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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妮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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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鲁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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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论文:茶文化的“考古”和“论证” 新近出版的《茶魂之驿站》(杭州出版社,2005)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杭州有着极久远的茶文化史。代代传承,源远流长,据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早在八千年前,跨湖桥人就有饮茶的习惯。”这段话引起笔者极大的诧异,因为笔者所知有关跨湖桥遗址的报道里,并没有跨湖桥人已知饮茶的内容。正如序言所说,跨湖桥人有饮茶的习惯,是“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的,那末这和考古学界无关,应该到茶学研究者的文章里去寻找。 在《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里(2005年)终于找到答案。那是该论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题目是“根深流长的杭州茶文化之开发畅想”(以下简称《畅想》)。这篇论文很长,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许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是专就《畅想》第一部分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两节叙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在这两节里展开他的“考古”和“论证”的。 关于 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 说跨湖桥有茶,是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跨湖桥》发掘报告(2005)附录彩版四五第23。 彩版的照片是一颗炭化的植物种子,附有茶的学名Camellia sinensis 。在附录部分附录表二一(365页)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实遗存和数量统计表中,注明探方T0510 有一颗茶子,与彩版相呼应。此外,《跨湖桥》发掘报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态与经济》的“植被和气候”节,详细叙述了跨湖桥植被的演变内容,分为六部分:1,阔叶、针叶混交林阶段;2,干旱、较干旱稀疏林~草丛阶段;3,阔叶、针叶混交林发展阶段;4,沼泽植被发展阶段;5,干旱阔叶林混交林~草丛、沼泽发展阶段;6,落叶、常绿混交林~草丛发展阶段。这六节里叙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独没有提到茶(不论野生或栽培)。这不是遗漏或疏忽,是因这颗唯一的炭化种子,在制作附录彩版说明时,工作人员觉得它象茶子,临时给它一个茶的学名,因并未经专家鉴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叙述,就是说,所谓茶子只供业内人讨论鉴定,不供发表引用的。严格地说,这也是整理报告时不够慎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炭化种子的定名写作Camellia ?表明没有最后鉴定,便不致引起误会。 听说《畅想》一文的作者曽访问过文物考古所,该所同志一再告诉他这是初步鉴定,不可据为定论引用。但《畅想》的作者坚持作为茶子引用,所以这事与考古所无关,是《畅想》作者个人的见解。遗憾的是,《畅想》作者不去质疑或纠正考古所的鉴定,反而作为肯定依据,并大加发挥,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现今的茶树资源,除栽培种Camellia sinensis 外,还有C japonica,C cuspidata,C fraterna,C lucidissima,C chekiang-oleosa 等(见《浙江林业自然资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业厅编,2002)。现在仅凭一颗炭化的种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种,不是其他茶种?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炭化种子根本不是茶属种子,这类差错在其他出土种子的鉴定失误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曽误鉴定为蚕豆、花生、芝麻,后来纠正)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介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种子鉴定的失误,是单纯的鉴定水平不够,鉴定人对被鉴定物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图。而“畅想”作者显然是抱着追溯茶文化源头,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调子发挥的。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釜,里面有一块焦黑的残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号的“药”釜和“药”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页)说明这份标本曾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叶类,没有进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茎叶。