教授、日本京都大学麦谷邦夫教授、法国远东学院付飞岚教授、华澜教授，德国洪堡大学常志静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保罗教授合作，参与多项国际合作人文项目，其成果深受国际汉学界的好评。曾二十余次出访日本、法国、欧洲及香港、台湾地区，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学术讲座。自1985年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以来，历任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委员，积极参政议政，为协助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促进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做了一定的贡献。较有影响的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1、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主研2、道教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影响（国家社科一般项目），独立完成3、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教育部重点项目），主研4、巴蜀文化近史宗教文化卷（省政府重点项目）5、道学、道教生态文化研究（省社科重点项目）主要外出讲学、交流情况1985年应法国远东研究院邀，访法并发表“四川道教的历史与现状”论文。1994年参加台湾中正大学海峡两岸首届道教研讨会，发表“符图气场与天人合一观”论文。1996年任香港道教学院客座教授，举办多次学术讲座。1997年参加日本天河文化财团 “中日韩环境文化国际研讨会”，发表“天人合一的体验”报告。1998年参加巴黎“中国宗教遗迹崇拜国际研讨会”。2000年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宗教遗迹崇拜与圣者崇拜国际研讨会”，发表“丰都宗教文化与圣迹的调查报告”。2001年应日本天河文化财团邀请，举行“李远国道教研究二十周年纪念日本巡游报告”，并出版演讲集。2001年应台湾东吴大学邀请，参观、考察台湾，进行文化交流。2004年应邀参加京都大学“中国宗教文献国际研讨会”，发表“天书云篆：道教符图文献及其分析”论文。2005年参加由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举办的“目的、方法与信仰：以道教为中心国际研讨会”，发表“论道教雷法的发展及其思想背景”论文2005年应台湾大学、三清道家道教文化基金会的邀请，前往台湾，参加“道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道德直觉的体验：论严君平的思想”。2006年应美国哈佛大学邀请访问美国，参加“现代道教与社会国际研讨会”，并在研讨会上发表了“祭祖度幽的民俗性蘸仪活动：成都青羊宫中元会考察记”。2006应台湾中山大学、高雄道德院的邀请，参加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第一届道教仙道文化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论道教的太一救苦天尊信仰”。代表性论文及调研报告《试论陈抟的宇宙生成论》，《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2期。《陈抟无极图思想探索》，《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2期。《四川大足道教石刻概述》，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1990年1期。《论陈抟的哲学思想》(英文)，美国《道教源流》1990年版。《阴符经中三才相盗的思想》(英文)，美国哈佛大学2001年版《道教与生态》论文集。《墨家与道教》，《孔子研究》1991年4期。《道与意境：兼及天与心的体验》，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利公司1999年5月版《天心与人心》。《论道教的大乘思想》，台湾《宗教哲学》1999年3期。《陈抟易学思想探微》，《道家文化研究》第11辑。《人文精神是发展旅游产业的灵魂》，《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西部大开发与四川发展战略专集》。《三清玉皇信仰略考：兼及道教的神学思想》，台湾中华道统出版社2000年10月版《道教神仙信仰研究》。《白玉蟾生平事迹考略》，《道韵》（七）2000年8月版。《道家天人和合观探微》，《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8期。《道家贵生戒杀观的现代意义》，台湾《宗教哲学》2000年12月第六卷第四期。《丰都宗教文化与圣迹的调查报告》，台湾允晨公司2000年1月版《遗迹崇拜与圣者崇拜》。《道教雷法沿革考》，《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3期。《乌木、“建木”与巴蜀文化：兼论乌木的多元价值》，《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1期。《论崔希范入药镜的内丹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版《人文与社会》。《神霄九帝与北极四圣考辨》，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6月版《道教与神仙信仰》论文集。《至美无象：论道家的美学思想》，《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4期。《天书云篆：道教符图的文献及其分析》，日本京都大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忠孝神仙论：论净明道的忠孝思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中华道学与道教》。《论张果的内炼思想》，台湾《宗教哲学》2005年2期。《〈正易心法〉考辨》，《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6期。《试论陈抟的宇宙生成论》，《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2期页。《陈抟〈无极图〉思想探索》，《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2期。《论陈抟的哲学思想》(英文)，美国《道教源流》1990年版。《墨家与道教》，《孔子研究》杂志1991年第4期。《符图·气场与天人合一观》，台湾中正大学编1994年12月版《海峡两岸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心法与空观：兼及陈抟与佛学的关系》，台湾《宗教哲学》l996年l期。《钟离权生平事迹略考》，台湾《道韵》(一)l997年8月版。《论道教符箓的分类：兼及符箓与中国文字的关系》，《宗教学研究》l997年2期。《关于北极驱邪院的两个问题》，《成都文物》l997年2期。《天蓬元帅考辨》，《四川文物》1997年3期。