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变更的论文

迄今为止，中国尚没有法律明文规定情势变更原则，现阶段只存在法官依据近似法条自觉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实现 个案正义的情况。（一）立法层面，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合同法》，都只对诚实信用原则作了规定。如前所述，《合同法》草案曾设有情势变更条款，然未在正式文本中出现。有学者认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已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中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当然应赋予该条款在国内的效力。实际上，该观点混淆了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两个不同的概念。《公约》第79条第一部分规定：“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不负责任，如果他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种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面对于这种障碍，没有理由预期他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果。”显然，这是指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障碍导致了合同履行不能。而情势变更原则的要件之一是合同履行艰难，并不要求情势的变更导致合同履行不能，只是如果继续履行将会对当事人一方显失公平。二者虽然“外因”均是无法预见不能控制的事由，但是导致履行艰难的是情势变更，导致履行不能的则是不可抗力。故《公约》第79条的规定实际上是不可抗力违约免责制度，而非情势变更原则。虽然法律未明文规定情势变更原则，但并不排除该原则在个别条款中的具体适用。《合同法》第68条、第69条，《民法通则》第115条，分别从各自的法律调整领域体现了情势变更原则的精神。《合同法》第 68条（一）至（三）项都是从当事人角度罗列的情况变化，均属“商业风险”，是双方在缔约时就应该预见的；第（四）项则囊括了前列以外的其他一切可能性，当然包括非因当事人过错的客观情况变化，即情势变更。第69条规定了当事人的附随义务（通知义务、举证义务等）。在早期论述合同法的著作中，就已有学者将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归入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律体系中，或者明确指出二者的关系，“设立不安抗辩权的目的在于，预防因情势变更致遭受损害”可见，第68条、第69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确是诚实信用原则“利益均衡”核心思想的具体运用。《民法通则》第115条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的权利。”该条适用于一切因合同变更、解除，而产生的要求损害赔偿的情况，也应包括情势变更导致的合同变更或解除。从而因情势变更而遭受不利益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事后补偿。（二）司法层面，情势变更原则得到了积极的承认和适用。法院已在个案中适用该原则，且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已对此表示了肯定的立场。主要表现为：（1）“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案”及相应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2）27号文。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通过对情势变更原则适用要件之一的 “显失公平”概念具体化，在中国民法中首次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同时也是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首次运用。（2）“1992年长春对外贸易公司诉长春市朝阳房地产开发公司案”的解决。但作为两案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法律依据的《经济合同法》已随着《合同法》的出台而失效了，并且该法律规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情势变更原则。法院内部工作文件明文规定了该原则的适用标准。主要表现为：（1）最高人民法院1986年4月14日《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第7条有此规定。（2）1993年《中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谈纪要》（1993年5月6日法发[1993]8号文）指出：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以致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情势变更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法律领域对于情势变更原则态度最明确的一次陈述。（3）2009年5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明确了法学界长期呼吁引入的“情势变更”条款。但是所有这些对于实践的总结和归纳只能对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发挥指导作用，而没有法律效力。“法律不足”使得情势变更原则在中国无法名正言顺地发挥其“利益均衡”的调节作用，这使得立法的滞后与经济生活中情势变更不断产生的矛盾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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