但“畅想”作者根据茶、药同源的理论,认为“药”釜应即茶釜(见《中国文物报》(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都没有肯定的“药”釜,一变而成肯定的茶釜,这样的“考古”能有说服力吗?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釜,种类繁多,有大口的,小口的,平口的,圏口的,文字部分将它们归纳为9型、18亚型、28式(218页),《畅想》对这些都不过问,只认定那个破釜是“茶釜”做文章。 无独有偶,《畅想》在另一段文字中还指出“从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距今约6000年的崧泽文化中出土了最早的擂茶钵来看,吾中华饮茶是诞生及成就于杭州湾一带的。”陶釜出土了,就定性为茶釜,陶钵出土了,又定性为擂茶钵。文物考古所的研究人员研究来研究去,没有肯定的陶器用途,到了《畅想》作者手中,马上定性为茶釜和擂茶钵!多么干脆俐落 。 关于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畅想》作者说他是“通过以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考证法”才认识到:“茶是诞生于森林中的,所谓‘茶’(古越语读若zo),最初其实是指‘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含意。因此,起初不仅许多食物与草药作‘茶’,就连房屋等也称为‘茶’,如‘舍’(古音so)等,即‘茶’之遗呼。同样,‘船’在古时又称‘槎’,也是茶之遗呼。”这真是一段绝妙的语言学和文字考证结合的论证,下面单就所谓古越语茶“zo”和“杂”的妙解提出质疑(舍和船的错误类似,从略)。 先要问作者怎样知道古越语的“茶”发zo音?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还是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如是引用他人的研究,应注明研究者和文献的出处;若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为什么不说明这"zo"的音是怎么得出来的?否则,读者怎么能轻易就相信?所谓古越语当然指2500年前春秋时的吴越国人说的语言(吴语和越语相通)。古越语与中原夏语根本不同,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楚灭吴和秦灭楚越以后,秦及西汉,曾数次强迫越人大规模北迁至黄淮海一带,不愿迁徙的越人往东逃到沿海岛屿,(小部分更渡海去了日本)被称为外越;留下来的越人逃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深山密林里,被称为山越。北迁的越人最早和汉族融合,山越和外越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斗争(从略),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唐宋文献不再有山越的记载了)。 古越语汉化后,变成流行至今的吴方言。(吴方言通行于苏南、上海、浙江、江西东北、晥南和闽西北,约有 110多个县市,使用人口7000万左右。)所以古越语是已经消失的语言,谁也没有听过古越语。著名的古越女子所唱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是古汉语对古越语的翻译,《越人歌》的原音已无法听到。因壮语含有古越语的成分,故只有今天的壮族知识分子能破解《越人歌》的大部分内容。 现在的苏州话和温州话称茶为 zo ,这个“zo”音,在普通话里没有,在字典里也没有收。因此,笔者怀疑“畅想”作者所说的古越语称茶为 zo,是误以吴方言为古越语。古越语有极个别词的音,还保留在现在的日语里,那是古越人东渡日本带去的,典型的如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古越语的稻词。而现在的吴方言称稻为dao,同普通话差不多,和古越语完全是两码事。古越语保留在汉语里、用汉字标音的也不少,但都是人名和地名的发语词,如人名“勾践”、“勾吴”之勾,及地名“姑苏”、“无锡”、“芜湖”、余姚”之姑、无、芜、余等,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有音无义。同样,“ィネ”之“ィ”也是发语词,“ネ”才是稻。如果古越语称茶为“zo”,试问发语词在那里?总之,《畅想》以吴方言之"zo",冒充古越语,是张冠李戴,以假乱真,但这种“论证”对于没有历史语言常识的人,有很大的权威性和欺性。 更为好笑的是,《畅想》作者说茶“最初是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遗意”,这种文字游戏论证,只能识简化字、不识繁体字的读者。“杂”字是解放后新创的简化字,原来的繁体字作“杂”,也可作“雑”,简化字“杂”是取“雑”的左半为“杂”,仍保留雑的音和义,以前的古籍和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杂”字。作者拿1950年代新造的简化字,同几千年前的“茶”字沟通论证,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证,真是象作者自己所标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 如果作者辩解说,他文中的“杂”即指繁体字的“雑”。“雑”的本义是色彩驳杂,其右半的“隹”是静止的鸟,指它的羽毛色彩驳杂,发“杂”的音,如此而已。雑的驳杂义,如杂志、杂家、杂文、杂乱、杂交等,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唯独没有“对森林的利用”的义,这是作者的“独创。 作者在另一段中说“茶之音为古越语,则杭为越人。”所谓茶之音为古越语,已经驳正如上,接着这“杭为越人”更犯有常识性错误。“杭为越人”当然指杭州人是古越人后裔的意思。作者似乎对杭州的地理历史毫无所知。杭州的诞生与西湖密切相关, 西湖在距今约万年前还是一个海湾, 经历着不断的潮沼化和陆化,现代西湖形成的年龄,约在距今 1860--1850 年,即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233-237 页,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的前身是东汉时的钱塘县。那时的钱塘县,在现今西湖之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三面为山,一面滨湖,湖外尽是沙滩,不过是个山中的小县。