《论道教法术的渊源》，台湾《道教学探索》1997年第10号。《符箓咒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台湾《道教学探索》1997年第10号页。《钟离权丹法思想初探》，台湾《宗教哲学》1997年4期。《论道符的结构与笔法》，《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2期。《陈抟易学思想探微》，《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一辑。《道教咒术初探》，《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2期。《三教合一的典型神真：文昌帝君》，台湾《道教文化》1999年5期。《道与意境：兼及天与心的体验》，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利公司1999年5月版《天心与人心》论文集。《论道教的大乘思想：以灵宝派为中心》，台湾《宗教哲学》1999年3期。《身神说——道教独特的人体观》，台湾《性与命》第4、5期。《气道与现代文明》，台湾《性与命》第6期。《南宗内丹学与雷法》，台湾《道韵》（五）1999年8月版。《玄宗直指万法同归略论》，台湾《道教文化》第59期。《道教符箓的起源与演变》，香港道教学院2000年2月版《道教仪礼》。《符箓的种类与结构》，香港道教学院2000年2月版《道教仪礼》。《符箓的功用与原理》，香港道教学院2000年2月版《道教仪礼》。《符箓的影响与地位》，香港道教学院2000年2月版《道教仪礼》。《道法自然的现代启示》，台湾《性与命》第7期。《论自主命运的仙道思想》，台湾《性与命》第9、10期。《三清玉皇信仰略考—兼及道教的神学思想》，台湾中华道统出版社2000年10月版《道教神仙信仰研究》论文集。《白玉蟾生平事迹考略》，台湾中华大道出版社2000年8月版《道韵》（七）。《陈楠与神霄派》，《中国道教》2000年3期。《道家贵生戒杀观的现代意义》，台湾《宗教哲学》2000年四期。《论净明道法的沿革与特征》，台湾《道韵》（九）。《三清上圣略述》，台湾《三清文化》2000年第6期。《半个世纪以来的陈抟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学术前沿”增刊。《九十年代的道家、道教研究》，台湾《道韵》（七）。《丰都宗教文化与圣迹的调查报告：兼及道教与丰都地方文化的关系》，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月版《遗迹崇拜与圣者崇拜》。《莫月鼎与元代神霄派》，《中国道教》2001年第3期。《紫微大帝小考》，香港《弘道》第11期。《道教神霄派渊源略考》，《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1期。《论道家、道教的生态思想：兼及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台湾光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1年9月版《和平教育—面对冲突·建立和谐》论文集。《论道家衣养万物的生态理念》，台湾光启社2001年11月版《环保与人文智能》论文集。《甚爱多藏：老子对我们的警告》，台湾《性与命》11期。《道教女子内丹学概论》，台湾《道韵》（十一）2002年8月。《论蒙文通先生在道家研究领域中的贡献》，《文史杂志》2002年3、4期。《道教的孝道思想》，《文史杂志》2002年5期。《论宋代重玄学的三大特征》，三联书店2002年6月版《道家文化研究》第19辑。《陈抟佚文汇编》，三联书店2002年6月版《道家文化研究》第19辑。《道教雷法沿革考》，《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3期。《试论灵幡与宝幢的文化内涵》，《宗教学研究》2002年1期。《浅谈道教的社会哲学与人生的合理定位》，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6月版《道教与人生》。《论道教对物种保护的贡献》，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6月版《道教与人生》。《论明清时代的神霄派》，《中国道教》2002年2期。《论道教灯仪的形成与文化功用》，《中国道教》20003年2期。《试论道教教义思想中的三大特性》，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道教教义的现代阐释》论文集。《论崔希范入药镜的内丹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版《人文与社会》论文集。《天书云篆：道教符箓的文化阐释》，《中国宗教》2004年7期。《至美无象——论道家的美学思想》，《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4期。《老子与仙人仙道》，《中国道教》2004年1期。《道教在四川》，《四川画报》2004年6期。 2004年在日本京都大学参加中国宗教文献国际学术研究会 2004年10月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2006在美国访问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期间2006年11月在台湾访问期间

和谐社会与道相通 当今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然而，要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新局面，就必须以实现人的价值与人的生命质量为焦点。因此，在这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的继续。虽然当今社会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富庶度最为理想社会的标尺，然而，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不难发现古人对理想社会的评价是以和谐度为标准的。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曾说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可以用“和合”二字来概括。和谐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中国关于“和谐”思想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黄河流域的游牧时代，远古人就把人类对自然世界最佳的依附关系，理解为和谐。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独特的中华精神文化遗产，道教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思想中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和谐思想”，这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意义。谈到道教思想，首先要谈到的就是道祖老子，老子是道教思想的奠基人，也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的思想都集中反映在其五千字的论述《道德经》之中，《道德经》论述了老子关于“道”的理论。老子之道是“道法自然”的自然之道，也是“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和谐之道。《道德经》中蕴含着老子和谐的自然观、人生观、社会观，这些思想可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有益参考。老子认为万物皆源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万物自然运行变化的真理，是万物之宗，万物之始，万物之源，万物在“道”中实现了和谐统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作为万物之源之道也要顺应自然，按照自然的规律运行，那么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时更应该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老子还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老子认为人是与道、天、地并重的，是属于生态系统中的一环，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仅表现在人依赖自然、受制于自然之上，也表现在人能够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并在交换的过程中对自然造成的影响之上。人作为四域之一，虽不卑微于自然之下，但是人更不能带有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目光，为追求最大的现实利益，以人的需求为主导，向自然无度的索取，妄想征服自然，役使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理应爱护自然，促进自然更加和谐与完美的发展。这就是老子思想中“天人和谐”的自然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特征正是对老子这种“天人和谐”的自然观的继承与发扬。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句话集中体现了老子和谐的人生论思想，老子认为上善之人具有能利万物、大公无私、甘处卑下、不与人争、心怀广阔、言而有信、应时而动等品质。社会是由人相互交往而产生的，可以想见，如果人都具有上善之人如水般恬淡，和谐的品质和人生追求，那么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必定会是“民主法治，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充满活力的社会一定是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人的身心自由发展的社会。老子说：“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先后之相随、恒也。”这是老子的矛盾观。万事万物均是矛盾的统一体，因此不可能消除万物的差别取得绝对的统一。老子又说“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可见老子的矛盾观是和谐的矛盾观，和谐是在矛盾的差别对立中产生的。把老子这种和谐的矛盾观，应用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之中，不难看出，社会成员之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是构成社会的自然现象。社会正是因为差异的存在才丰富多彩，才充满生机。因此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绝不能抹杀人的个性，而是要在能够被社会接受和容许的限度内，实现社会成员身心的自由发展，这样的社会才是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道教传承了道祖老子和谐的自然观、人生观、社会观，并且在长久以来的发展中对老子的和谐思想加以深化，使和谐思想渗透到道教的教义、科仪、戒律之中，构成道教的思想体系的和谐智慧。道教思想体系中的和谐智慧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有深刻的启示。首先道教“慈爱和同”的宽容和谐精神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平。和谐社会不是无差别的社会，但是和谐社会一定是和平的社会。和平的环境是实现社会和谐根本的条件之一。前面也曾提到，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现世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群体之间，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之间都存在矛盾的差异。这种矛盾差异的存在，使得当今世界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其中以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文化的冲突与宗教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明显。现在，这样的冲突已经破坏了世界和平的局面，如果冲突进一步的激化，必将阻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要怎样才能避免矛盾的激化，在冲突中寻找和谐，在维持我国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同时促进世界的和平呢？道教慈同和爱的思想为缓和各种矛盾冲突，在理论思想上提供了有益的引导。道教认为万物皆源于道，万物皆有道性。“道”以虚为体，使万物自然生化，各适其性，即是所谓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但是，尽管是世间万物是千差万别的，但因为万物皆源于道，因此其运行却和谐而有序，事物之间的差异并不导致必然的冲突。道教是慈爱的宗教，也是宽容的宗教。道教的慈爱与宽容不仅是对信众的慈爱与宽容，也是对人、对世间万物，甚至是对其它宗教信仰的慈爱与宽容。因为道作为万物之始，万物之宗，具有慈爱万物的宽容品质。所以人要效法“道”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容慈爱精神去包容万物的差异，在矛盾中寻求和谐。《度人经》中所说“齐同慈爱，异骨成亲”的境界就是道教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境界。在处理当今世界的矛盾冲突时，如果能借鉴道教这种“慈爱和同”的宽容和谐精神，以取得冲突双方的共同发展，那么一定能够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其次，道教“众善奉行”的思想促进了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道教认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从道的角度看，万物没有贵贱之分，天地之间万物缺一不可，一切生灵都有平等自由的生存权力，既然万物都没有贵贱，因此要善待万物。