杭州脱离山中小县的地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钱塘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后20 年,到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大运河的起点,地位才逐步显要起来。杭州的繁荣开始于唐,与本文无关,就不说了。“杭”与“航”同音同义,指过渡的地方,古代人是在这里渡航到南岸肖山的。2500年前的吴越国时期,吴国都在苏州,越国都在会稽(绍兴),吴越两国以钱塘江为界,在杭州一带渡航钱塘江,故杭州的吴山不称越山。现在的杭州那时还是水面下的滩涂,那儿来的“杭为越人”?作者可以辩解说,所谓杭为越人是指广义的杭州,包括今富阳、肖山、余杭在内,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上面已说过,秦灭越后,古越人经历各种斗争变故,业已完全与汉族融合,不管是狭义的或广义的杭州,称“杭为越人”都不能成立。即令杭为越人可以成立,那末,“苏为越人”、“绍为越人”、“姚为越人”、“宁为越人”…都可成立,“杭为越人”并没有专利权。 由于“畅想”一文的论证特点是东拉西扯,譬如说什么“从茶诞生于森林来说,杭州自古流传着龙井茶祖与十八颗茶祖树传说,是茶祖崇拜的信仰解释部分…实即茶图腾原始宗教《圣经》遗存。…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杭州的确曽有原始的茶图腾崇拜存在,…从茶图腾、原始茶到最早的茶与茶釜、擂茶钵与擂茶等,杭州已经卓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看了这些奇谈怪论,从心所欲的“考古”和“论证”,笔者实在不想、也没有能力跟着它一一质疑,只好到此为止。 《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是今年出版的新书,笔者有幸先睹。现代的信息流通很快,相信这书将传遍全国,并向韩国、日本和港、台、澳等地流传,读者面越广泛,反映也将越多。笔者担心,不知道广大的读者、尤其是茶学界、文史学界的专家如果看过《畅想》这篇宏文有何感想?不过《畅想》作者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已经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作了自我肯定,说:“1990年提出了饮茶文化创始于中国古越人,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新论,引起史学界与茶学界的极大重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一个颠复性的论点。…是依据大量资料跨学科研究探寻所得出的扎实结论。”接着说:“这一结论由于其正确而渐渐被更多资料所证实,并还释疑了不少古老的茶文化谜团,因而已为许多研究者所信服与认同,称之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因此深刻地影响了茶学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在如此辉煌突出的宏文面前,笔者竟然敢冒大不违,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和反驳,自觉有些忐忑不安。不过“万马齐喑究可哀”,学术研究应该通过不断争鸣才能健康发展;何况当前的学术研究,无庸讳言,浮夸不实,哗众取宠的作风,已经到了各类学科都无例外的热闹地步,应该质疑和驳正的又岂只《畅想》一篇!任重道远,笔者老朽,只能寄希望于新一代学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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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虹星607

李昌宪,男,江苏南京人,1947年10月生。1985年以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职,现为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学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宋代安抚使考》齐鲁书社97年出版,《司马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98年出版,这两部著作均为教育部科研项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为中国自然科研基金项目。正在研究之中的《金代政区研究》,为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曾应台湾中央研究院及台湾大学、韩国宋辽金元史学会及外国语大学邀请赴台湾、韩国参加学术会议。另外,在《中国史研究》、中华书局《文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五代削藩制置初探》、《宋代文官帖职制度》、《文献通考·选举考史源试探》、《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宋代将兵驻地考述》、《也谈北宋转运司的治所》、《宋代安抚使制度研究》、《宋代四川帅司路考述》、《宋朝路制研究》、《宋代西北地区的羁縻部族制》、《西夏地方行政体制刍议》、《西夏疆域与政区考述》、《宋代疆域述论》、《试论伪齐国的疆域与政区》、《金初原辽地的路制与路级政区试探》等论文。 研究方向为宋史,侧重于宋代政治制度史、宋代行政区划史的研究,寻本溯源,旁及唐、五代史等领域。近年来转向西夏、金史。在治学方法上,推崇朴学的治学传统,尤重视官制、历史地理和史源学研究与运用。 本科:中国古代史硕士:唐宋史料史源学、宋史专题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合)博士:唐宋史要籍研读、唐宋史专题研究、中国古代史通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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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大王