同时道教也认为大道普济救世的美德于人而言，表现在现世之中就是要善待万物，这是做人的根本与修道的必须。如《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道教对“众善奉行”的信仰追求，表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就是要求“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这种大力弘扬人与人之间诚信互助、和谐相处的精神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淳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双赢的过程，对人有善的付出，才有可能得到善的回应。如果人们能够把道家“众善奉行”的精神，作为与人的交往行为的向度，那么必然会对形成诚信友爱的人际关系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道教“重人贵生”的思想，能够促进了个人自我的和谐。社会是人组成的社会，个人自我的和谐促进了社会的和谐。许多宗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人世间的一切快乐都是虚假的，并且把对幸福的向往寄托于虚幻的天堂或渺茫的来世之中。而道教却是“重人贵生”的宗教，道教对世俗生活的态度是积极肯定的，洋溢着浓郁的生命意志和生活情趣。道教追求长生不老，讲究性命双修，追求超脱却不离今生。道教主张在尘世中享受生命的真趣，并且在这种享受中将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入无限的宇宙之中，得到精神境界的升华。既然道教讲求的性命双修是不离尘世的，是把世俗生活与神圣的生活高度的和谐统一。那么要在尘世中达到“贵生成仙”的目的，就要求修行人在现世生活中超脱低级趣味与物欲的奴役，顺应自然，常怀知足之心，感恩之心。如果把道教这样的修身思想应用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对促进个人自我的和谐是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的。最后，道教的戒律还昭示了人道主义的道德归旨。谈到宗教，不得不谈到的就是宗教的戒律，宗教戒律是构成宗教伦理的重要内容。道教的戒律是以五戒为核心的，“第一戒杀、第二戒盗，第三戒淫、第四戒妄语、第五戒酒，是为五戒。”围绕五戒阐发的数百条戒律都体现了道家返璞归真、顺应自然的伦理原则，积极引导人们从善去恶、自洁自律，清净不争，具有现实的意义。当今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如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歪风邪气开始滋长，这些因素不但造成了社会道德的沦丧，也影响到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道教超脱物累的戒律思想可以对社会成员心灵与道德价值的提高产生一定积极影响。综上所述，道教是追求和谐的宗教，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道长也曾说过，和谐社会是道教的人生祈愿。道教的思想中的和谐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重要内容，包含了其对和谐社会探索性的追求；同时道教思想中的和谐智慧也是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六大特征是相通相融的，并且具有创造性的转化力量，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和谐社会与道相通” ！

老子与道家　　现今讲“道”首先想到的是身穿道袍手持宝剑的道教道士形象。如果你对中国传统文化略感兴趣，你就会想到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无论道教还是道家论起理论起源都绕不开《老子》，这部又名《道德经》的经典。而这部经典的作者就是东周的“国家图书馆管理员”--老子。　　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生于公元前571年，长于孔子。孔子曾求道于老子，论语记载：“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矢曾。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汉初道家皆称”黄老“，黄帝与老子并称，共被世人推崇。魏晋玄学兴盛共推庄老，老子又与庄子站在时代的顶端。唐初帝王家以老子为祖先，老子被王室推崇备至，以入神坛。　　老子在历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其所著5000字《道德经》更是流传广泛。现代通行版本多源于魏晋时期著名玄学大家王弼所注版本。近年随着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出土，给我们展现了更古老的《道德经》版本。虽细微处略有不同，但主体内容大致相仿。谈及老子思想，王弼《老子指略》言道：”《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崇本息末就是要从本源解决问题，从根本杜绝危害的发生。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其实崇本的思想也被孔子所推崇”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由此也可见，先秦诸子虽各有所见，但很多思想还是互通有无的。老子为了”崇本“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或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再或“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等等。这种以退为进的处理方式确实从理论上可以杜绝“争”，“盗”，“心乱”，“争贤”，“轻死”等问题，但毕竟处理方式过于消极。不至天下无可救药的地步道家难得昌盛。南怀瑾先生谓道家为“药店”，正是因为道家这种崇本息末之极致的地步可以救世，可以在死地求生。东晋十六国五胡乱华之际，北方处于异族统治，民不聊生，但当时北方的世家大族没有以身殉国，而是自保以图强。外于异族周旋，内修自身，终于最后以盛唐再临华夏。抗日时期，面对强大的对手我党没有力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保全主力，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终于重创其根本，取得最后的胜利。可以说在特殊的环境下，崇本息末，有所保有所舍，是可以起到起死回生，力挽狂澜的所用的。　　限于篇幅和个人能力，只在这一点上管中窥豹。其书博大精深，若精读细读，一生未必可以致极。但仅略有所得，就可令人豁然开朗，有所顿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谈到国学，我们还有太多的道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