饮茶的习惯最早起源于中国,如今饮茶更成为世界性的风尚。茶,作为世界三大健康饮品之一,足迹遍布了整个世界。而各个地区的饮茶习俗、文化又有着争奇斗艳的特色。不同的茶俗,反映了不同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价值理念和文化取向。 茶诗入禅 作者:赵朴初 东赢玉露甘清香,椤伽紫茸南方良。 茶经昔读今茶史,欲唤无涯认故乡。 (说明:日本宁治产玉露茶甚佳,斯里兰卡(古称椤伽)产红茶有名于世。这首诗从赞颂日本名茶宇制玉露茶,斯里兰卡(椤伽)紫茸茶入手,占出了中国茶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欲唤天涯认故乡”。)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中国茶业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 中国茶业,最初兴于巴蜀,其后向东部和南部逐次传播开来,以致遍及全国。到了唐代,又传至日本和朝鲜,16世纪后被西方引进。中国茶叶、茶树、饮茶风俗及制茶技术,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开展而传向全世界的。最早传入日本、朝鲜,其后由南方海路传至印尼、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16世纪至欧洲各国并进而传到美洲大陆,又由北方传入波斯、俄国。 西方各国语言种“茶”一词,大多源于当时海上贸易港口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中“茶”的读音。可以说,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茶的知识,茶的栽培加工技术,世界各国的茶叶,直接或间接,与我国茶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说:“茶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茶以人兴,人伴茶名。现在五大洲有50多个国家种茶,有120个国家从中国进口茶叶,全世界50多亿人口中大多数人喜欢饮茶,茶和茶文化覆盖了全球。 中国茶文化的四个层次: 物态文化 人们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即有关茶叶的栽培、制造、加工、保存、化学成份及疗效研究……等等,也包括品茶时所使用的茶叶、水、茶具以及桌椅、茶室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和建筑物。 制度文化 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如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管理措施,称之为“茶政”,包括纳贡、税收、专卖、内销、外贸……等等。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巴蜀地区的“茶、蜜、灵龟……皆纳贡。”至唐以后贡茶的份额越来越大,名目繁多。从唐代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对茶叶征收赋税:“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旧唐书?食货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开始实行榷茶制,即实行茶叶专卖制(《旧唐书文宗本纪》)宋代蔡京立茶引制,商人领引时交税,然后才能到指定地点取茶。自宋至清,为了控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茶叶供应,设茶马司,实行茶马贸易,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对汉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也严加限制,多方盘剥。 行为文化 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通是以茶礼、茶俗以及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如宋代诗人杜来“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名句,说明客来敬茶是我国的传统礼节;千里寄茶表示对亲人的怀念;民间旧时行聘以茶为礼,称“茶礼”,送“茶礼”叫“下茶”,古时谚语曰“一女不吃两家茶”,即女家受了“茶礼”便不再接受别家聘礼;还有以茶敬佛,以茶祭祀等等。至于各地、各民族的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饮茶习俗更是异彩纷呈,各种饮茶方法和茶艺程式也如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心态文化 人们在应用茶叶的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如人们在品饮茶汤时所追求的审美情趣,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的意境和韵味,以及由此生发的丰富联想;反映茶叶生产、茶区生活、饮茶情趣的文艺作品;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所谓茶德、茶道等等。这是茶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茶文化的核心部分。 因此,广义的茶文化应该由上述四个层次组成。但是第一层次(物态文化)中早已形成一门完整、系统的科学——茶叶科学,简称茶学。第二层次(制度文化)属于经济史学科研究范畴,而且也是成绩显著,硕果累累。所以作为新兴的学科,茶文化学应该将研究重点放在过去比较薄弱的第三、第四两个层次,也就是狭义的茶文化。 如此看来,我们要研究的狭义茶文化是属于平常所谓的“精神文明”范畴,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离“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结合在一起的。不管是茶道也好,茶艺也好,茶礼也好,茶俗也好,都是在茶叶应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离开,也就不存在什么茶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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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剂先生

中国茶文化历史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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